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对生活，对人生，乃至对时势所要表达的看法。
这部小说全赖精湛的语言艺术再现生活的面貌，创造艺术形象。它通过
人物简练的对话，切实而准确地从外表到内心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写矢木
失去理智，在儿女面前暴露波子的耻辱，引起家中四人的正面冲突，也是全
靠人物语言把故事推向了高潮。
小说《舞姬》就是通过夫妻子女之间的这种对待婚姻、爱情与生活的两
种不同思想的斗争，表现了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妇女对人生道路的积
极探索。作者虽然对于酿成这个个人悲剧和家庭悲剧的原因，没有作出明确
的回答，但他通过高男的嘴，道出了“这是时代的不安造成的”，这一句简
单的话语，反映了战后的日本不仅在这个家庭，而且在整个社会都存在着封
建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隐藏着逐渐分崩离析的影子。作家最后写了高男
无论对家庭还是对国家都没有理想，失木终于决定让他出国去夏威夷，矢木
自己也准备到美国去，这明显地预示着这个家庭的崩溃，以及旧的传统观念
的破灭。正如高男所说的：“在行将下沉的船上，都是各自挣扎的”。可以
说，小说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支离破碎的一个横断面。
如果说，川端康成战后所写的《重逢》、《水月》、《竹叶舟》等作品
多少有些时代色彩的话，那么《舞姬》可以说激起了更多的时代浪花。这部
作品显示了作家的明显的反战倾向。尽管作家不一定那么清楚地认识到日本
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本质，而且他本人也曾被卷进激烈的战争漩涡
中，但在那战争岁月里，他对于这场战争基本上是持消极抵制的态度的，他
或多或少地体验到了这场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在小说里就通过几
个主要人物之口不时流露出反战的情绪。他所写的矢木，作为和平主义者，
不满天皇专制统治下的思想禁锢，深感“神”这个词曾经使自己遭受过痛苦
和创伤，伴随而来的就是自己的内疚和自省。品子也愤然地说：那时候“大
家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自由！”波子只要听到别人谈起战争，就厉声说道：
“不要再谈战争的事了！”“战争期间，人们都被遗弃了！”作家还用轻描
的手法反映了战后人们的生活贫困、残废军人沿街行乞、大学当局拒绝在校
园内建立阵亡学生纪念像等，战后日本社会的这派疲惫、凄凉的景象，加深
了作品的反战色彩。
总括来说，《舞姬》的主题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的。但是川端没
有真正把握这种有意义的题材，从而未能进一步深入挖掘它的深刻意义。所
以他塑造的波子的性格是柔弱的，对旧传统、旧礼教的叛逆是无力的。他一
方面描写波子这个在封建束缚下的妇女的不幸，另一方面又表现这个人物的
自身的软弱，她哀叹多于反叛，感伤多于抗争，更没有为她指出一条正确的
道路。波子虽然执着于舞蹈事业，但又没有把自己的艺术力量升华到一个新
的高度。品子虽然还有一点反叛精神，但也只是一个初步的觉醒者，在矛盾
冲突面前，她常常陷入苦恼，束手无策；她在舞台上虽然表现得坚强，但也
尚未成为主角，只是一个“未来的舞姬”。波子在自己的学生友子离她而去
后，在事业上的寄托也近乎落空了。她只好束缚在对个人境遇的悲叹和感情
的悲伤之中，从虚无飘渺的幻梦里去寻找安慰。在这里，作者有意无意地回
避时代激流与社会矛盾，最后导致了“入佛界易，进魔界难”的遁世思想。
这说明作家没有更好地反映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舞姬》作为悲剧而
使人最关心的，是波子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恋爱遭受的失败和事业上的挫折，
以及给读者留下一个思考的问题：波子“难道就是被无可抗拒的日本旧习缚
住的女性的象征吗？”
第十一章
《名人》
——独放异彩的报告小说
一 从报导到报告小说
《名人》的故事是有真实的故事作依据的，其主人公是本因坊秀哉名人。
秀哉名人在1938 年6 月26 日起举行告别赛，轰动了日本棋坛。川端康成欣
然应《东京日日新闻》的邀请，作为特约记者负责采访。秀哉名人的告别赛
是同木谷实七段对局，从6 月26 日开始， 12 月4 日结束，历时达半年之
久，中途秀哉名人因病休战三个月，断断续续下了十四回，几移对局场地。
川端康成自始至终寸步不离棋盘旁。只是有时他无法忍受对局场地上因名人
生病而笼罩着沉重的气氛，才暂时离开。他的这次观战不是出于好奇心，而
是出于热情的冲动。在双方棋手的酣战中，他不仅全神贯注瞬息万变的棋局，
而且细心观察对弈棋手的风采、表情、动作、语言。也就是说，他舍弃自我，
专心观察名人像异常精密的艺术机械在运动似的内心波动和起伏，发现他下
在棋盘上的棋子就像生命的诞生和延续，显示出不可思议的美。这种观察不
是停留在视觉的表面层次，而且是用心来观察，用心灵来感应，表现出一种
对艺技之道的感动。他还作了详尽的笔记。告别赛对弈快一个月之后，即7
月24 日，川端开始撰写《本因坊名人告别赛观战记》，在《东京日日新闻》
和《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凡六十四回。这篇观战记刊出以后，引起了读
者的强烈反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日本棋院为此授予他初段的棋位称号。
