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他们在修炼神秘的灵性感受。
由于最初的那条代沟不那么惹人注目了，年轻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界线，年轻政治家与
老政治家之间的界线，年轻医生和老医生之的界线也都不太明显了；因此，青少年与父母间
依然存在着代沟的事实，也被视为仅仅是一种人们所熟悉的代与代之间的变化，或寻常的两
代人的冲突了，只是其特点带有现时期的特殊性而已。教授和老师所碰到的代沟通常出现在
他们与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之间。现在，他们可以轻松地叹口气了，因为目前那些由校外的
大哥哥和大姐姐们支持的学生不那么难教，也容易交谈了。然而，第一次面对青少年问题的
父母们仍然在体验着两代人之间的那种疏远，这种疏远曾被冠之以“代沟”的名称。只有当
这种断裂出现在全世界的大学中时，人们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象通常的父母与子女的冲突
那么简单。现在，代沟在大学里已不复存在，代沟的青少年一侧已有了许多成年人，故此，
许多青少年和他们父母的冲突似乎又成了他们之间特有的冲突了。倘若年轻人把他们的痛苦
和忧伤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看，他们的某些愤懣和不满就能够有所缓解；倘若父母们认识
到子女的反抗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个人的，而是因为这些子女与那些刚刚成为父母的年轻人不
同、他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代沟的存在，那么，父母们的内疚和绝望也能够得到缓解。
然而，在绝大多数家庭中，无论是父母还是青少华都不采取将这种冲突放在更广阔的背
景中来观察的态度。因此，在大学一年级学生所写的有关代沟的文章中，只有一个学生是把
青少年的行为当作一种象征而不是当作个人行为来加以讨论的。1977 年，一位大学一年级
的学生 E·斯巴克斯（E·Sparks）写道：
现代青年的许多服装式样和个人外表把他们与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中年人区别开来
了。现代青年不管穿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穿，而是出于他们个人的爱好。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使老年人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想起自己当年只能穿廉价的成衣。
由于现代青年比较走极端而且能坚持自己的标准，他们与中产阶级和中年的劳动大军
格格不入。青年人的头发是造成这种疏远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我觉得，现代青年
正在以对头发长度的挑战来进行新的实验……青年人用不着使用大信息量的计算机就
能够控制头发……对一些青年来说，头发是实验的手段，是形成差别的手段。而对另
一些多年来说，头发则是向中年人的制度进行挑战和反抗的方式。
过去，不喜欢长发的中年人曾试图用非常聪明和狡猾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直
到三年前，学校才允许学生留长发。学校的唯一工作大概就是教学，而不是为学生规
定道德标准。但学校并没有仅以教学为满足。现在学校相信它们应该以正确的方式（办
即它们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要是你不喜欢它门的方式，并且反对这种方式，校方就会
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惩罚这个捣蛋的学生。我上的那所学校就多次因为学生头发
的长度而开除学生。可笑的是，关于头发式样的规定一旦被废除，一切事情仍然照常
进行。我想要说约是，个人头发的长度决不会造成智力低下，也不会阻碍学习的进步。
个人对头发长度的选择有什么危险 2 看来，有的人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是因为其
他人告诉他那是错的。于是，这位被认为干了错事的人就得马上迷途知返。这种事情
才有许多危险呢！许多父母对他们的男孩子说，他们留长发看起来象女孩子。孩子们
常常不知道是否应该和父母谈谈心里话，这不是好事情。许多人说，是缺少交流导致
了代沟。我觉得，在头发这件事上还不仅仅是缺少交流，而主要是缺少理解。但希望
还是有的。当今许多中年人已经允许头上的毛多长几英寸了。
但是，更多的人所谈的听起来倒象是五十年代的高中生，五十年代那些与老派父母激烈
冲突的高中生被一名叫吉姆·斯坦恩（JiM3te5n）的学生称为“萧条时代的孩于”：
我与我父母关于现在的一些价值的想法差距很大：
在许多事情上我的父母和我都意见相左，在某些问题上分歧尤其大，如音乐、汽车
和钱。在我们家里，这三个话题构成了代沟的主要部分。我在这些事情上的观点几乎和
我父母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与我父母关于现在的一些价值的想法差距很大。
在钱的问题上，我的父母（即萧条时代的孩子）觉得钱应当省下来去买重要的东西或
花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问题在于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和重要的事。我父
母认为重要的事只局限于大学教育、保险和一栋房子。我承认每一样对未来都是重要的，
但我也生活在现在。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想到处旅行。要是我被买房子、
买保险等压得喘不过气，我就没有机会多见世面了。旅行和体验新事物是我永远也不会
忘记或后悔的事。大多数老人告诉我“现在就干吧，趁你还年轻，”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的父母认为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但不能经常这样想。我愿意花钱买的其
他东西，如立体声设备、枪等等，我的父母也统统看不起。他们觉得在这种东西上花那
