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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教我们毛著的胡之信教授。胡教授也是中国人大何干之的门生，在文革前他对我很器重，在组织我们参加学院农场劳动中，多次表扬过我，我对他的印象也不错。文革开始积极响应号召，揭批党委问题冲锋在前。反复后，他当上八八团的高参，但是我们个人从没有发生过磨擦。以后又因为捍、炮观点歧义，但我们之间仍无个人成见。他后来调到黑大继续从事党史和马列经典著作教学，身患绝症，仍不离岗地忘我工作，同我经常见面。对于文革这场恶梦，无不感慨陈词。每次见面，总要问及我的情况，态度极其诚恳地勉励我继续不倦地努力。他说：“无论怎么样，你是个好青年、好干部。”因为他身患重病，其劝勉之词尤感珍贵。
说实话，对于哈师大的许多教职工和校友，我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哪一派的。清查之后，我到师大办事，遇到教职工和校友，我从来没想到派性碍事，感到人们都对我投以亲切的目光，热情过来对我问寒问暖，诉说他们对我的看法，表示对我的理解和接受。人心是一面镜子，我可以在这面明镜之前观照我的形影，并无自惭之感，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从而成为我不舍余生，要努力自奋的力量源泉。此时此刻，在我的电脑屏幕上，闪现出一张张笑脸、一幅幅同我握手叙情的画面，还有那许许多多令我感动、催我发奋的话语，在我耳际响起。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以另写一本厚厚的书，也难以尽述我的老师、同学、校友对我的关爱和我对他们的谢忱。
在隔离审查中，那种人为的樊篱，更胜于囹圄。周围人们报以会意的一丝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暗示动作，也觉得珍贵得很。正是这一丝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种暗示，驱散了人们之间的猜疑、误会、成见和敌对。处于樊篱中的人，觉得他的乡情、友情、亲情仍在，他的所在社会、他的亲朋戚友仍在关心他、理解他、接受他。于是他凭人们的一丝笑意、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一个暗示找到他的感觉，想象周围并不都是隔膜、冷酷和敌视，而是政治无情、敌对无情。这样，某些怀有绝望、轻生的人，便有了继续生存的希望和勇气，看到了人间还有另一面，人们在召唤、在期待、在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新方向、新空间，寻求新思维。如果说，科学家着眼于空间的一点来看待世界的一切，诗人从时间的一点来把握世界的一切，那么，处在樊篱中的人，则从人们的表情一点，审视并理解世界的一切。在牛棚里，我对清查抱有极大的反感，充满敌对情绪，而对自己充满自信，更期待理解、期待友谊、期待社会正义；渴望看到我的老师、同学、同事，以便从他们的脸上、眼神里，发见他们对自己、对眼前事变的反映，探讨自己的应感和思辨的启示。我在受审查期间，在餐桌周围，或院子里散步，甚至在批斗会前、会后，就多少次看到了原来友人、同学、同事亲切的笑意、深情的目光、寓意丰富的手势和充满暗示的关切，这些时间碎片，此刻竟是这样的清晰、强烈地闪现在眼帘，使我不得不十分仔细而重重地书写一笔，以重现我当时的感觉、当时的想法。我无法形容、也没有必要追述个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有一些细节，却是已经形成的影像制品，永远也抹不去。马风杰就是其中的一个。
马风杰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下个年级的一位女生。我从她入学的第一天就对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1963年9月新生入学时，我负责接待工作。在接待的女生之中，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深。她来自外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却有一种大城市姑娘的优雅，并非十分漂亮，却因为高高的鼻梁和突出的眉骨，使一对眸子镶嵌在眼窝里，白晰的皮肤，泛着淡淡的红光，焕发着西方姑娘的魅力，目光犀利、传神而富有挑战性，显得聪颖机灵、智慧四溢，樱红的薄唇，凸显秀气，乌黑的秀发经过精心地修剪，很合乎时尚，与淡雅朴素的穿着匹配，十分得体，显现肢体的曲线美，说话速度较快，声音清脆而圆润，具有品学兼优的气质，给人一种特别的凝重感，又显得灵气十足，热情洋溢，落落大方。我们在上学期间，她是班团支部书记，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兼团总支宣委，经常地学生干部开会，使我们不断接触，更使我觉得她可近。我的感觉是，如果不是我已经结婚，我准会向她求爱。从与她越来越多的接触中，我的神经告诉我，她对我也怀有好感，很敬重我而愿意同我相处，在惯称同学、同志的当时，她却愿意叫我范大哥。我有过几次冲动，想向她倾吐我对她的爱慕之意，但出于我高度的政治约束，敏锐的神经自觉，提醒自己不得唐突，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文革造反以后，我在学校期间，很少同她接触，甚至在后来竟不知道她是炮轰派还是捍联总。然而，深深埋藏在我心里的那份激情总不能平静，常惦记着她。70年代，她在尚志卫生科当科长，我以省文教办副主任的身份去那里搞教育调研，曾经见过一面，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了。清查期间，我在隔离反省室，她去体委招待所办过几次事，总要设法见到我，或借故路过走廊，或乘我去洗手间出来的那一刹那间，或利用我在院内散步，站在篱笆外，找个篱笆疏空的一处，先轻轻咳嗽一声，报个信儿，投以亲切问候的目光，朝我颔首示意，或招招手，或设法跟我攀谈，简词向我传达我的家安信息，或发出多保重的寄语。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时被调到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当副处长。
