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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日本社会党左派联盟大概10人左右，组成一个团，要求我向他们介绍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过程。我差不多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给他们叙述并讲解了我省文革情况和有关体会，借机大讲毛泽东思想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并回答了他们的许多提问。日本朋友对此比较满意。当时，省里陪同人员，除了外事办的人员以外，还有文革组的管大同。细心的管大同为这次谈话作了详细记录。毛主席逝世之后，打倒四人帮不久，管大同到我家门口见到我，要把他整理的这个材料归还给我，因为当时我的心绪很乱，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的害怕和担心，我没有要，请他为我保存。
第八件事，抓革委会成员和机关的学习。我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当时革命队伍存在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何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此，我当时在这方面抓得比较自觉。2月9日，我主持全体委员会议，确定了学习制度，规定每个人一周内至少要自学8至9小时。学习的内容是当时两报一刊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社论、“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毛主席语录》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当时机关上班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应该说基本做到了。因为那时候，群众监督性极强，不这么做就有人造反，办不了公。
斗转星移，革命在前进，生产在发展，人们对于新生的革委会领导开始习惯，并且正在朝着一种新的秩序过渡，一批年轻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成长，我们的自我感觉也不错。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一个毛孩子领导东北边陲之省是极不放心的。据当时传闻，毛泽东对于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像蒯大富等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学生，曾经寄予过很大的期望，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是这些人阅历浅薄、独特的个性和善于思考的倾向，使他终于改变了初衷，他还是觉得，这些孩子毛手毛脚，不知深浅，只有他带出的老干部，才是信得过的。正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来自北京的信息，打破了我的盲目乐观。
潘复生几次在革委会上谈到他昨晚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说周总理对黑龙江省的革命生产十分关切。到3月初，潘复生在一次革委会上又郑重地说：
“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龙江的工作，他昨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们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汇报团到北京汇报工作。”
这件事潘复生事前并没有跟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我个别交谈，使我和其他造反派委员感到特别突然，但我们从心里感到格外高兴，因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龙江人民的关怀，必将极大的推动黑龙江省的革命和生产。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很迟钝的，是个地道的书呆子，幼稚的可笑。我在这时，一点也没有思考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要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信号。我的参谋不少，他们常常有什么事给我提个醒，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一个人向我作过任何明示或暗示。我和许多人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以为革委会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其负责人是在暴风骤雨的群众斗争中，经过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两个通告也写得明明白白，以后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新的权力机构予以取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时期中央要调整领导班子，要重新恢复任命制，重新启用原来的老干部。也就是说，我对于文革以后的政治体制转换处于天真幼稚的朦胧憧憬之中。到北京之后，一开始我也没有这个意识。回想起来我感到自己见事迟、政治愚钝。由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所以，当时我根据潘复生的传达，抓了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积极组织汇报团；二是准备向中央汇报的内容。
对于汇报团的组成，我们开会定了三条原则：首先是革命性，汇报团的成员，一定是最坚定的文革左派，他们忠于毛泽东思想，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其次是代表性，要有省革委成员，也要有基层各个方面的代表，军干群，工农商学兵都要有；三是年龄结构要合适，老中青三结合。
