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火上浇油，把文革急剧地推向高潮。社论就南京大学揪出校长匡亚明和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表议论，情绪高昂，言词激烈，极富鼓动性。社论说：“这些家伙有一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在中国，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反对党委，哪怕反对党委中的某个成员，就是反对党，反对党中央，甚至在基层，反对某个党员就是反党。这种认识，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地灌输到中国每个人的心里，变成了中国人的神经，并且已经形成不言而渝的共同的铁的规范。只要谁对党的组织有不同意见，党组织就可以举起这根反党的大棒，朝他打去。这个人就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国，直到现在，老百姓也不敢批评共产党。这在中国人中，形成了一种怪癖：只要共产党说它好，它就是好的，不能说它坏；如果共产党说它坏，就是它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一辈子也好不了。同样，在一定条件下，共产党形成的某种规矩，也是不能破的；谁要是改变，那便是大逆不道，理应受到群起而攻之。所以，1957年祭起的这个规矩，便在一些人的眼里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禁规，也是自己用以警惕自己的戒律，不能越雷池一步。一些领导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作为他们打人的棍子。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正式提出，反对基层党委，反对基层党委中的某个成员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因为基层党组织就是基层党组织，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可想而知，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次党禁的大开放，舆论上翻天复地的大转折，思想上的莫大解放。不过，这在青年学生中，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而对于老干部、老党员来说，这简直是翻了天，令他们接受不了。在他们看来，从1957年以来定的这个规是不能破的。破了这个规，共产党的权威就无以树立了。可以说，不少老干部、老党员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对待初期文化大革命起来揭发党委问题的人，因而提出了保卫党委的口号。同时，也有那么一些高级干部自以为老子就是党，一直坚持这根大棒，用以对付反对他的人。于是，他们在背后宣传他们的老一套观念，并使用种种手段，拉一些人保自己。单位个别行为无碍大局，而如果成为全国有组织的对抗，就会演变成内战。这是后话。但是，不论怎么讲，在当时，在全国，在哈尔滨，党禁打破了，多少年来被学校党委压制的各种不满、积怨和意见，终于变成火山而爆发了，各高校的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起来了，并迅速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我们哈师院联系本单位的文革烈火是这样烧起来的：
党委书记杜若牧，对于引入本单位的运动，打破往常的做法，没有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动员大会，而是只召开中层干部大会做了简单的动员，要求各个部、系、处、室发动群众联系本单位进行揭批。提出，整个运动由院党委统一领导部署。同时，抛出院党委副书记常杰民、历史系戚佑烈、苏渊雷、曹汉奇、张聿飞、游寿、孙昌英、周奇、孙占文八大教授（称他们为八大怪）以及五个中层干部（政治系主任栗劲、党总支副书记宋百云、中文系主任王雁冰、数学系主任刘式勤、物理系主任杨自林），总共14人。点名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应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自己则住进了哈医大医院，要求党委其他党委成员集体领导、指挥运动。到时候，有了成绩是他的领导艺术，功不可没，可以摘桃子；出了毛病是党委成员党性不强，没有他的份儿，能够推卸责任。这就是这位领导也是当时某些高干对付文革初期运动的高招。
这在当时已经被激发起来的群众面前，认为这是他玩弄群众、转移斗争方向的伎俩。于是，围绕揭批他的大字报，在两大方面，风风火火地贴满了主楼和礼堂外的大墙上。一是揭批他领导文革不力，不能引火上身，反而舍车马、保自己，推卸领导责任，转移斗争大方向；二是揭批他在举什么旗、依靠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方面的诸多问题。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杜若牧的威信扫地，有待后面补叙。
再说政治系，在院中层干部会结束之后，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栗劲连夜召开全系师生动员大会。他在长谈了一番文革意义及学院党委部署之后，这样结束了其长达两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而今迈步从头越。我栗劲自参加革命入党以后，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事业，现在文革需要打倒栗劲，就打倒栗劲。共产主义万岁！”
栗劲的这篇报告并没有像文革以前那样，人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是激起与会者的强烈愤慨。会后不久就群起而攻之，对他发起了排炮，进行了猛烈的轰击。他自己给政治系放了一把火。
“栗劲在挑战！”
“栗劲向无产阶级产文化大革命的猖狂进攻必须迎头痛击！”
批栗的大字报，布满了整个政治系所在的大走廊。人们质问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是要打倒从参加革命那天就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革命领导干部吗？”于是被激怒的人们用大字报揭发他并非全身心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所作所为。
