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到的能力——我称之为先觉，凭此我能预感到快要发生的事情。我不能确切地说
明，也不愿谈论它，因为这听起来有些“怪异”。连我妻子也不全信。因为它们常
常变成现实，所以我不能否认我的预感。
说到我的酗酒，我又开始每周喝一两次‘有限量”的酒，当时我拒绝承认，但
我很明显回到了成为一名酒鬼的出发点。
和勾搭女人一样，喝酒不是成为一名优秀行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我必须得说
（当然并不是为自己辩护）
，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这些不好的习惯在情报世界里确实很有用。我从不在
意“我不相信不喝酒的男人”这种说法。就像语言一样，喝酒和与女人调情是一名
情报人员可以充分运用的特殊工具。在阴暗、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和尔虞我诈的情
报世界里，我们要面对的许多性格，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赞美的道德典范，但是如果
特工或目标拥有这些缺点，负责行动的官员就能够利用他们并且和他们建立有用的
联系。
梅旦尼不与女人纠缠，并且只喝极少量清淡的饮料。在我将要与之共事的一组
极密情报官中，没人饮酒会超过两杯，几乎全都显得是末日来临之时、进人天堂的
有力候选人，似乎只有我肯定是罪人（希望神学上的结论会不同）。
我们的部长是我第一次执行临时任务去东京时碰到过的头儿。他是一名狡猾的
独裁主义者。有经验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也讲日语，喝酒，喜欢女人，因此有时在
某些具体问题上会给下属留下一些余地。
这次我不会因为那事而对他或其它任何人心存畏惧。我有经验和坚实的自信心，
不担心自己的能力和未来。
我从来没被所谓的“强人”所吓倒。在东京和纽约的七年时间里，我与无数
“强人”交谈过。这里我指的是不同国家的政府首脑、部长、大使和商界巨子，以
及那些有别人为他们开门并受到尊重的人。
我常常觉得只有确切的理由才能赢得尊重和敬仰，而不仅仅是地位或权势。
我一到东京就建议不通过通常的途径——由我们的人介绍，而由我直接拜访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因为在纽约与他们“真诚”地交过朋友，我已经很了解中国
的记者和外交官。一名可能的中国情报官员曾经告诉我，将来我可以用他的名字作
担保人。我是到那时为止、唯一的一名遇见过两位中国外长并与他们握手、还不在
乎的中情局官员。虽然我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但很值得一试。以前用相同的方
法我已经成功了几次。
梅里尼和头儿拒绝了我的提议，没有任何特别理由。我只能猜测可能是梅里尼
不愿意我用这种手法抢了他的风头。
我们的秘密情报人员与中国人没有直接的个人接触。
我不仅失去了使站里和我自己有一个好开端的机会，还感到站里从我的联络员
到我的上级——梅旦尼像一团不详的乌云罩在我的头顶。这是第一个明确的讯号：
梅巴尼是我的对手而不是盟友。
这令人沮丧。我知道一旦梅巴尼超过我成为我的联络人和上级，这种情况就会
持续下去。以前在纽约时，在一个名叫莫里的家伙手下，我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
有时，一名官员可以要求调换在站里的职位。但这样很少会有好的结果，因为
他可能会被视为麻烦的下属。
对一名极密情报官，如果有选择，也会更有限c 可能没人愿意担任联络员，那
是公认的一项麻烦而又得不到奖赏的工作。
我惊诧地了解到，按照一条奇怪的规则，我光彩的身份——受人尊重的纽约公
司副社长在日本没什么价值。
这不是我或任何人的错，我被告知申请那项特殊职业的许可证需要一大笔钱和
很长的时间。
于是，我在东京没有可用于作掩护身份的工作。但他们还是让我先行一步租下
了合适的办公地点，修饰一下外表以便于开展工作。并不是那么困难，不是吗？可
能是轻而易举。
“我们都很坚强，能够承担别人的不幸。”——罗斯福勾公爵。
一名日语流利但几乎不了解中国事务的同僚把我介绍给了特工草见立夫。他之
前的案官是一名美国人。这名美国人在加人中情局成为“情报官”之前是一名语言
特工（指主要由于能使用当地语言，如进行翻译的能力而与之联系的美国籍特工）。
他几乎没有行动经验，对中国了解则更少。
我回忆起他写的文件中对草见提供的“情报报告”的评论：“这听起来像北京
周报。”
后来我发觉确实如此。我发现了草见从北京周报上抄袭“情报”的确切证据，
并将这种欺骗行为告知了那名官员。
草见35岁左右，走路时大摇大摆，看上去精力旺盛，充满自信。
我对这次见面有所准备。我带着友善的微笑与他有力地握手并介绍自己：“我
叫本田，很高兴见到你。”
草见的回答是：“我叫日产。”
几乎能听见“怦”的一声，我的心为之一沉。
本田，作为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的汽车品牌，是常见的姓氏和汽车公司创始人
的姓。事实上，在日本有两个不同的本田，音同而写法不同。我准备用的是少见的
那个本多。
但这个傲慢的王八蛋说他的名字是日产，这是另一个主要汽车公司的名称（意
思是“日本生产”），而不是家族的姓氏。
他想显示他很聪明，知道我的名字“本田”是化名。
他明白我知道他叫草见，于是没有介绍自己的真名，而用“日产”来显示自己
的聪明，甚至说话时不带一丝笑容。我知道遇上了难以相处的家伙。
