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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主席说：“大树特树‘这个提法也不妥当，权威和威信只能从实践斗争中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这个问题同志们容易懂喽，正像毛主席最新指示教导我们的：”有些组织常讲以我为核心，这个提法是很蠢的，核心不核心，要在斗争中逐渐建立起来，不是自封所能达到的’的道理一样，同样，毛主席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是不妥当的。
第三条，主席说：“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要通知全国，重申这一禁令。‘这是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上有的，毛选上有的，不准祝寿、不准送礼、不准用人名作街道名字，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以，主席又重申这一禁令。
第四条，就是湖南韶山有条铁路，现在通了，12月26日这天准备开会，主席批示：让他这个会议改变日期，不要在主席寿辰那天开会。
第五条，就是韶山有一个毛主席塑像要落成了，铁路要通了，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题字。主席说：我们不要题字。
第六条，是他们大会的名称。主席说：铁路通车开会是可以的，但不要用祝寿的名字。
这个文件，同志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文件是今天发下去的。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教导很多，因为时间关系，不多说了。主席教导我们，这个问题恩格斯在1888年《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上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问题都讲过了，让我们读那本书去看一看。另外，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也讲过的，不但说过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而且反对康德、谢林否定绝对真理是不对的。就是说，孤立地说绝对真理，不把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这是不对的；反过来，强调相对真理而否定绝对真理也是康德的不可知论，也是不对的。主席教我们读一读，看列宁怎么讲咧！我们中央同志觉得，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个别和一般，讲得最好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同志们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要好好学习和领会《实践论》和《矛盾论》。通过学习，达到把我们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一步，更高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斗私批修，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大批判，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我和东北的同志接触很少，接触过一次，我曾经说过，同志们到北京来干什么？首先的任务是来干什么？首先的任务，不是各派来告状，不是各派来打官司。首先的任务，是学习、领会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紧紧地掌握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第一个任务。没有这个任务，一切问题根本不能解决。所以我想，通过这一段的学习，使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更好地掌握和领会。
康生接着指出我们手中文件还有“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建议改掉。
周恩来接过话头说：“上次，我给黑龙江省两派各十名同志念过，当时我考虑到是群众语言就同意了，这说明我没有紧跟毛主席思想，来帮助大家。”接着周恩来征求大家的意见之后，指示重印文件。他说：
“为了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都应该在那一天认真地读毛主席的著作，这才是坚决地真正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不是跑到大街上敲锣打鼓、贴标语，这是毛主席不赞成的，主席不赞成的，我们硬要做，就是对毛主席思想没有通，这一点要传给后人。这不是毛主席谦虚，而是要破四旧，破剥削阶级的旧习惯、旧风俗，建立起无产阶级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不要以为主席一谦虚，我们就做得越凶越欢，这是不对的，这是同志们理解错了，我们正式读到毛主席的信就清楚了，比如塑像，也是严肃的事情，不能随便竖，要塑，一定要经过中央文革审查。我们的思想还在前进中，塑像是千秋万代的事，要好好下一番功夫，时间还有。我们的言行，要在著作中、思想中，体会深了，才能塑出光芒万丈的伟大形象！所以，今天宣读的毛主席批示，我们都要好好学习。”
最后，周恩来又请陈伯达、李富春讲几句话，他们各表示，拥护总理、康生讲话，向黑龙江省道贺。之后，总理带头起立向大家鼓掌，并表示要用飞机送大家回哈，大家再一次热烈鼓掌向总理表示感谢。