么多钱（200 美元）是不必要的，因为可以把钱派作更好的用场，也就是前边提到的房子
和保险。他们说，枪和立体声设备仅仅是我生活中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过，我已
经挣钱了，我觉得自己应当成为一个决定如何花钱的人。
我和我父母意见不同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汽车。我喜欢看上去很漂亮、跑得又快的赛
车。他们喜欢经济型的小车。我妈妈希望我买一辆“沃尔克斯瓦根”牌的车，可我却喜
欢“卡马罗”牌的。我觉得为了买一辆外型象赛车的汽车而多花保险费和汽油费是值得
的。我的父母认为，汽车就是汽车，用不着看起来漂亮。我开车去上学或去工作，在汽
车上消磨许多时间，觉得很满足；我就是爱开车嘛。我觉得，因为那是我的车，我就会
有自己的选择了。
我和我的父母在音乐问题上总是谈不找。我父母喜欢格兰·米勒乐团那样的大型乐
团演奏的音乐，或约翰尼·凯什那样的艺术家演奏的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信不信由你，
那种音乐我也喜欢。不同的是，我喜欢疯狂摇摆乐歌手，如吉来·亨德利克斯的后期歌
曲，还有莱德·齐伯林、福格哈特等人。我喜欢听快节奏、大音量的音乐。我妈妈和我
爸爸受不了这种音乐和这种音量。他们似乎不理解，为什么居然有人想听“噪音。”我
无法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解释这些原因。我只好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随它去了。
这就是我们家里的一条清清楚楚的代沟。我父母的思想是保守约，部分原因是他们
经历过萧条时期。他们认为有保障的未来比眼下的玩玩乐乐要重要。但是，我认为我现
在所处的这个年龄是重要的。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做以后将没有机会做的事。我相信，
要去享受生活一个人不应当成为未来的奴隶。未来是重要的，但还没有重要到要荒废现
在的地步。
再请看帕特·奥弗比的评论：
我父母在怎样使用汽车的想法上完全和我相反……
尤其是当我要为自己买一辆好看的“卡马罗”牌汽车时，我的父母从一开始就采取
了消极的态度，他们管这种车叫“破玩艺儿”。我爱这种车，心里总是放不下它。当然，
按我父母的观点，汽车不过就是拉着开车人从 A 地到 B 地去的东西。汽车的其他方面，
如外观或声音，都是不值一提的。然而，我注重的是一辆汽车是否能让人驾驭愉快，而
不是其必要性的，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
就算汽车的基本功能是运输，但我相信它还应该有更多的功能，至少对那些希望如
此的人应该是这样。我的车体的喷漆又亮又新，新轮胎，新车轮，发动机值一千五百美
元，但我就喜欢它是这样的，这和我的父母毫无关系。的确，我父母把他们的车仅当作
代步的工具，可我开车的时候却有某种对自己汽车的满意的感觉。开着我的车在城里兜
风使我心旷神怡，我乐意炫耀它，乐意开车放松脑筋。显然，我父母在使用他们的车时
没有这些打算。
当然，我父母对我的汽车感觉如何，他们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但有一点他们却没
考虑。我的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使我和我的朋友们有了一个让我们乐此不疲的业
余消遣。可我父亲把我的车仅看作是一个昂贵的玩具。有时我很纳闷，他是否忘记了他
年轻的时候也曾傻乎乎地围着汽车转过。他当年围看发动机转悠，仅仅是为了想看看它
是怎么工作的。我很满意我的车，我也尊重我父毋对它的看法。只要我有这辆车，只要
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家中的代沟就会不断加宽。
六十年代的代沟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曾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美国的
公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或塞蒲路斯的年轻人
因争取引进一种对性生活的新的诚实态度和对人体的新态度而发生的一些斗争。但是现在由
于两代人的激烈冲突显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家庭的解体
是一些社会症状——如逃离家庭而带来的少年犯罪，青少人吸毒和青年人的酒精中毒等问题
——的主要原因。也许更为突出的是、高中学生从对更广泛的社会冲突的认识，从对老年入
与年轻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目标和标准的认识上倒退到了一种对新精神范围的要求。国际罗马
俱乐部（club。f RoMe）不仅将其注意力从呼吁限制经济和生态问题的发展转向了寻找新的价
值，而且这一新的重点也渗透了全社会，为两代人的疏远提供了新的内容。
①食品券是美国政府发给失业人员的免费领取食物或购买食物的凭证。这里指的是某些年轻
人不劳而获。
独身生活与对它的喜爱
麦格拉思 沃尔什
两人均为美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现代外国哲
学社会科学文摘》，1988（2），谢白羚译。
在人们没有加以注意的情况下，老诺曼底人罗克韦尔式的正规的美国家庭生活的形象正
在发生变化。这种生活过去一向是妈妈、爸爸、小孩和家犬共同生活在一种亲密和蔼而又混
杂的氛围中。但现在像吉尔德（P。Guild）这样的妇女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她年龄 30 岁，自从
离开她双亲的家便单独生活，她把她在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拥有的雅致的市内住宅看做是从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管理员职位的挑战中，以及从一连串繁忙的业余爱好中摆脱了出来。她
说：
“我不认为我会再跟别人住在一起了。”再譬如像吉姆斯·李（J．Lee）这样的男子，他 56
岁，结婚 29 年后同妻子离婚，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