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说：“‘天然’使人类为二种最上威权所统治、此二威权，即是快乐与苦痛。只此二
威权能指出人应做什么，决定人将做什么。”（第七页）“功利哲学即承认人类服从此二
威权之事实，而以之为哲学的基础。此哲学之目的，在以理性、法律维持幸福。”（第一、
二页）这样，边沁把善恶归结为快乐、苦痛的问题。照他的说法，道德的目的就是“最大
多数的最大幸福”。
后期墨家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给利、害下了定义之后，又以利的定义为基础，进而
为各种道德下定义。他们说：“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
也。”（《经上》）“利民”的意思也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关于兼爱学说，后期墨家认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兼”，也就是“周”。《小取》
篇说：“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
矣。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
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就是说，必需遍爱一切人，才算爱人；
但是不必需遍不爱一切人，才算不爱人。这与乘马不同。不必需骑一切马才算骑马，但
是必需不骑一切马，才算不骑马。这就是爱人的“周”与乘马的“不周”的不同。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些他所爱的人。例如，每个人都爱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光凭
人总会爱一些人，这个事实，不能说他爱一切人。但是在否定方面，他若害了某些人，
哪怕是他自己的孩子，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不爱人，墨家的推理就是这样。
辩护兼爱说
针对后期墨家的这个观点，当时有两个主要的反对意见。第一个是说，世界上人的
数目是无穷的；那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兼爱一切人？这个反对意见叫做“无穷害兼”。
第二个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你还没有爱，就不能算爱人，那么就不应当有“杀盗”的
刑罚。这个反对意见叫做“杀盗，杀人也”。后期墨家用他们的“辩”试图反驳这些反
对意见。
《经下》篇说；“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知”。就是说，“无穷”与“兼”不是不
相容的，其理由，只看是否充满，就知道了。《经说下》发挥此说如下：“无（反对者）：
‘南方有穷，则可尽（中国古代一般人相信南方无穷）；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
未可知；则可尽，不可尽，未可知。人之盈之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尽不可尽，亦未
可知。而必人之可尽爱也，悖！’（答；）‘人若不盈无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
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答的意思是说，人若没有充满无穷的地区，
则人数是有穷的。数尽有穷的数目，并不困难。人若竟已充满无穷的地区，则原来假定
是无穷的地区，其实是有穷的。历尽有穷的地区，也不困难。
“杀盗，杀人也”是反对墨家的另一个主要意见，因为杀人与兼爱有矛盾。对这个
反对意见，《小取》答复如下：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
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车，
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
盗，非无人也。
“莫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是，
则虽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无难矣。”
后期墨家用这样的“辩”，反驳了认为“杀盗”不合兼爱的反对意见。
对其他各家的批评
后期墨家用他们的辩，不仅反驳其他各家反对墨家的意见，而且批评其他各家。例
如，“墨经”中有许多反对名家辩论的意见。我们会记得，惠施有“合同异”之辩。在
他的“十事”中他由“万物毕同”的前提。得出“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结论。在
后期墨家看来．这是一个谬论，它是由“同”宇的歧义引起的。他们指出“同”有四种。
《经上》篇说：“同：重、体、合、类。”《经说上》解释说：“同：二名一实，重同
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经上》和《经说上》
还讨论了“异”，异与同正好相反。
“墨经”并没有点惠施的名。事实上，“墨经”各篇也没有点任何人的名。但是，
从对于“同”字的分析看，惠施的谬误也就清楚了。说“万物毕同”，是说它们同类，
是“类同”。但是说“天地一体也”，是说它们有部分与全体的关系，是“体同”。由
类同为真的命题不能推沦出体同的命题也为真，虽然都用了“同”字。
对于公孙龙的“离坚白”之辩，后期墨家只从实际存在于物理世界的具体的坚白石
着想。所以他们主张坚、白同时存在于石中，认为“坚白不相外也”（《经上》），“必
相盈也”（《经说下》）。“不相外”就是不互相排斥，“相盈”就是互相渗透。
后期墨家也批评了道家。《经下》篇说：“学之益也，说在诽者。”《经说下》篇
解释说：“学也，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放告之也。是使知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
为无益也，教，悖！”
