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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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 第1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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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土壤、水、空气和阳光一样,生命也就完结了。我深深地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同胞,爱我的党,爱奋斗,爱生活。我的这种情感,也深深打动了我的家人、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同志。他们因此特别爱我、关心我、照顾我、帮助我、激励我。我深切地感到这种爱和关切之纯、之真、之力。因而,成为我智慧取之不尽的源泉,奋进用之不绝的动力。我通过历史的熔炼,于挣扎、拼搏之中再生,深深领悟“人生”的涵义,其鲜美、可贵之处,就是“情感”二字。
  人间真情永在,我有那么多不离不弃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焕发友谊之光。在我逆境期间——这并不确切,因为它仍然在进行——特别是我蹲牛棚的日子里,对于人们的一丝微笑、一次颔首、一个手势、一声呼唤,都使我动心、动情、动意,更不待说进一步的理解、体贴、关怀和呵护。那是大洋彼岸光芒四射的灯塔,拂晓前的雄鸡之鸣,使我于微细中感悟人生真情的推动和呼唤,受到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激励。我不仅将这些情景深深摄入我的脑海,灌制了记忆碟,而且还随着岁月的转换,经常加以回放,也时常把它们展放在生命的天平里,掂量其分量,提示自己不要忘怀,在遇到困惑、为难之时,用以自警,作为自勉、自励之鞭。生命之河天长日久地淘洗,益发觉得它们焕发着金子般的光辉,比我的生命还宝贵。
  一方面是政治的挤压;一方面是周围的关爱。两种情感,两种推进器,两种作用,在我身上形成一种相反相成的生命合力,催我奋进。
  因此,在我的生命运行作了交代之后,我回忆的思绪形成一种强烈的意识,将亢奋的情感神经激活,引向我受审查之期之后,在我最艰难的日日夜夜里,对家人、对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同志的回眸;一桩桩美好情感上的回忆,把那些断裂的、似乎毫无关联的时间碎片,一份份用心地穿连起来,以生命历程作经线,编织成珍贵而闪光的彩练,奉献给读者。
  我从绥化八一厂调回哈尔滨,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独身宿舍,直到从省出版社调到省文教办任职之后,由省委机关分配给我36平方米住房,两屋一厨套间,座落在花园街32号二楼。这在当时,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也令许多人钦羡不已。不过,它并不像社会上我被审查中传闻的那么宽敞、装饰豪华。事实上,因为我担心“玩物丧志”,恪守自律,考虑自己年轻,是个新干部,加上两人工资不高,孩子上学要钱,家庭用具力求简朴、实用。所以,我家陈设十分简单。外屋,摆了一个五斗橱,一个简易书架,一张靠边站折叠圆桌,既当餐桌,也作写字台,两把藤椅;里屋摆放由两张单人木床拼搭在一起的睡床,两个大木箱,四个可以随意调动的方板凳,加上厨房里一个用旧木箱改装的简易碗柜、锅碗瓢盆、竹筷笊篱,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被隔离20个月有余。解除反省回家,看到家里虽然到处显得很干净,心里却感到很不是滋味。环顾四壁,除了外屋墙上悬挂的那幅印制精美的毛泽东、朱德在机场迎接从莫斯科载誉归来的周恩来的照片,镶嵌它的旧玻璃框檫得干干净净,还是那么夺目之外,白墙灰暗,不少地方的石灰剥落,留下了块块疤痕,加上随处可见的一道道深深的黑裂纹,显得特别刺眼,似乎向阔别的男主人倾诉不凡的经历;室内那四条方凳四肢摇晃,藤椅上的藤条迸裂,见着我显得十分沮丧,似乎不敢正视我的目光;折叠桌因为勤于服务,紫檀色的油漆徒见局部、在中心处让位于木头的磨光,靠边站在那里闷闷不乐;外屋窗户靠近厨房的一边因受潮凸现一个大霉疤痕,和漆黑的墙角连成一块,备显黯淡;门窗木框上的油漆,一块块皲裂或剥落,豁牙露齿,使擦得铮亮的玻璃也黯然失色;五斗橱上,原来公家安的电话被撤了,只有那不起眼的闹钟也感觉不幸,还在那尽责地数着分秒,单调地“的哒”作声,平添了一分生气;简易书架,显然因为主人离开久远,一扇柜门的上折页螺钉离任而侧歪,同架子上的书籍失去关照,一起叫苦不迭。
  里屋,床上的床单和叠被,因为使用年月太长,还是洗的次数过多,一块块被磨得精薄,支着稀疏的纱线,上面的印花掉色,而变得模糊一片,同白漆斑剥、高低不平的床头相对,凸出了主人的辛劳和清寒;掉了油漆的两个大木箱子,如今成了志武的睡床,使屋子显得拥挤不堪,留下了一个丁字道;两个房间的地板因为磨掉油漆而像长了癞疮疤,看上去伤心。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清清凄凄的感觉。特别是,那天晚上,两个孩子回来见着我,兴奋之际,桌子被碰了一下,它就哭哭咧咧地要我给它锤腿。
  厨房烟尘浮壁,一片烟黑,平台门上的护毡有几处钉子当了逃兵,露出了藏得很严实的破粗的棕毡,东南角的小窗子尽是烟渍、尘垢,角上的潮湿和剥落的墙皮,形成一个大黑三角,同洁净的灶台很不协调。天棚吊挂的白炽灯头和电线更被烟渍、尘垢包围,完全变了相,一看便知,男主人已经与它们久违。
  也许,物随人气,人背物凄。平常,我对家里的自我感觉是很不错的,可两年后从牛棚归来,见到如此清苦、凄凉,催人泪下。
  如果,这时候,玉梅再向我倾诉一两句,我可能难以自控而不落泪。幸好,她什么也没有说。
  或许,因为我在牛棚里听广播,听看守们议论,人们涨了工资,发了奖金,许多人家换了家具、买了电视、录放机,被褥衣服焕然一新,日子与过去相比大大变样。这些说法,把我脑子装得满满的,给我造成了一种幻觉,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情感错位,或许因为我平时的体验和此时的记忆根本是错的,因而竟有如此情感上的巨大落差。
  面对凄苦的家境,面对我遭难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我的心一阵阵痉挛、痛楚。两年来的牛棚生活,我不但花掉了自己的全部工资,而且还用了她的一部分工资作补贴,惟恐我在那里吃不好,影响身体健康;惟恐孩子们吃不好,影响成长。她自己一口一口地省着,偷偷地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我和孩子。特别是,两个孩子刚刚上学,既要呵护他们读书、写作业,又要操持繁重的家务;既尽母亲之力,又代父亲之劳;而她对自己的工职,极其尽责,惟恐比同事落后,总走在前面。真艰难啊!