我记得是12月24日，炮轰派汇报团同潘汪以及捍联总汇报团一同坐总理派出的专机回到了哈尔滨。在飞机上，我注意到，我们大家谈笑风生，潘复生却显得异常疲惫，又好像有很重的心事，毫无用意地把目光投向窗外，汪家道还是那样朴实自然，似乎一切总算有了头绪……
我们几个炮头，分别同总理联络员在舷窗旁留影，笑声震荡机舱。我注意观察潘复生的那副神态，心头一悸，耳边再次响起总理的话语，心想，但愿潘复生能不辜负总理的一片期望。
第五章 苦胆血泪
如果人是不幸的，那也是由于一些社会的、政治的原因，这些原因和事物的性质毫不相干。那么，如果实行一些新的政治原则，重新缔造人类的幸福是完全可能的。
——［法］勒塞克尔
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英］拉尔夫？沃尔都？爱默生
真实的现实常常在飘浮变幻的虚假外表中显现。在一般情况下，要解开这层华丽而神秘的光环，让人认清其庐山本来面目，不仅需要时间的长期积淀，而且更需要借助历史演变的解剖刀。而在文革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人的本性和内心世界，却在浓缩的历史中暴露无遗。这是因为它的“乱”，常常既给人们提供了许多纷扰，也给一些人们提供了各种活动空间及其表演的机会，需要人们具备高度的良知或理性，去判断和分析，怎样才能符合人伦，符合社会的需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那些自以为一时一事得计者，恰好把这些抛在脑后，以为自己聪明、自己会玩，却最终暴露自己最愚蠢而把自己玩了进去。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乱”不全是坏事，只有“乱”，才能暴露坏人，这就是革命家的历史观、革命观。现在回忆这段历史就再清楚不过了。
老子说：“友弱胜强。鱼不脱于渊。邦利器不可以示人。”意思是说，弱会胜刚，弱会胜强。鱼不能离开水；治国者不可滥用政治权力，来炫权耀势，用以威吓人民。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脱离群众的某些领导干部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自以为得意，将自己所领导的地方，视为自己控制的领地，大搞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对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是否执行，或执行的力度，都是在以己为圆心以其地位和权势作半径画成的圆圈中运作。他们在历次斗争中，学会了玩权弄术，韬晦养志，欺上瞒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他们很会换脸术，对上一套，对下一套。
我从北京回来，直到1970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敢同潘复生玩命，经历了内心极为痛苦的一段。
从北京回来，省革委会根据潘复生的旨意，安排两派汇报团的代表住在黑龙江旅社（现在的华侨饭店）。当天晚上，凡家或有亲友在哈的绝大多数代表，都奔其家会其亲其友了，只有我和极少数外县的代表住在这里，因为我无家可归。林玉梅从平房赶到这里跟我“成家”一见。
“这会儿好了，潘复生、汪家道检讨了，又有十二条协议，可以实现联合了。”玉梅喜形于色，快言快语，显得很高兴，似乎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我说：“事情要像你说得这么简单、轻松就好了。恐怕不是这样！你知道，总理做了多少工作，潘复生在检讨里，挖空细思，耍了多少鬼把戏，当面撒谎，瞒天过海。就说‘6？5事件’吧，怎么能说炮轰派冲击省革委会？明明要求他们接见，排着队在省革委收发室等待，是革委会允许他们进去的，而且首先由我出面接待他们，只是在潘、汪拒不接见的情况下，他们才采取静坐的方式……还有对我和宋振业——”没等我说完，她抢过我的话头又补充一句：
“这一点，我们厂里的许多人也是这么说。”她原来的那股高兴劲儿，似乎因为我的这句话，被打消了一半，脸上的喜色顿时变成了阴云。
“所以，你得有思想准备。如果仅仅是撒谎还好，最重要、最严重的是，他在检讨里安钉子、打埋伏、准备秋后算帐，我担心他耍两面派，回来对炮轰派搞反攻倒算。”
“我们那几位老乡也是这么说！他们还说，你们回来前捍联总就传出潘、汪检查是策略的说法。”
她说的几位老乡，是湖南大学66届毕业生、“湘江风雷”的几名成员j××、S××、Y××等人，分配来101厂工作。因为是老乡，又都是造反派，在当时属于局外人，看得分明，所以开诚布公跟她说了这些看法。
“所以，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不过，我有点儿想不通，潘复生这样的高级干部，能不对自己负责吗？”玉梅将自己心里最后一片狐疑终于说了出来。
我说：“孟子早就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意思是说，那些当大官的人，说话不一定言而有信，做的事情也不必一件件都能兑现、办到底。这要看这些大官们，他们觉得怎样说、怎样做，对他们更为有利！“
这就是我们夫妻俩见面的头几句话。
我的这种担忧，也是当时许多炮轰派头头的内心所虑。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潘复生还抱有幻想、寄予期待。在我翻阅1968年有关材料、整理思绪时，看到潘复生批示“此件打印常委同志阅”的一封1968年1月从延边寄来的哈军工学生给潘、汪的信，特转述如下，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一位一般学生的赤子之心，并可从这一侧面，看到或者悟出潘复生对待炮轰派的某些情形。
敬爱的潘复生、汪家道同志：
您们一定很忙吧？我几次想写信，却唯恐耽误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