经过酝酿、反复调查核实，最后确定了26人组成“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汇报团”，具体组成是工人代表5人，农民代表3人，解放军代表4人，学生代表5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2人，商业服务系统代表2人，文教方面代表2人，机关干部代表3人。其中中共党员17人（包括预备党员3人），非党员1名，其余为共青团员。
5名工厂代表是：北满钢厂工人李树森、哈尔滨发电厂工人姜凤珍、哈尔滨锅炉厂工人于庆彬、哈尔滨石油配件厂业余教员刘雪峰、哈尔滨伟建厂设计员孙宝生。当时就是这样，所谓工人，并非指的是第一线的产业工人，而是在工厂工作的人，都视为工人。这是当时的一种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潮。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时尚，至今依然如故。读者到处可以联想这种情况。
3名农民代表是：依安县通宽公社社员宋淑芳（女）、肇州县双发公社社员许占义、望奎县先锋公社社员韩大凤（女）。
4名解放军代表是：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双城县人武部政委王爱国、望奎县人武部政委范凤鸣、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张富。
5名学生代表是：范正美、哈尔滨体育学院学生王平武、哈尔滨军工学院学生边士军、郭海（在省接管委员会工作）、黑龙江工学院学生聂景民。
2名革命领导干部是：潘复生和燕文卿。
2名商业服务业代表是：省外贸局一般干部毛远珍（女）、省水产局人事干部纪勇。
2名文教代表是：《黑龙江日报》见习记者李振盛、省电台朝语部编辑李德松。
3名机关干部代表是：省总工会研究员张林、肇州县副县长孙洁、哈尔滨市共青团市委一般干部刘宝民。
关于汇报的内容和分工，在哈尔滨我作了这样的安排：全省夺权情况…刘雪峰；三结合与干部政策…郭海；抓革命促生产…燕文卿；大专院校…聂景民；镇反情况…张富。此外，我还安排了关于典型汇报问题：哈尔滨市…王平武；北满钢厂…李树森；哈尔滨石油配件厂…刘雪峰；肇州…许占义、孙洁；望奎…范凤鸣；省市委机关…郭海；大专总部…聂景民、边士军。为了进一步发展省里的形势，我还归纳应该请示的问题有七大方面：党的组织恢复问题、地专领导机关设置、特区、林业总局和农垦总局设置；有关学生毕业及参加接管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问题；劳改农场归地方管理问题；森林警察建制（包括3000人员及其由省军区管理、次森林划给部分社队等）；大庆专题汇报问题；军工八八团后台以及省报纸张和机器问题。我叙述这么多，不是说我当时安排得如何周详细致，而是想告诉读者，在我的生平里，这是我第一次悟性迟钝，我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汇报请示的根本问题应该是由潘复生、汪家道担任革委会的一二把手，而不应该是我和刘雪峰。读者会想到，不是还有一个游兴懋吗？且请听我说明。
如前所述，游兴懋是哈军工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接合到省革委之后，经常回哈军工，跟我打招呼请假的理由是，学院有事，或者接到军工造反团的电话要他回去。此人身材魁梧健壮，黑黑的头发，一对隆起的一字大眉，使得闪亮的大眼睛饶有精神，加之道地的一身合体的黄军装，显得特别英俊、帅气有派，在北方大厦出入，格外引姑娘们侧目。就是这位军工大汉，言语不多，却喜欢同女服务员聊天。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同志却背着我们，同军工个别人（请允许我隐去真实姓名），在搞潘复生同27人大字报的联系，并且秘密地整理了一份材料，将潘复生冠以炮打文革的黑后台，准备状告党中央。尽管他们自以为谋事极密，终归一时疏漏而被军工造反团的一名人员通过汪家道向潘复生告发，于是潘复生找我和刘雪峰等，云云哈军工要游兴懋回校。按照当时革委会的做法，群众代表可以由本单位随时调回，我们当然就同意了，并没有作多么复杂的思考，特别是出于对潘复生的高度信任。于是潘复生得手，依靠汪家道，将游兴懋以“反革命”之名送进了监狱。此前，对游等进行了多场批斗。这件事潘复生做的表面上严密有序，表现了一位老练政治家的胆识、干练和果决。这事我以后还要详加述说其原委。
这样，我们去北京汇报的时候，革委会的正副班长就只有我和刘雪峰了。
我记得潘汪于3月9日坐飞机到达北京，我们其他成员是3月11日到达北京的。潘汪到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在坐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我们这些人在北京等了五六天，3月16日晚饭之后，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要我们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11时，出面接见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戚本禹这次找我们群众代表的本意是，要我们群众代表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但是他没有直接了当地说出，而是忽悠了一个大圈。
戚本禹这么开始他的谈话：“黑龙江省革命搞得很好，很早就想向你们学习，今天请你们来谈一下。”接着，他对着汇报团名单，一一认了一遍之后，又说：
“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近几天有什么想法？”对于这句问话，我和刘雪峰互相对视了一下，感到很突然，想不出问者用意的真谛，于是我反问了一句：
“戚本禹同志，您想了解我们哪方面情况？”
戚本禹不采地说：“你们的情况从报纸见到了，潘复生同志汇报我也看了，在这个基础上找你们再谈谈。”
于是，我开始汇报，谈了一些情况之后，戚本禹忽然问道：“你们核心经常开会谁主持？就是主席说的你们弹钢琴的班长是谁？”当大家指着我说，“范正美是班长，刘雪峰是副班长。”
戚本禹说：“我有个建议，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他是坚定支持左派的，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像曹狄秋对左派就怕的要命，发牢骚。而且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是比较坚决的。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就更成问题了。汪家道也有阶级斗争经验嘛，可以做副班长嘛。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一视同仁嘛。你们把正副班长交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