每个明智的情报官都应该明白即使特工知道他的真名，情报官通常也会用假名。
这是一种常识和常用的手段。主要是出于安全原因。
我经历过一个特工与情报官之间协调得很好的例子。特工和情报官用的是同一
个化名——木村正夫。特工知道情报官的真名，但他们从未将真名讲出来。通电话
时，他们都会说：“我是木村正夫。”
通常是这样的，当我被案官介绍给那特工时，案官会指着我简单地告诉特工：
“请见一下木村正夫先生。”每个人都明白游戏规则。
草见偶尔向不知名的杂志投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由此，他标榜自己是“中
国专家”。与东京站里其它才干相当的特工相比，他的报酬很高。我可以说他受到
了前任案官的宠爱。
以他的态度，我感觉他可能希望我称呼他“先生”或“老帅”。在这个世界里，
我不会让他心满意足的。
更何况，我差不多比他大5 岁，在远东地区这常常很重要。
因为有介绍人在，第一次会面很愉快地结束了。但从第二次会面开始，这种关
系一直呈稳步下滑的趋势。
前面已经提到，草见无耻地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他不知道，虽然我无心成为
一名中国通，但在等待新任务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钻研我已经成为中国问题以
及“文革”以后中国局势方面的专家。
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想被承认不仅能进行与我的母语和种族背景相关的工作，
还是一个可以做很多事的人。我想展示学会的技能。我自信能够像领导中国人或日
本人那样领导讲法语的非洲人。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充分展示这一点。
草见的傲慢很明显，他认为我像我的前任那样不了解中国事务。他开始就中国
问题胡吹，间或从杂志或日本报纸上的文章进行引述。他只有在喘气时才不能表明
他会“讲”中文。
草见很不幸，他有两点致命的错误：他不知道我一直阅读的日本出版物比他只
多不少；第二点——这是最致命的——他不知道我是中国人。
草见肯定认为我是美籍日本人。（我的日本语仍然带有口音，并仍然使用日本
化名“本田”。）
用他自以为是的方式，有时他甚至掏出中文出版物用假装的中文发音大声阅读
上面的数行文字。
我敢说他所炫耀的中文根本不存在。
知道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价值的同时，我让草见吹嘘他在中国问题仁的“专业
知识”。
总部管理报告的官员是对的。他们是一群能力很强的专家，甚至能够判断身处
地球对面的特工的心理状态。东京站保护草见并为之辩护是因为他们招募了这个假
专家。当总部怀疑草见的真实价值时，他们想证明和确认自己行动的有效性。
我通过梅巴尼也直接向我的部长提出了对草见的看法，我被告知要努力与草见
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好像这仅仅是我们性格上的冲突。
我们两人不能相处是因为我很了解草见提供的消息和报告的虚假性，而以前的
案官不能确定这一点。还可能因为草见觉得我会调查他制造的假象。
我的职业素养使我能够在必要时完全压制住个人的好恶，但却不能期望我接受
一名冒牌的“专家”。
但无论如何，东京站是草见的坚强后盾。
我被要求带草见及其一家到一个温泉疗养地放松和游玩。通常来讲这不是坏主
意，不过这只能证实我的怀疑——草见很受那些认为他有价值的人的宠爱。
案官有时这么做，是因为特工提供的情报报告是他们——特工的管理人——唯
一的产品和工作成绩的证据。很自然，他们想生产出更多“畅销”的情报报告。
但是中情局里有很严格的确认程序用以剔除假情报，可能总部管理情报的官员
逮着过草见，于是“争论”
开始了。
也许东京站内从行动的负责官员一直往上，没人认真考查过草见报告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或者是没有称职的“中国通”来严格检查草见提供的情报。
即使想到要和这个假专家一起度过那么长的时间我就觉得厌恶，但我确实按照
指示邀请了草见及其家人到温泉疗养地去轻松几天。
奇怪的是，草见拒绝了如此诱人的邀请，没有任何可信的理由。对一个普通日
本家庭来讲，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邀请。我只能猜想草见同样不喜欢我。
在我耐心地劝说下，草见最终同意去住一晚上。
他带着他约3 岁大的小儿子去的，他的妻子和长子没有同行。同样没有任何解
释。
草见不愿介绍他还在学步的儿子的名字时，我不得不压下自己的不快。他在担
心什么？如果他是害怕我会暴露他的家庭，那我真不知他愚蠢到何种程度。
这次出游从头到尾完全是一场灾难。
因为草见没有带全家一起去，所以，我为我们三个找了一大间日式房子，希望
这能使我们“更接近”。这是日本人常见的习惯，但在这儿又是一个错误，就像日
本谚语里讲的那样，将一只猴子和一条狗放在了同一个笼子里。
草见甚至拒绝和我一起洗温泉浴——这在日本是很平常的活动。到了温泉却不
洗洗？这和应邀赴宴却不吃东西有什么区别？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虽然我没说什么，但我恼怒得决定放弃“建立和谐关系”
的想法。（或许我应该告诉他这温泉以能“治白痴”而著称。）
我和他们在同一间屋里吃喝。睡觉时，我习惯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