政治系炮火连天，火力直指栗劲。集中起来，一是打他对文革的态度；二是揭他在平时对待毛泽东思想，在依靠什么人、走什么道路、培养什么人以及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等根本问题上问题颇多的种种事实：
1、反对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例如，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乱崇拜毛泽东思想；在自习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非法的；要学习外国的东西，外国西方的东西许多就是比我们强等；
2、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例如系总支只能起监督作用，不能起领导作用；党务工作者不要指挥教学；反对学校办农场、办工厂；鼓吹智育第一，推行凯洛夫教育路线；分数第一，不讲阶级路线，压制工农学生，排斥工农子女；反对树学毛著积极分子等；
3、重才轻德，任人惟亲，混淆阶级阵线，包庇、重用坏人；排挤诬蔑工农干部；
4、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一言堂，恶霸作风。不尊重教师，体罚学生；
……
如此等等。大都是这位系领导平时报告、讲话中的摘录，或者发表的论著、文章中的只言片语，或者个别谈话，而加以整理上纲，或几百字，或洋洋数千言，白纸黑字，写成大字报，公之于众。所谓养尊处优，就是栗劲喜欢睡午觉，平时系里开会往往要在他睡完午觉之后才能开始；平时好讲养生之道，注意营养，要吃得好一点之类。所谓做官当老爷，一言堂，恶霸作风是，栗劲平时动辄训人，得理不让人，对师生耍威风，批评人言词激烈、尖刻。这些问题现在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在当时，这都是严重问题，上纲上线地穿起来加以批判分析，令看大字报者感到震惊，叫被揭批者为之汗颜。我在走廊上见到过栗劲看大字报的情景。他神情沮丧，脸色铁青，不敢正视人，从前那股傲慢的表情不见了。在文革中期一次谈心会上，栗劲谈起这段经历，不无感慨地说：“对群众必须毕恭毕敬。我要是不那么傲慢地对待政治系师生，讲那些带有挑战性的话，也就不会激起大家那么大的反感和义愤。真是顶风上。这一课上得好。”我不敢说，这一定是栗劲痛定思痛，吐出来的肺俯之言。但是，他确实因此受到了触动和教育，未免不真。
政治系的揭批大字报越来越多，后来对系党总支副书记、常杰民妻子宋百云又发起了猛攻。
政治系的战斗力，教师中，主要是年轻教师，在学生中主要是我们四年二班和三年二班以及二年级的复员兵班。火力集中，攻势猛烈。
我们班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与全系师生相配合，大有炸平政治系党总支的气势。当时，我，班长魏醒学（非党积极分子），团支书杨屹（非党积极分子），宣委石磊（中共党员），学委晋长厚（非党积极分子）等几乎所有班干，观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班被认为最有战斗力，令人刮目。当时，政治系里的几位年轻教师胡云飞（中共党员、教共运史、中国人大法学研究生毕业）、任万新（中共党员、教中共党史）、李阁卿（中共党员、教哲学）、陈延政（新毕业的当时教员）等老师，本来就很熟悉，这时因为运动的观点一致，就更加联系密切。此外，我还与二年级的杨桂宾（复员军人、中共党员、学生总会副主席）、贾作富（班干）、郝忠（学生分会生活委员），三年级的董学章（非党积极分子、班干）、王恩华（班干）等，一起讨论文革问题，特别是我和魏醒学、杨桂宾，天天只要有时间，便聚在一起纵论运动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哈师院是一所与黑大并肩的全省最大的文理兼备的高等学府。省里很重视，曾经派省委党校书记苏醒、党史教研室主任洪景智来哈师院调查。他们支持政治系师生揭发系总支的问题，洪景智高度评价了大家的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全系师生的猛烈攻击下，系总支招架不了，领导运动很不得力，平时思维敏捷、能说会道，很有一套的栗劲，这时自己也感到问题很多，振不起精神，手足无措，不能领导，再也无力工作了。于是，要求将他停职反省，改组党总支的大字报呼之而出，贴满了政治系二楼。学校党委赶紧派人到系里找人座谈问策。在一次学生干部和部分教师座谈会上，我联合杨桂宾向院党委代表提出，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建议由学校派出革命干部，系里由群众推出信得过的部分干部和师生代表组成三结合工作组，领导政治系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全系师生的热烈响应。迫于压力，学院党委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政治系文革工作组一共由九人组成，教师代表是王世儒、李阁卿、张大勋、牛德林，学生代表是我和杨桂宾，学院派出宣传部长穆国兴，干部代表曹晰哲、贾兰芬。由穆国兴任组长、临时总支书记，王世儒任副组长、总支副书记，任万新为秘书。
这是哈师院文革中最早的夺权斗争。
政治系工作组成立以后，政治系的文化革命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政治系的师生在继续揭批系里问题的同时，把主要炮火对准了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杜若牧。政治系师生认为，党委主要领导人，抛出副书记常杰民、历史系八大教授和一些中层干部是舍车马、保将帅，转移运动大方向。政治系教师联名，写出了三张有名的影响当时哈师院文革发展的大字报。一张是应该把矛头指向院党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主攻院党委；一张是“敦促保皇派”，提出某些不明真相的人，没有把矛头指向杜若牧，为杜若牧小骂大帮忙；一张是《致中层干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中层干部起来是把师院文革进行到底的关键，希望中层干部起来闹革命。在中层干部中，耿富第一个贴出大字报《而今迈步从头越》，揭发学院党委主要是杜若牧的问题。7月2日，我和牛德林、杨桂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