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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受母训的激励，崇拜爱国英雄，心驰神往地就是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我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切比较中，从一大批志士仁人追怀新中国回国建设的感人行为中，从一些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作家）的文章中，从我祖宗三代变迁以及自己的理论学习中，而产生的内心确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我心目中，就是新中国的代名词和象征。经过社教以后使我懂得，中央领导集体，并非是一个铸成的铁板整体，而是其成员充满个性、富于思想，并存在分歧、充满斗争的组织，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像从前那样个个令我尊敬、佩服。通过社教、再经过文革中、后期，又使我懂得，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以及共产党内，有着崇高的威信，但也不乏反对者；毛泽东虽然高瞻远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继续革命的问题，但并非是一个完人，他有着浓厚的家长作风和帝王思想。他的双重人格，妨碍了他的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的科学性。我的这些认识是在历史行进中逐步发现和增进的，限于我的条件和能力，我却不能选择、不能超越。历史的、毛泽东的局限性同我的良好愿望与书生气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论历史怎么看我，我可以对历史说，我是一个和平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中生长的青年，崇信中国共产党、崇信毛泽东。我孜孜以求报效祖国、报效人民、报效中国共产党，又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世界大动荡、大革命、大改组的年代，顺应时代的要求，紧跟毛泽东、紧跟中国共产党投身文革，直到毛泽东逝世。这就是我不能改写的历史。幸好，历史是一面镜子。文革历史这面镜子，同以往的历史一样，既可以观照，也可以透视。人们通过它，可以将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看个清清楚楚。我自己也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的覆灭，寻找自己的新生。
我希望自己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国共产党效力的梦想，经过清查的灭顶性撞击而碾作粉尘。这种粉碎，是心神俱灭的无情客观打击，也是生命元素重新聚合的精神自新。我相信历史、相信辩证法、相信人生的回旋。我会通过历史、通过辩证法、通过回旋获得新生。这新生，来自我的学习与奋斗，更来自我周围的友谊，来自我的家庭对我的期待。我还在牛棚时，玉梅每次来看我，经常这样说：条条大道通北京。你是大学生，凭着你的聪明才智，凭着你还年轻，凭着你的努力。干什么都可以干出成绩来。我相信你看得比我远、想得比我远。风物长宜放眼量。家里有我，你尽可放心。你现在抓紧读书，我看做得很对，人就是要有这股精神。还要什么书，开个单子给我，我想办法。
竹篙挑水后头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体。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为我省钱。
一定要保证有个好身体。要坚持锻炼。
这些直白的话语，既简单，又质朴，却闪烁智慧，带有哲理。这是她当着看守们讲的。我听来直入肺腑，感到玉梅理解我，与我同心，使我没有后顾之忧。后来，我的情况大白于天下，到1978年，我已经很“清闲”了，我和她还可以完全避开看守，在这时放满红砖、准备在附近盖房子的运动场上，找个避人的角落说说心里话，和我亲热，商量一些事情。我要当教员，就是我在牛棚征得她的意见而定的。
“笑颜放眼看物华”。我决心重振我的家，要当好丈夫和父亲。我是学政治的，在文革中，政治把我推向了巅峰，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时不笼罩在政治氛围之中。文革风暴揭发出来的干部问题，所激起我的感叹、震惊，仿如眼前，我当官以后，总觉得群众在看着我，警告自己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不要当少爷，因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夫妻关系、父女关系、父子关系，无不落上政治的粉尘，连平日说话、上街、家庭活动，采取何种方式方法，有无政治副作用，群众和相关管理者作何感想，也要三思而后行。刚搬新家，差不多与我们同时回哈的栾国武曾建议我打一套家具，答应只要花很少一点钱，他帮我操办，我怕影响不好，个中有暗语，而婉言谢绝。我说服并同玉梅商量，用白布围个墙角当衣柜，也是很实用的。
由于我的思虑，时常因为一些日常琐事，两人拌嘴。玉梅认为我对自己、对她过于刻薄，用不着；我则认为，新干部对自己及其老婆不能不严格，不算多余。我大道理不离嘴，什么要以小见大、防微杜渐呀，什么要警惕乘职务之便的特权思想呀，什么群众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呀，什么要警惕舒舒服服犯错误呀，把纲上的高高的。因此，有时弄得很尖锐，把她说急了，他就说我怕丢了官；我就回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赢。有时，旁边有司机或干部，我只得忍气吞声，自认老婆工作不好做。有时，互不妥协，弄得好几天不愉快。事后平心静气，她觉得我言之有理，常常向我赔不是。因此，我又感到夫妻之间这一套未免滑稽、可笑。
