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期的历史趋势，大概总是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其根源（本文的
“文化”一词均取其最大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内）。我们如
果能够探究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的来龙去脉来，也许对其他在现代化道路上蹭蹬不进的
国家也会有借鉴意义。至少对与中国有近半个世纪在意识形态上相似的俄国，对与中国同称
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印度，很可能如此。甚至于我们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同是近邻的日本，上个
世纪末就由落后国家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这被称为第一次开国），又在二次大
战后努力发展经济（这是所谓第二次开国），有“经济优等生”之称，被西方人称为“名列
世界第一”垂二十年，实际上成为“亚洲价值”的代表与样板，到了本世纪的九十年代忽然
泄了气，现在又面临第三次开国的任务了。这些国家的兴衰升沉也许都有自己深刻的历史背
景，有似乎马克思所谓“死人拉住活人”之说。以我之陋，不敢深论，只能以此一孔之见作
野人之献曝，供世之博雅君子参考。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归于夭折的历史，前几年有所谓救
亡压倒启蒙之说；征之上述蒋介石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压制中国人要求个人自由的
事实也自有其道理。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恰好发生在袁世凯接
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后，主权不保，国将不国之际，“五四”运动不但抵制了这一类卖国
行为，而且使民气高扬，思想学术界与整个国有的面貌为之一新，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中国
古训“殷忧启圣”
“多难兴邦” 外国也不乏国家振兴于危亡之际的例子，
，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平心而论，如果抗战军兴，主持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能够实行共产党提出的“三七五减租”
和各界开明人士所提出的各项民主改革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个局面也许就会有很大不
同。又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各顶政策，也
包括民主启蒙的政策，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又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只是我这样出生在
“五四”以后的老人根据亲身经历提出的一些猜想。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历史不能假设，
，
追悔是没有用的。更何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它又把自己曾经建议过
的各项政策，连同“仁政”一起一概斥之为过时的、甚至反动的政策，径自进入社会主义，
启蒙也就成为既陈之刍狗了。
说到底，启蒙这两个字原来是外来语的翻译。欧洲的启蒙不但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
而且它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
与蒙昧主义的历史而来，而且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我们这八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
们灰心丧气，只能使我们再接再厉。灰心丧气只能延长痛苦，而决不能回避问题，中国要现
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长长的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付出了血、泪、汗的代价以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
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总算取得了可观的进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即使过去有过，
现在也不应当再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可以顺顺当当地完成启蒙的任务了。固然
“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这样支配了中国人两千年的话，早已不入于当代青年
之耳。但是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中国人的心头。不妨提一个不客气的问
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
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除本世
纪中期的文革而外，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和一九九九年的法轮功就在世纪的两头遥相呼应。
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
。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
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反面教员，我们对之进行细致的解剖，深刻的反
省，由此得出鲁迅所谓“立人”的正道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五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
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
目的，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
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尊严地以自由、自
