中国文坛两个重要的日子：1985年3月4日，丁玲逝世。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
两个生命消失了。快乐和痛苦，友谊和矛盾，等等，一切都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化为云烟。
他们去世时，似乎都有一种超然于尘世的淡泊。接近他们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或强调逝世前的遗言、或强调葬礼的朴素无华，借此来渲染这种希望摆脱人世间烦恼的境界。
陈漱渝写到丁玲逝世前近乎于佛家的心态：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弥留之际写下的最后一行字却是：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直到神志不清时，她还清晰地一字一顿地对秘书说：“我早成佛了。”（《干涸的清泉》）张兆和这样说到逝世后的沈从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转引自巴金《怀念从文》）特地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沈从文葬礼的李小林，向父亲巴金描述了葬礼的场面。
巴金用他朴质无华的语言记述下来：她告诉我她从未参加过这样感动人的告别仪式。她说没有达官贵人，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子里播放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老人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周围几篮鲜花，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跟前，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边。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醒他。人们就这样安静地跟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小林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她只感觉到庄严和真诚。我说正是这样，他走得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从容地消失在鲜花和绿树丛中。（《怀念从文》）80多年的人生旅途，多少奋斗的艰辛和喜悦，多少珍贵的记忆和遗产，多少生命的磨难和无谓浪费。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之际，荣耀、屈辱，等等一切，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经历了太多的喧闹、波折，他们同许多老人一样，都需要在静谧之中告别这个世界。
他们去了。然而，因他们而开始的一切没有结束，他们之间的恩怨沧桑，留给后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陈漱渝谈到人们议论“沈、丁公案”的事情时，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幸而在莽莽红尘中的好事的人们却无法像已故者那样超然。由于立场、观点、情感的差异以及种种复杂错综的社会关系，他们不仅对于活人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而且对于判断死者生前的恩怨也有着不疲倦的兴趣。（《干涸的清泉》）生活就是这样无情。名人的灵魂，永远不能摆脱尘世间的骚扰。他们编织了一个个人生故事，后人们就会根据各种情形或各种需要，以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来一遍遍地叙述。如果，这些故事充满着谜，那么，人们就会试图一层层揭开谜底，哪怕永远也不会有谜底。
对于期望获得灵魂宁静的丁玲、沈从文，这是幸还是不幸？假如说他们生前真想达到一种超然，但又何必不在晚年保持对往事的宽容大度，特别是丁玲，又何必在沉寂20年后对一个并非敌手的昔日朋友大加贬斥？
他们超然与否，业已形成的一切，都不能不使后人将好奇但又并非无聊的目光注视他们的往事。人们谈论它，不仅仅着眼于名人的私生活的趣味，而是希望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他们。
其实，希望超然者，未必真能超然；希望宁静者，也未必真能获得宁静。
沈从文与丁玲晚年的矛盾波折，便在沈从文逝世之后不久开始为人们所提及，并且逐渐成为文坛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热点。随着各类文章的发表，沈、丁晚年之争的缘由，他们各自指责对方的详情，陆续公之于世。
1988年10月，凌宇的《沈从文传》出版，他第一次以较大篇幅集中叙述了沈丁的恩怨。根据自己的研究，他认为丁玲对沈从文的贬斥有很多偏颇。
1989年1月，徐迟在武汉《长江文艺》第一期上，公开了沈从文1980年写给他的信，使人们第一次得知沈从文对丁玲文章的态度。这封信很快经《新华文摘》转发，流传更广。
同年2月，邵燕祥在北京《散文世界》第二期上发表纪念沈从文的文章，其中也谈到有关丁玲文章的事情。他作为受过沈从文教诲的学生，将自己因为与发表这篇文章有关而感到的惭愧之情公开表露出来。
同年8月，《散文世界》第八期发表沈从文1982年1月致周健强的信，同时，周健强专门发表长文《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周健强为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将沈从文当年对她所讲述的与丁玲有关内容详细记录下来。
1990年4月21日，《文艺报》发表周良沛的文章《也谈所谓丁、沈“文坛公案”——与周健强先生商榷》，对周健强予以批评。同年10月，《人物》第五期发表陈漱渝的《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文中引用了丁玲在《记丁玲》上所作的一些批语。另外，在春天上海举行的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座谈会上，陈漱渝也曾在发言中谈到同一问题。