但它作为一篇新闻报道，主要是记录了棋局的进展，没有把对局的纠纷和棋
手的心理流程写出来。连载完毕，川端还不时回味这次告别赛的情形，思索
棋手的心态变化，规划着将观战记写成小说，变成“自己的东西”①。
川端康成自小爱好围棋，对有关围棋的新闻报道极感兴趣。他成为作家
之后，时常受报社之托，撰写棋赛报导，有些赛事还由秀哉名人担任解说，
便与秀哉相识。但他与秀哉的交往并不多。有时候，棋局间歇期间，秀哉偶
尔来到旅馆川端的房间，邀请川端下将棋。直至告别赛之后，秀哉名人辞世
前两天，还与夫人带来几盒红豆包，兴致勃勃地来到旅馆房间拜访川端，并
马上拿出棋盘来，照例邀川端下将棋。这一天川端提不起劲来，但碍于情分，
不得已只好充当对手。名人让他两子，他还是不堪一击。这次川端与秀哉名
人下了两局将棋。这是名人下的最后两盘棋。名人故去，他为名人拍摄遗容，
尽力将名人在棋盘前落座时那种全靠自己的地位、修养和艺术力量赋予的高
大形象保留下来。但他又担心不知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嘱咐妻子去
照相馆取回这些照片时，让妻子自己决不要看这些照片，也不要让别人看。
因为他担心自己是拍照外行，如果把名人的遗容拍得很丑陋或很凄怆，再让
别人看见后张扬出去，会有损名人的威望。他还下一决心，如果拍得不好，
连名人的遗孀和弟子们也不让看，把它付诸一炬算了。当妻子将名人遗容像
交给他时，他从封套里取出来一看，不由得“啊”地喊了一声，他完全被遗
容像那充满了死的安详气氛、仁慈的风采和露出的深深哀愁所吸引住。川端
对这一成功的珍贵艺术品是非常满意的。
① 《独影自命》，《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509 页。
所以川端说，他写了秀哉名人最后的告别赛的观战记，和名人下了最后
两盘将棋，而且名人故去后，他又为名人拍了最后的遗容，便觉得这三个“最
后”深深打动了自己的心，并把这三个“最后”看作是自己与秀哉名人奇异
的因缘。
这次观战，川端除了写《本因坊名人告别赛观战记》、《吴清源谈棋》
之外，还写了《观战记——本因坊名人？吴四段对局》、《观战记——木谷？吴
三次大棋战》、《观吴？本因坊十四棋第一局》等棋赛的报道和评棋文章。
在秀哉名人1940 年1 月18 日猝然长逝后半年，他又写了《本因坊秀哉名人》。
这些写作，都为创作中篇报告小说《名人》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丰富的经验。
从写《本因坊名人告别赛观战记》算起，川端经过四年的酝酿后，从1942
年到1948 年先后写了《本因坊秀哉名人》、《秀哉名人》、《夕阳》、《花》、
《未亡人》等短篇，分别发表在《八云》、《日本评论》、《世界文化》和
《改造》等杂志上。这次试图改写成小说，并未成功。但他没有放弃这个题
材，仍然不断地执着探讨，总结失败经验教训。他感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
秀哉名人了解极为肤浅。由于他和名人都不善言辞，有时采访中途相对无言，
常常由名人夫人季代子引出话题，然后再由名人慢慢地继讲下去。他慨叹难
得认识名人，却未能和他深入交往，未能进行心灵对心灵的交流，这是自己
的无能，后悔不迭。所以他亡羊补牢，一方面广泛地采访与秀哉交情甚笃的
友人，将他们的谈话汇集起来；另一方面，秀哉未亡人季代子恰巧迁居镰仓
长谷川端宅邸附近，他与季代子的来往多起来了，他就听到季代子讲述了许
多鲜为人知的秀哉名人的故事。可惜时隔不久，季代子也因病故去。川端还
有些一直想向季代子了解的有关名人的情况，随着季代子的死去而永久地失
去了。尽管如此，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对川端来说，了解到秀哉名人的生
动故事，更加加深了对秀哉名人的理解。此外，他还请当时旅日的中国七段
棋手吴清源谈棋，讲心灵学，有时畅谈到夜深人静，深受围棋的艺术感染。
但他将秀哉名人与吴清源作比较研究，觉得他们两人的时代不同，吴清源是
生活在棋界盛时，而秀哉名人则生活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棋业创始时代，
备尝了修业的艰苦，可能以个人体现全体历史。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秀
哉名人作为明治以来的创业者，确实可敬、可爱、可羡，但又使人觉得可怜，
使人感到由衷的悲哀，从而进一步领会到名人具有一种艺术巅峰者的高尚品
格和儒雅的风韵。
时隔三年，于1951 年8 月至1955 年5 月，川端改写成《名人》、《名
人的生涯》、《名人的素养》、《名人的余韵》等相对独立的短篇，分别刊
登在《新潮》和《世界》杂志上。 1964 年又重新修改，始以《名人》的篇
名，连同《吴清源谈棋》，由文艺春秋社结集出版单行本。作家为了完成这
篇小说倾注了不少心血，作了多次改写或修改，最终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川端康成的主要作品，都是用同一素材，分若干独立短篇先行发表，再
经过长年累月的反复提炼、加工、修改而成，最初都不是作为统一的作品发
表的。他的《伊豆的舞女》化费了八年，《雪国》化费了十四年，而《名人》
更长，从酝酿到完成整整化了了十六年的功夫，最后才写成定稿本。在川端
康成的作品群中，《名人》同《雪国》珠联璧合，也是川端自鸣得意的佳作。
他说：“我对这篇小说感到满意。作为我来说，这是一篇没有先例的作品。
作为文坛来说，也是如此”①。在答美国记者贝纳德？克里希尔提问时，他不
加思索地说：“我自己所有的著作中，我最喜欢的，应当可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