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
来！
一九九九年六月
①张鲁传：东汉末天师道首领，生卒年不祥。
②五斗米道：早期道教派别之一。
③原诗为“百代皆行秦政制”。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界的悲剧
苏文
（1954—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东方》，
1996（5）。
1991 年至今的俄罗斯史学，在转轨期的“休克”之中如果说仍然有热点的话，那就是
“改革与革命”这个话题。1991 年剧变之后，俄罗斯始终忘不了“从二月到十月”的幽灵。
1917 年 2 月建立的民主政体为什么那么快就被十月“革命专政”所取代？为什么 19 世纪俄
罗斯知识分子最激进的时代拼命呼唤“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1917 年在俄国知识界普遍
“保守”化时“革命”却猝然而至？为什么漫长的农奴制时代和 19 世纪末俄国经济萧条时都
没有发生革命，反而在斯托雷平斯托雷平（1862—1911），1906 年任俄国首相兼内务大臣，
次年发动六三政变，开始了极不公正的“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后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改
革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发生了？为什么历来被视为守旧的沙皇当局强硬派在把自由主义知
识界与当局中的开明派打下去后反而发动了“彻底”的经济改革，而一贯呼吁这种改革的自
由知识分子反而在改革中迅速沉沦？为什么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思想家在 19 世纪末对民粹
派的学理性论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 1917 年他们仍被社会上强大的民情绪所裹挟，以
致满嘴尽说的是当年自己痛斥过的话语？总而言之，1917 年的“革命”是如何发生的？是由
于知识分子过于“激进”，由于统治者不肯“改革”，还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另外原因？——这
些，当然不仅仅是俄国人才关心的。
“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无论当局还是反对派，人们都往往把知识分子的情绪等同于“社会情绪”，而把社会情
绪的激进化归结为某种精英的意识形态引导。这往往会引起一种幼稚的主张，即只要知识分
子放弃了“革命崇拜”，革命就不会发生。然而，俄国的情况却是：当 19 世纪 70～80 年代
知识分子中激进情绪高涨时，社会却十分“保守”
，尤其是农民，那时都还指望着沙皇的“抑
强扶弱” 而当 1913 年前后知识分子作为整体而言趋于保守化的时候，
。 社会却积累了越来越
强烈的激进情绪。当年的民粹派曾经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到民
间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浑身的解数要发动“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到 1917 年 2 月，
“革命”却在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未曾去“发动”，甚至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
然降临了！
实际上，俄国知识界和社会大众在这一问题上的双向演进早已开始。19 世纪的俄国盛
行精英革命家，从贵族身份的十二月党人到知识分子的民粹派。但到世纪之交便起了变化，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沙皇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即所谓“反国家罪”的职业分布中，
工农比例迅速增长，而知识分子比例日益缩小。
1884～1903 年，这十来年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反国家罪”由知识分子行为到工农行
为的演变。
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这一变化。这一改革的具体操作过程本文无法详述，但通俗地
概括就是：在 1861 年“家长”偷走了一半“家产”的情况下，斯托雷平又允许“子弟”们
中的“兄长”放手抢夺剩下的另一半“家产”，并把“弟弟们”一脚踢开，以此来完成“分
家”并换取“兄长”对“家长”偷窃行为的支持，最终达到一方面完成“分家”的变革，一
方面又维护了“家长”统治的目的。
从“公社世界”到私有产权，从传统村社经济到近代农场经济，这在经济学上无疑是一
大进步。然而这种“分家”的方式是极不公平的，因此斯托雷平改革一方面创造了“经济奇
迹”，一方面却又在社会下层积聚了危机因素，而与改革前相比，这时下层的不满有几个明
显变化：
第一，随着沙皇的形象从“公社之父”变成“公社破坏者”，传统皇权主义的民众心理
基础被破坏。因此，随着改革的进展，精英层对沙皇的敌意在淡化，而大众对沙皇的敬意却
消逝得更快。
第二，1861 年，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束缚，而 1907 年后，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
的保护。由于改革以权贵利益为本位，代价、风险与成果、机会的分布极不公正，因而大众
中积聚了强大的反改革心理。在皇权崇拜消失的同时，“公社崇拜”却日益强化。近年来的
研究表明，对抗改革的公社复兴运动在斯托雷平年代里形成了社会下层日渐汹涌的暗潮，在
平时它成功地抵制了改革的深化，而一有机会，它就有可能泛及于社会表层，形成以“人民
专制”重建“公社世界”的民粹主义狂潮。
第三，斯托雷平的铁腕固然使社会一时趋于“安定”，然而它毕竟与以“公社世界”为
基础的传统权威不同，在压制反抗的同时也在消解权威。
斯托雷平改革对城市反对派运动的作用也十分微妙。如前所述，这一改革成功地消解了
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使民粹主义反对派运动死灰复燃。后者举起了自由主
义放弃了的社会公正旗帜，以反改革为号召，与下层的公社复兴运动迅速结合。民粹派的社
会革命党因而从 1905 年时微不足道的小团体一举成了 1917 年有百万之众的全俄第一大党。
“二月雪崩”之后，它不仅在农村苏维埃中一统天下，在城市苏维埃中也曾有大半壁江山。
与苏联官方史学的描述相反，当时沙俄流放地与苦役地中充斥的主要是这些民粹主义者，而
布尔什维克（它的成员主要是政治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