现在我们都儿女成行。但是，我总是不敢忘怀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所传递的那种深情目光和信息。她对我的关切，还表现在我以后从牛棚出来之后，她在工作和学术上对我的帮助，是我难以一一言传的。说到此，我还必须说，她的丈夫、她的同班同学李绍昌，为人好，学问也好，对我也极为友好。他总是津津乐道我的尚志之行，他们一家与我见面的那些我问候他们、抱他们孩子以及同温旧情的情景，说我永远是他们可敬可信的好同学、好同志！
分到外县市的我的学友，凡知道我的住处的，只要来哈办事或开会，就准来看我或捎个口信向我致平安之祝。这是个长长的名单，其内容虽大体相同，甚至雷同，但连起来却是一个绵长而闪光的珍珠之链。他们给我带来外地改革开放的新信息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表达他们对我的关怀之情和寄望之意。我不想侵占读者的时间。不过，有三个人对我的情谊是必须在这里一叙的，以窥万一。这就是刘天庆、姜振寰和郑力华。
刘天庆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同年级大班同学，全校有名的美男子。聪明好学，博闻强记，思维活跃，颇有幽默感，不喜拘束，遇事总有独立见解，平时好发表个人看法，被系里领导和班级个别干部认为散漫、自由化。但我不这样看，我很喜欢他的个性和不同见解，同他交往密切。在“合二为一”讨论之初，这位活跃分子也附会“合二为一”，写过相应的文章。批判杨献珍后，遭到当时系主任的严厉谴责。因此，他在班级受到一些人的冷遇。我当时作为学生干部，认为这是学习中的不同看法，不能上纲提到政治上来认识，而我对他依然如故，他也愿意同我在一起，因而我俩交谊甚厚。7·16之后，他参加过一段“东方红”组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什么派别也不参加，当起了“逍遥派”。后来，他跟着炮轰派活动。毕业被分配到富锦工作，打倒“四人帮”之后，调回哈市。
我被审查、定处分之后，他对我热肠如故，在生活上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关注。他当时在铁路法院工作，与各方面联系广，他妻子又在一个副食商店工作。80年代初期，市场供应仍很紧张，春节期间，机关学校分实物，我在林学院劳动，也能分点东西，但数量有限。刘天庆夫妇就给我们开点后门，给我弄点猪肉、鸡蛋、粉条之类。天庆为人热情，富有幽默感。他说：“别人为领导走后门，我给下台干部弄点吃的还不行？”
他乐于助人。一次交冬之际，因帮助邻居搭火墙，出汗太多受了风寒，而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落下哮喘病。但他一如既往，总是能帮人之时尽力帮人。对我更是无微不至，我家只要找到他，没有不尽力的。我的两个孩子营养上欠帐，但如果不是张大壮夫妇为我们联系买鸡蛋、天庆夫妇帮我们联系多买点副食，恐怕问题要更严重的多。
其次，天庆丰富的社会新闻及其独到的见解，经过他幽默的再加工说出来之后，给我带来精神上的释放、享受和教益，也是难以尽述的。
姜振寰对我的情谊，我在前一章已经说过片段。这里主要补充一下，首先是他对我在学术上的推动。我的专著《实用美学经济学》就是在他的启发下搞出来的。之后，他主编《技术学辞典》，邀我做编委，并邀我撰写技术美学词条。我为《技术学辞典》撰写了技术美学46个词条。通过撰写这些词条，进一步推动了我的经济美学的学习和研究，开拓了视野和思路，为完善我的经济美学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次，姜振寰还为我的两个孩子的教育，帮了很大的忙。他见我家生活资料和信息来源单一，给我家做了一台电唱机、帮助安装了落地式音响，还送孩子们一把手提琴，送孩子学习用的笔记本，从而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文化生活，有利于孩子们的大脑发育和身心健康。
振寰多才多艺，会萨克斯、二胡等多种乐器，博览群书，有渊博的人文知识，感情丰富，人性化的生活观，特别理解我的处境和愿望，鉴于他联系面广，交际多，又常出差、出国，经常来同我谈些北京、上海、广州以至于欧美、俄罗斯、东欧的情况，为我打开了精神门窗，使我多少知道一些外面的世界，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我从电视、广播和报刊上可以了解中国和世界，但那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画面，姜振寰给我带来的却是新鲜的立体声、完整的世界油画。我们一落座就是大半天，或一个晚上。白水一杯，促膝倾心，开诚见胆。有时也交流，但主要是听他说。他说的每一件事，对于我来说，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曲交响乐，一幅多彩的画，令我意气飞扬，心神愉快，总是听不够。这些事件本身也是百科全书，是我花钱买不到的，而经过他的传达，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更不待说，有些见闻、情况，对我起到了振聋发聩、启迪思维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他传送的信息，经过他的取舍、剪裁，是一种比较文化、比较政治、比较经济，常常从古与今、洋和中、传统和创新、历史与逻辑的角度，加写他个人的见解和阐释。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比较，从古与今、洋和中、传统和创新、历史与逻辑的比较中，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自我的坐标，以便找到自我努力的方向，做到自我奋斗的科学性、预见性、计划性和目标性。因此，我洗耳恭听，惟恐遗漏了其中的要领和要点，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姜振寰来看我很勤，特别是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