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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最后一段：“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的小学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对此，周恩来说：
最后一段，是勉励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喽。主要是潘复生、汪家道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包括两派中的委员和常委，今天在座的不少，你们都要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地到群众中去，现场解决问题。我最近和江西来的同志谈，江西今年在北京，是年中的时候，等了好久后回去喽，七、八月回去的，回去做的工作，很好。他们本来是外地的军队调到江西的，两位领导从山东去的，他们工作有几条经验。其中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亲临现场解决问题。这样就使抚州避免了大的流血。本来抚州称军队进去了，保守派瓦解了，造反派就报复，差不多到处捉人、杀人，解放军到现场保护了他们，结果避免了流血，坏人孤立起来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受坏人——军分区的人蒙蔽的，有一个矿山有几千支枪，那个矿山是国家很重要的矿山。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请他们到南昌来面谈，他们来七个头头，从造反派看，他们在抚州的时候镇压了造反派，抚州造反派跑到机场，他们不是欢迎，是拿枪到机场，要把七个头头打死。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部队政委，听到造反派去了，马上赶到机场。这边枪已经举起来了，这边政委马上往七个人前一站劝阻，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枪放下了，就把这七个人保护下来了；假若晚到两分钟就会七个人头落地，就会闹翻了的。就这样，到现场解决了问题。反过来，南昌造反派欢迎七个头头到南昌，因为用这样的行动教育了群众，这七个人经政委、筹备小组保护了他们，也就使他们情绪改观了。头头回去一讲，几千人的枪统统放下，交给部队迅速恢复了生产。他们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矛盾。我们觉得，亲临现场解决问题，是他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另一个例子，我们陈伯达同志，我们晚上读毛主席选集的时候，听到天津南开大学的两派武斗了七天，一派多数的叫卫东，联合了天津大学的‘八？一三’，上万的人包围南大的‘八？一八’，只一千多人，围了七天七夜。我们几个人商量，由伯达同志亲自出马，连夜坐汽车赶了去，伯达同志到了南开，先声夺人，天大的‘八？一三’和南开的‘卫东’都撤退了。如果不去，还得搞七天。所以，一定要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当然，这个例子也不恰当罗。你们闹起来，就会让我亲临现场。你们东北再闹，我可不去啊！“
说到这里，总理和与会者，一同大笑。周恩来继续讲：
第二个例子不如第一个例子生动。是刚才听到的。当然还要谈的。为什么要亲临现场？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确有时候处理事情没有到现场。譬如最后在哈一机厂、在师院发生的那次武斗，如果军区的人留在哈一机，我们的要求在现场不走，最后那场武斗不至于流血，把群众说服嘛！除非坏人不暴露，暴露就看清楚了嘛，情况就会变嘛！所以我觉得，亲临现场这一点很重要。黑龙江省该如此，吉林沈阳都要这样做。
接着，周恩来指着《批示》又进一步说：
要做群众的小学生，因为群众出智慧，领导上不过是加工的作用，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经过加工，使之成为成品。所以，你不到群众中去，就没法取得智慧。比如，我们不和你们见面，就没法帮助你们把问题解决。你们的协议上也说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么，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么。这个学习班要联合办，不是分开办，增强共性、党性，不要发展派性，要请教于主席，请教老三篇、老五篇，请教主席最新指示啊！像在北京办的各省学习班就是用这个方法推动了联合，所以我们期望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内，要上请教于主席著作和最新最高指示，下多倾听群众意见，多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当然主要的是多举办学习班，联合的学习班。在各单位办，革命委员会办，分期分批地办，把双方达成的十二条协议和你们分别达成的三个协议，都能付诸实施。这要通过学习，通过实践的，不回去实践，不能证明你们的协议有效没有效？所以，今天要把中央的意见转告给你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双方达成的协议办。你们保证给我们保证的事情付诸实施。不但在哈尔滨能够根据你们达成的协议的原则办，还要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推广到全省。那个地方有问题，也是有领导去解决，不是到底下去串联解决。
说到这里，周恩来分别就吉林、辽宁问题作了指示，基本精神是辽吉两省的各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号召他们学习黑龙江省两派，尽快达成大联合的协议。
总理对两派真正做到了不偏不倚，他像一位长者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没有亲疏，不分手心手背，满怀慈爱地指出各自的缺点和错误，但又怕孩子们因此而互相指责，苦口婆心地相劝，教育大家此后真心地团结起来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青年一代的火热关心、无限期望和备加爱护。其恳切之心、爱护之情，开铁石心肠，动顽人肺腑，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尚的情怀。他对省革委会寄予厚望，是那样叮咛周到，细致入微，为了黑龙江省人民，怕因为直接的批评为炮轰派所利用，极其委婉体贴地向省革委会的领导进言，真诚地希望潘复生、汪家道领会其前一段的错误所在，从内心深处注意从以往的过失中汲取教训。对他的下属是如此爱护而要求严格，教方法，出主意，表现了一位长者和导师的崇高风范。他以事说理，以理诉情。他讲的这些道理，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既有引述，又有实证，但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唯恐我们的各方不理解、想不通，逻辑严谨，丝丝入扣，充满辩证法，无片面性，使矛盾各方当事人无懈可击、无可挑剔，真正促进了认识，增强了团结的愿望。我想，我一定在回哈以后，按照总理的指示，为实现全省的革命大联合贡献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我朝左右看了看宋振业、边士军、冯昭逢等人，他们给我回馈的目光告诉我也是满意的。谁知道，潘复生却没有听总理的这番教诲，而是在盘算如何找回在北京他丢失的面子。这是后话，我将在下一章来谈。
周恩来说到这里让康生讲话。为了便于说明第十章的问题，在这里我根据当时的记录，把原文照录如下。康生说：
上一次总理已经对黑龙江省两派的一部分同志说过，主席有一个十二月十七号批件，给他们念过的。是主席给湖南的请示报告的一个批示。这个批示不是专门对湖南报告的，而是对我们进行的一次很深刻的、很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个批示分六条：
第一条，主席说：“绝对权威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比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综合，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因此，没有一个单独的绝对权威。‘因此，绝对权威这个提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说，是不科学的、不妥当的。我们过去的报纸上、刊物上、文件上，从中央文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致于各个革命团体的文件中，常常用了这样一个词句，就是说’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绝对权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