  我在文革中,尽管我的心情激烈、血液燃烧。但我深知政治之险,言行始终保持着应有的冷静。因此,我的行为轨迹,都可以从毛主席的理论、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议中,一一找到对应之点。我不曾把它们认作教条,但也从不冲出轨道,而是大大压缩了当时社会的过火行为,尽力地按照自己的政治良心,做我所能及的工作。因而,我在哈师院、在省里,在我主持工作期间,出现了有别于外校、外地的明显不同的做法,而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肯定和表扬,得到周总理的关爱,也因此受到群众的称赞和拥护,赢得哈师院以及全省人民对我的理解和爱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尽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之心,行了一个平民百姓之德。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问心无怨、无悔,也无愧。然而,我在玉梅面前,却感到自己没有尽到为夫之道、对子女没有尽到为父之道,感到有怨、有悔,也有愧。
  电脑打字的鼠标指向,勾起文革中关于她的一桩桩往事,竟不顾我此时伤痛之情,一齐争着涌上心头。我对她通报情况不够,1967年7月我去北京找周总理告状,事先没有通知她,她是在反对派诋毁我的小报上得知我出走的曲折过程的;到京以后也没有给她写信、打电话,凭着她的理解和判断,使她为我牵肠挂肚,日夜心神不宁。我对她关心不够,她从南方来到北国,开始水土不服,工作有难度,由她自己颠簸,许多不便,无处诉说;我对她体贴不够,她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我只去看过她一次,她每周来看我,后来在怀孕期间上下车,几经风险。有一次摔倒了,一人竟从她身上踩过去,挨了许多不能、也难能言状的累和罪;我对她了解不够,她大腹便便,独自一人南归分娩,我不能问她疾苦,更不能使她心安;我对她理解不够,本来应该让她知道的事情,没有及时告知,使他蒙在鼓里,为我担惊受怕;我对她解释不够,使他对一些事实真相不明,被人们斥责为我袒护,挨了不白之冤;我一头扎在行政事务堆里,家务活干的很少,沉重的家务和孩子生活照顾问题,几乎完全压在她的肩上,夺去了她的学习、读书时间,更夺去了她的娱乐休闲,而她的爱洁成癖使她更劳碌有加,回家就忙过不停;有时机关来人和上访者找上门,我要她回避,言语不周,令她不快;有时我不在家,她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接受了要求我办事的人送的糖果、点心或烟酒,我没好气地批她、损她,甚至逼他马上给人送回去,等等。总之,她为我付出的太多,我报答她的太少、甚至没有;她为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而我为她做的很少,甚至没有。她受我的牵连,蒙受了不白之难,遭受了难言的痛楚和苦难。我欠她太多的情、太多的意,使我难以尽述,也是很难回报的。
  我的曾经受伤的心,因为批潘之后重新启用而又焕发起来,正在热情奔放、意气风发之时,因为毛泽东的逝世而再一次受挫,像断了线的风筝,从天上重重地摔到了地上,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彻底回到了现实。
  我从牛棚回到家,在玉梅、孩子们的目光中、话语里,深深感到家庭团圆的兴奋,家人相聚的深刻涵蕴。那种曾经长期颠簸、惊涛骇浪的远航忽归,到了避风港,令紧张的神经真正得以放松的回味所带来的舒畅和安全感,至今仍使我的记忆波浪翻滚。在这里,他们理解我、接受我,给我自由,给我快乐。我可以说心里话,兴致来了,引吭高歌,也可以手舞足蹈。玉梅上班、孩子们上学之后,我可以静心地读书、写字、看报;星期天,我们一家人,可以携手,到附近的儿童公园或松花江边,共渡愉快的一天。在等待作结论和重新分配工作的那些受煎熬的日子里,家人的爱和情,使我的不幸、焦躁和思虑,减了七分,得以喘息、舒缓。
  我开始了寻常老百姓的生活,也开始了普通知识分子的读书、写作生活。
  对于家的概念,我一直很淡薄,或者说很朦胧。我少年定婚、成婚,脑子里一直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疙瘩和说不清的遐想,加上两地生活,直到潘复生整我,遣送我去绥化劳动改造,我才意识到,我应该有个家,以免孤身一人。于是,我跟玉梅谈了我的想法,没成想她愿意跟我去受罪,而使我在艰难中有一种家的温馨,避免了长夜难眠的种种烦恼和困苦。在绥化,是我们夫妻生活的真正开始。那时侯,省里派性搞得很凶,三天两头要人搜集和整理我的材料,八一厂属于捍联总的据点,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令。但是,因为我行得正、走得端,群众明是非,少数人想搞点名堂,也掀不起风浪,潘复生也就无可施其伎。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一家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批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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