这是批评老子的这句话：“绝学无忧”（《老子》第二十章），老子这句话认为学是
无益的。照后期墨家所说，学和数是互相关联的，若要绝学，也要绝教。只要有教，则
必有学，教若有益，学就不会无益。既然以“学无益”为教，这个教的本身正好证明学
是有益的。
《经下》篇说：“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下》篇解释说：“谓，
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
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这解释是说：说话的
时候，人们所说的，不是相同，就是相异。一人说是“狗”，另一人说是“犬”，就是
相同。一人说是“牛”，另一人说是“马”，就是相异。（这就是说，有相异，就有辩。）
没有人获胜，就无辩。辩，就是其中有人说是如此，另有人说不是如此。谁说得对谁就
获胜。
《经下》篇又说：“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经说下》篇解释说：“以悖，
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审。”这解释
是说：以言为尽悖，此说不可以成立。如果持此说的人，其言可以成立，则至少此言不
悖，还是有些言可以成立；如果其言不可成立，则以此说为当者也就错了。
《经下》篇又说：“知，知之否之是同也，悖。说在无以也。”就是说，说知之与
不知之是相同的，此说悖，理由在于“无以”，即没有凭借。《经说下》解释说：“知。
论之，非知无以也。”就是说，只要有知识，就有关于知识的讨论。除非没有知识，才
没有凭借来讨论。
《经下》篇还说；“非诽者悖，说在弗非。”就是说，谴责批评，是悖谬的，理由
在于“弗非”，即不谴责。《经说下》解释说：“非诽，非己之诽也。不非诽，非可诽
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就是说，谴责批评，就是谴责你自己的谴责。如果你不
谴责批评，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谴责。如果你不能够谴责批评，这就意味着不谴责批评。
这都是对于庄子的批评。庄子以为，在辩论中，什么也不能够决定。他说，即使有
人获胜，胜者未必正确，败者未必错误。但是在后期墨家看来，庄子说这番话，正是表
明他不同意于别人，他正是在和别人辩论。他若辩赢了，这个事实不就正好证明他错了？
庄子又说：“大辩不言”。还说：“言辩而不及”（均见《庄子·齐物论》）。所以“言
尽悖”。庄子还进一步认为，万物各从自己的道、自己的意见来看，都是正确的，这个
不应当批评那个（同上）。但是在后期墨家看来，庄子所说的就是“言”，其本身就是批
评别人。如果“言尽悖”，庄子的这个言难道就不悖吗？如果一切批评都应当受到谴责，
那么庄子的批评就应当第一个受到谴责。庄子还侈谈不要有知识的重要性。但是他这样
侈谈和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若真地没有知识了，那就连他的讨论也没有了。
后期墨家在批评道家的时候，揭示出了一些也在西方哲学中出现过的逻辑悖论，只
有在现代建立了新的逻辑学，这些悖论才得到解决。因此在当代逻辑学中，后期墨家所
作的批评不再有效了。可是，我们看到后期墨家如此富于逻辑头脑，实在令人赞叹。他
们试图创造一个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纯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
第十二章
阴阳家和先秦的宇宙发生论
本书第二章说过，阴阳家出于方士。《汉书·艺术志》根据刘歆《七略·术数略》，
把方士的术数分为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六种术数
第一种是天文。《汉书·艺文志》中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
纪吉凶之象。”
第二种是历谱。《艺文志》中说：“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
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
第三种是五行。《艺文志》中说：“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第四种是蓍龟。这是中国古代占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后一种方法是，管占卜的巫
史，在刮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
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所问的事情的吉凶。这种方法叫
“卜”。前一种方法是，巫史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
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凶。这种方法叫“筮”。《易经》的卦辞、爻辞本来就是为
筮用的。
第五种是杂占，第六种是形法。后者包括看相术以及后来叫做“风水”的方术。风
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
协调一致。
周朝头几百年，封建制全盛的时期，每个贵族的室、家都有这些术数的世袭专家，
以备有大事的时候顾问。可是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这些专家有许多人都失去了世袭职位，
流散全国，在民众中继续操业。这时候他们就被称为“方士”。
当然，术数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
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
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科学。这些自然
力是什么。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
阴阳家对于中国思想的贡献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