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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读《记丁玲》时对这些内容的反感，绝对更甚于其他方面。
严文井回忆，1980年他看到丁玲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去看丁玲，就对她说：“人家那么可怜，你何必再捎上一笔呢？”丁玲听后马上激动地说：“你可不知道，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1990年4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仔细读《记丁玲》，书中并没有写三人“同居共眠”的文字。早在30年代沈从文写《记胡也频》之前，文坛就有这样的传言，沈从文本人当时就斥之为谣言。丁玲对这样的说法深恶痛绝，并将罪责归于沈从文，显然是潜在心理的作用。
沈从文谈到他们三个人的生活时，历来采取“同住”的说法。
在写《记胡也频》时，沈从文就这样写过：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
丁玲说她是第一次看到《记丁玲》，但《记胡也频》发表于1931年，她是早已看过，她当时并没有就“同住”的说法提出异议。所以，凌宇这样说：“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的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80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1931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50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在对严文井说“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时，丁玲对沈从文一定有着深深的误解。这误解如今永远只能是误解了。
丁玲对《记丁玲》的另外一个不满，是认为书中“全是谎言”。这显然是激愤之辞。沈从文当年创作这部作品时，说过它有时像小说，但“所记则多可征信”。
晚年他仍然认为是真实可信的。
如今，将书中叙述的一切一一加以证实，显然不可能了。就是对丁玲在该书上所做的批语一一作一论证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沈从文和丁玲对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各持一端，后人又该确信谁是谁非？
譬如，沈从文写到胡也频“最喜欢在人说话中间说话”，丁玲则说胡也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在别人说话时，他常保持沉默”。
沈从文说当年写作《记胡也频》之前，曾写信征求过丁玲的意见，而且还引用了丁玲的回信内容。可是丁玲晚年则说“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沈从文说这本书连载之后交出版社出版是丁玲在上海一手经办的（沈当时在北京），丁玲则明确说“我未经手！”（以上均转引自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一个个针锋相对的说法，只会困扰业已出现的和仍将出现的“好事者”。
但是，有些史料却会使人们觉得丁玲的指责难以令人信服。譬如她对沈从文对她父亲的描写的批评。沈从文关于丁的父亲有这样大段的描写：她的爸爸是个很有公子风度的人物，性格极好，洒脱大方，辛亥以前曾一度留学日本，按照当时风气，所学的自然是政治经济。回国后却似乎因为眼见到革命一来，由平民成为伟人的虽然不少，但由伟人地位而被别人把头割下的也很多很多。世乱方亟，不如坐以待时，这留学生因此就在安福家乡住下，并不作事。这人生平极其爱马，且极喜欢健壮的骏马，但驾驭辔纵之术并非所长，故把马买来时，就只为新的马匹，配上精美的鞍辔，派遣一个年轻的马夫，在前牵着，向城外官道上走去，自己则短装紧裹，手里拿了一条柔皮马鞭，在后边远远跟随，他的行为只在娱乐，行为中就有可爱的天真。把马牵到城外时，见有什么陌生人对于马匹加了些称赞的，他就同这个人来谈话，若这个人对于辔纵驰逐尚有些知识，他就请人上马试试。有时谈得十分投机，且见这个人对于这马匹十分称赏，他便提议把这马贬价出让。有时那骑马人决无能力购置一匹良驹，他便强迫把自己马匹赠给这个陌生的路人，以为事情皆极平常，毫不稀奇。
丁玲认为这些描写是夸大的、虚假的。她的批语是：夸大了，哪里有这样傻人。我父亲固然有些公子气，大方洒脱，但他的家境也不是随便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马匹的。（转引自陈漱渝《干涸的清泉》）沈从文是否任意虚构呢？
由袁良骏编写、丁玲、陈明审定的《丁玲生平年表》中，是这样概括介绍丁玲父亲的：“父名蒋浴岚，……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世家子弟，曾行医散药，造福乡里。”
沈从文的描写，显然与“挥金如土”相吻合。
姚蓬子也写过丁玲的父亲，同样是突出其洒脱挥霍的特点。他写到：在灯底下，她常常和我讲到她的家庭里的故事。她讲到父亲怎样爱讲究，爱漂亮，每天辫子梳得光光的，辫线自然也是最时兴的货色了。他的性格是最洒脱的，喜欢挥霍，不会管理家务，对于金钱从来不曾有过盘算和计较。有一次，他在外边看到别人骑着马儿过去，很羡慕他姿态，觉得非常的好看。于是出了重金，差人上外地去买回许多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子的绣花马鞍。时候正在春天，遍野都绿着嫩草。他邀请了许多邻居，各骑上马背，放到一片大草坪上去。但自己又是不会骑马的。只好背着一条光滑的长辫，站在草坪边，眼看白马的蹄子在绿草上奔驰着，心里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我们的朋友丁玲》）姚蓬子的文章写于1933年底，与沈从文写《记丁玲女士》几乎同时。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青岛，而且又是政见、文艺观点不同的人，不可能相互商量写作。
但他们的文字，除细节外，其情调，其情节，却出奇地相似。他们都曾是丁玲的朋友，各自的故事来源显然出自丁玲本人。
丁玲读沈从文的作品时，距他的写作时间、距他们交往的时间已经遥远，恐怕她很难断定自己早年对沈从文、对姚蓬子没有讲述过类似的故事。姚蓬子便说过“丁玲是很会讲故事的”。更何况沈从文的描述符合她晚年对父亲所下的定语。
无法理清一切纠葛，无法将历史还其本来面目。纵然沈从文、丁玲都在世，他们也难以做到。
河水每天都在流动，时间每时都不同于从前，阳光每天都闪烁不同的光芒。对于往事，即使每个人的记忆是准确的，也会因为情景的变幻，意识的变迁，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生活就是这样，因其复杂才显得多姿多彩。人，也因其复杂，才引发出无尽的话题。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采。
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在北京，相识在他们开创未来文学生活的起端，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
他们的人生是一部大的交响乐，相互的恩怨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乐章，哪怕它最后发出不和谐的音。惟其不和谐，更显其重要。惟其重要，才诱惑人们去聆听，去欣赏，于欣赏之中，更深切地了解他们，感悟各自的性格。
他们的恩怨已成过去，但他们的恩怨沧桑却是他们写出的另一本作品，它属于未来。人们会像阅读他们其他的作品一样，时时翻开它，寻觅旧的痕迹，作出新的解释，获得新的领悟。
说不尽的沈从文，说不尽的丁玲，说不尽的恩怨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