同年，李辉分别发表《与巴金谈沈从文》（《随笔》1990年第五期）、《湘西原本多侠气——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与〈记丁玲〉》），则是取与陈漱渝等人不同的见解。
一个个“好事者”，不管情愿与否，相继闯入了文坛的纠纷。主人公业已作古，他们的故事却依然在研究者的笔下，在知情人的记忆中继续发展。
这是不会终结的恩怨沧桑。现在和未来的人们，如果他怀着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再度将历史演绎，不管会有多少疑团或者因找不出结论而感到困惑。
人们无法作出定论，因为两个主人公在很多问题上的见解截然相反，对往事的回忆也常常各持一端。观点不同的“好事者”，也许因此而要无休止地争辩下去。
对丁玲为什么痛骂自己，沈从文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丁玲“举得不够高”，二是他写出了丁玲所不喜欢的事情，即描写了她与冯达的同居。他在给徐迟的信中说：……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其实我当时既明白内中还有个“立三路线”复杂而秘密的问题，是某些人最担心到的问题，我还记得人十分亲切的提及立三立三，而后来却成为最大忌讳。这也是近几年才懂得点滴的。至于举得“不够高”事实上看来，我倒是把她举得过高，而由后来发展看，“降下”的却不应由我负责了，只宜由她本人行为负责。
陈漱渝则根据他认真阅读丁玲在书上所作的批语，认为丁玲对《记丁玲》的不满主要有四点原因：一，书中把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出于单纯的肉欲，并用隐晦的笔触在丁玲的私生活上蒙上了一层桃色。比如说丁玲渴求的是“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受“肉体与情魔”一类影片影响，神往于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然而胡也频却相貌平常，苦学生模样，“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书中还虚构史实，说丁玲、王剑虹曾跟瞿秋白兄弟及施存统五人同住过一阵。这些描写使丁玲的人格蒙受了极大侮辱，名誉受到了长期伤害。
二，书中把胡也频写成是既无文学才能又无革命理智的人，“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事实上，胡也频早在跟丁玲结合之前就已经发表作品了，但书中却说胡也频的小说发表前常需丁玲修正，“必署丁玲的名，方能卖出”。对于胡也频的转变，沈从文认为“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是受了革命宣传的欺骗与迷惑。对烈士的这种歪曲，丁玲在感情上当然无法接受。
三，书中对左联及整个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否定、攻击和嘲笑。说什么左翼文学已经“过时”，是“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甚至说成立左联反映的是“一二文人负隅固守的梦想，所谓左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情形中，毫无乐观希望可言”。丁玲对沈从文的这种态度最为反感，觉得这些文字除了表现出沈从文“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侩心理而外，没有别的”。
四，丁玲在眉批中指出多处失实，如把她父亲写成随意赠人马匹的傻子，把不爱说话的胡也频写成最喜欢在别人说话时插话，把外文程度根本达不到翻译要求的她跟胡也频写成准备着手翻译《茶花女》、《人心》和《父与子》，把鄙薄邵洵美的丁玲写成从邵先生那里借了一笔钱。书中援引胡也频从狱中写给沈从文的短简丁玲也认为是编造的，因为从内容到落款都有漏洞。（《关于左联的联想》）四条原因，究竟哪方面最为重要？究竟哪些文字刺痛丁玲的心，促使她写出贬斥沈从文的文章？是政治方面，还是个人恩怨方面？
沈从文批评左联和他对胡也频参加社会活动的态度，丁玲当年就完全清楚，不会是在几十年后才从书中得知。另外，在20多年的生活中，她蒙受冤屈，人们对她政治方面的指责、鞭挞的文章难以统计。劫后新生，完全可以对历史作深刻的反思，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50年代抛在她身上的各种论调。然而，她刚刚平反，第一篇批评性文章却是指向了沈从文——一个沉默多年的文人，一个旧时的朋友。难怪沈从文会感到气愤。
周良沛这样解释丁玲如此做的原因：她晚年，是把自己的政治节操放在一切之上的，这和她的倾向、信仰，以至于时代造就她很政治化的一面有关，也确实是对这几十年间有人老想从政治下手，把她置于死地，又为中央给她平反设置障碍的最敏感、最直接的情绪反映。于是，在她看到《记丁玲》中对她的理想、信仰和对左翼、普罗文学的诸多类似以上的那种评论时，其情绪，也就跟当时（知道）有人还从台报港刊上搜集她软禁南京时的材料作枪炮一样。（《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说明症结所在。如果是为了洗刷政治污水，那就没有必要从《记丁玲》着手。从丁玲对沈从文的批评来看，沈从文的问题在于以市侩目光看待她和胡也频所热爱的左翼文艺事业。这就是说，沈从文真实描写了他们的革命工作，只是所持观点她不能赞同。除此之外，沈从文并没有写能够构成她的政治“罪名”的任何事情，相反，从丁玲所需要的角度，沈从文的不解和异议，恰恰可以增添她的光辉，成为反驳他人的重要历史资料。
那么，丁玲从政治方面批评沈从文，只能有另外的解释：她批评沈从文对左翼文艺的政治态度，是要向世人证明她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她始终站在革命事业一边。这样，那些年对她的诬陷就不攻自破。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置信的原因，尽管只是推测。
第三部分第27节 说不尽的恩怨沧桑
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了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