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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夺权期（上海一月风暴到林彪叛逃）（1967年1月——1971年9月中旬）针对经济主义的歪风，上海工总司于一月六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提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联合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宣布夺取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这就是所谓“一月风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转发了毛泽东的最新讲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人民解放军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到处打派仗，全面内战。到1968年9月6日，历经二十个月，全国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立革委会。各地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进程，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开，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和经验。九大以后，林彪急于枪班夺权——1971年9月13日，折戟沉沙。
文化大革命深入期（批林批孔到邓小平全面整顿）（1971年9月中旬——1975年9月）毛泽东采取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批判林彪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逐级传达林彪事件的经过。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1972年8月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做出批示。同时，毛泽东抓住机遇，开展乒乓外交，这一年我国先后与美国、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日本等十八国建交或外交机构升级。同时，毛泽东纠正批林批极左思潮的错误。1973年4月，邓小平复出。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再次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发表批儒的谈话。批林批孔。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1975年7月中旬，毛泽东发表评《水浒》谈话。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保卫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华国锋上任）（1975年10月——1976年9月）1975年8月、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告迟群、谢静宜的状。毛泽东发出邓小平“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清明节期间，天安门发生事变，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华国锋经毛泽东提议，被任命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逮捕“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反修、防修演习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举起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帜，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上不去为两大突破口，大反斯大林，在组织上，把斯大林的反对派请出来，将支持斯大林的革命派打下去，进而全面否定斯大林，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掀起了反斯大林的十二级飓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进一步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为赫鲁晓夫大唱赞歌，而大肆诋毁斯大林，大肆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大肆诋毁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反斯大林的十二级飓风又在国际间肆虐。
其实，稍有革命理智的人，就会发见其中很浅显的道理：苏联革命的成功，继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给资产阶级的天堂捅出了几个愈来愈大的窟窿，而且还有些地方正在发生新的裂纹，从而打破了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新时期。苏联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洋洋洒洒的存在，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大阵营的热争冷战，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极力要弥合这个大窟窿，力图恢复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无产阶级力图打破资产阶级的合围复辟之势，要乘胜扩大地盘，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否定苏联、否定社会主义，当然只有射杀斯大林才有可能。
在这样一个十分明确的大是大非面前，共产党人的头脑应该十分清醒和冷静：认真全面地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正确客观地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高度肯定斯大林的伟大贡献，维护斯大林的崇高形象，细心地辨别关于斯大林的各种批评，迎头痛击敌人的无耻攻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值得骄傲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处事不惊，高屋建瓴，大义凛然地面对气势汹汹的历史巨变，极其清醒、冷静，英勇而果敢地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大旗，迎头痛击赫鲁晓夫之流的背叛行径。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赫鲁晓夫竖起的是一面修正主义的大旗，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妄图粉饰资本主义，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麻痹人民，取消革命。历史事实表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同时警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这场国际风暴漫卷东风之际，是我风华正茂之时，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从心底感到由衷的敬佩，觉得中国共产党真不愧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骨头硬，在国际风云突变、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极其险恶的形势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敏锐的洞察力，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高昂的革命斗志，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英雄气概，再一次奏响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长革命党人的志气，为我们年轻一代做出了可以效法的光辉榜样。
这场国际风暴席卷全球之时，正是我人生之路的转折之际，我由学生出来工作，做政治辅导员而后政治教员，又由工作再入大学深造之时，我和我的同事、我和我的老师、我和我的同学，在学习“两论”、“九评”时，结合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对照苏共中央的信件、赫鲁晓夫的报告和讲话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深感我们党所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承继性和发展性，同时，我们也看到赫鲁晓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与之斗争的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之流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引用的材料、事实，所进行的论证，不仅语言如出一辙，连手法、技艺也近乎相同。我们在学习讨论期间，为有英明领袖毛主席为中国人民把舵，一个个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第一次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现实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来源于国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存在着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国际上存在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性产生于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适当的时机跳出来，在国际反共势力的支持和配合下，摇身一变，充当反共的急先锋。
中苏大论战，确切地说，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在我的心灵深处，也进行了一场革命，促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我感到庆幸地是，在这场斗争中，我站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边，自觉地要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我认识到，马、恩、列、斯、毛，他们的革命理论，总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为劳动人民着想，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社会进步的主流，坚持思维的一贯性、一致性和革命的忠诚性原则。通过这场论辩，使我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真理性的认识，坚定了对毛泽东理论的真理性的认识，决心坚定地做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地动山摇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
在我看来，马、恩、列、斯、毛，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帝修反才反马、恩、列、斯、毛。当然，革命在前进，历史在发展，马、恩、列、斯、毛的革命理论也在前进，也在发展，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他们的学说和思想。于是，在我思想上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反马、恩、列、斯、毛，就是背叛革命；谁反对马、恩、列、斯、毛，我就和他拼，我就和他斗。
我的维护毛的概念及其自觉性的形成，还来源于我从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学习中掌握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在组织上参与创建进而在政治思想上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地战胜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挽救了党和红军，卓越地指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不久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创造性地进行了中国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多么复杂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总是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作出科学的分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他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战略战术，就像一部精密的科学机器，总是有条不紊地、准确地运转着，把中国共产党航船引导到胜利，几次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顶住了来自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革命权威的压力，坚持从实际出发，力主实事求是，力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之路。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毛泽东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唯物史观、“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科学社会观，只有无产阶级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