比如，私事带玉梅和孩子坐公车或让他们搭我的车“捎脚”，或者审查新电影时她要求“搭看”。这些在我看来，也带政治，造成的影响于我于她都不好。我说，这些事宜禁不宜开、宜严不宜宽。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提出别人也没有像我这样拘束自己这么严，我只好赔笑脸说：这方面咱们不要同别人比，越比风格越低。她摆出一副哭脸。有时，她就笑呵呵地对司机说：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司机当然乐于从命，我只是摇头。虽说家事难办，我也不能总是这么妥协。一天，她又旧话重提，被我抓住话柄。上车后，我郑重而带笑地对她和司机说：犯错误就怕自己做错了，又不肯改，常常拿这句话来原谅自己：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这些事情，看似事小，但在群众眼里，可是特殊化、公私不分的问题。一、两次，大家可以谅解，次数多了，就是问题、就是错误。凡事要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警惕错误惯性、渐进性。错误的东西如果习以为常，就会把不正常的当作正常的了。因为这些区区小事，于你我、于大家都不光彩，又何必呢。经过这样对话，以后她就很注意了。
诸如此类，人们对于我们的这些做法和说法，也有知道说好的，以为一个年轻领导干部就应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也有人，特别是个别要好的朋友，说我是知识分子的迂腐——神经过敏；但多数人还是说注意一点的好，应该掌握好“度”。我经常感叹领导干部难当，她也觉得做领导干部的老婆不自由、受拘束，说话、办事都要留着心眼。
虽然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像我如此不离政治的人，有一种神经质的自觉，但也常常觉得，生活与政治要细分、时时事事要挂连起来，也很别扭、很不自在。
现在，我感到无官一身轻。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当我的平民百姓，当我的文人了，可以顺其自然地过日子了。
我得好好地策划一下，我对玉梅说出了我的家庭改造计划。
“是得好好地设计一下。”对于我的回来，玉梅在兴奋中，但在当时清查时冷时热的恐怖气氛中，她开始有一些想法，甚至不愿意让厂里的人，看到我们俩在厂门口走，叫我绕道，为此我提出抗议，觉得受到莫大的侮辱。此后，她认识到，我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一想到我们“而今迈步从头越”，听了我的家建远景规划，她也来劲了，很高兴地这么说。
我同玉梅策划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搞一下家庭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家庭生活、工作、学习的条件。我和她商量，最重要的是要把孩子们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们感受家的温暖，在人前直起腰竿，把学习搞上去。孩子们听说全家自己动手收拾房子，还要做一些家具，一改家庭面貌，一个个兴奋极了。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开诸葛亮会，人人献计献策，计划尽量少花钱，主要依靠自己的力气，先把家里的房子重新粉刷一遍，再请木工打一套书柜，自己动手做两个沙发，打一个小茶几，刷一下地板。等过一段有钱了，再置办立柜、写字桌。
于是，我们选择翌年开春的一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家整个土木工程开工的黄道吉日。头一天，我向房产部门借好了粉刷的刷子和有关器具，买好了生石灰等东西，做好了一切准备。当天又请街坊的一位懂刷房技术的小伙子帮忙，由他操刷和指挥。我们全家那天起了个大早，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将房子粉刷一新。孩子们亲眼看到，经过全家一齐动手之后，天棚四壁先是一片蓝茵茵的颜色，渐渐地转为白里透蓝，最后变得雪白雪白的，并发出一股清新的碳酸味儿，特别使他们兴奋不已，这对他们的激励可大了。他们对于下一步计划的实施，更加信心十足。
接着，我自己动手，玉梅和两个孩子帮忙，又将门窗重新刷了油。从市场上请南方来哈尔滨打工的木匠，打了一套我设计的书架，我自己利用边角残料，做了一个小茶几，儿子志勇也帮着忙乎。之后，以我为主，孩子们也动手，找朋友要了一些油漆，又将新、老家具，甚至连几个旧画框也都刷了新油漆。我把留存的旧挂历上的风景画煎下来装进画框，分别置放在两个门额上，让黄山、庐山、镜泊湖的风景，为我家增光添彩。两个房间原来吊挂的白炽灯，全部让位于40瓦的日光灯，厨房的碗架柜，也用油漆换了新面目。房间经过这样一番整修，旧貌换新颜，一扫那种清苦、凄凉之气。在此基础上，在南方曾经学过湘绣的她，花了不多的钱，买了白布和彩线，精心地刺绣了两个不同图案的门帘，一个绣上我写的知识就是力量几个字，一个绣上我写的劲松二字，将它们分别挂在两个门上，我们还用滚纸的方法，做成一个个小筒，编成熊猫图案，刷上油，通过别针做环连接而成的彩色落地门帘，夏天挂在厨房通向凉台的门上，以防苍蝇进来。经过这样一番梳洗打扮，连里屋的大床，也换成新做的新款木床，使我们家，如孩子们在作文里写的：“依靠我们自己动手，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
刷房子、打家具、装饰屋子，给家里带来欢乐、希望和生机。我看到，玉梅和孩子们的脸上，泛着喜色，我自己，也觉得很兴奋。
孩子们从未见过化解生石灰的景象。当我把一块块生石灰，投入泡石灰的水缸里，刹那间，生石灰在水里发出剥剥清脆的裂爆声，缸里的水立即咕咚咕咚沸腾起来，冒出团团水蒸气。
“真有意思！”
“真好玩！”
两个孩子快活地惊叫起来。
“爸，为什么冒热气？”
“这叫做化学反应！以后你们上中学就会学到的。生石灰主要成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