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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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上-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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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
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
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在学校里的危机。
    1903年1月3日与往常一样,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刚在桌旁
坐定,便说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长辞——死于胸膜出血。
    两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远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镶的是这位前海关官员的椭圆
形的遗像——目光坚定地向前。林嗣《每日邮报》称颂死者的讣闻中说:“他偶尔发出的锋
利的言辞,并不能抹煞其隐藏在粗鲁外表后的热心。他历来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维护者,他
见识广博,对事物之见解,历属权威。”

(2)
    与人们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遗给家人的并不是贫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时,他领取的养
老金是2420克朗。这个数字比一个小学校长所领到的要高。他的遗孀所得的,除半数养
老金外,外加约等于年养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贴,一次付清。此外,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到24
0克朗,直至“满24岁,或得以自立,视何种情况为先”时止。
    小屋里最大的变化是紧张气氛消失了。当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独裁的阴影已一去不复回。
快满14岁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关于儿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执行丈夫的遗训,但她
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说,这对阿道夫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量。不管谁何时问他
将来干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伟大的画家。”
    为了避免每天长途跋涉,在春季学期开始时,阿道夫获准在林嗣寄宿。这样,母亲仅有
一点的微弱影响也缩小了。在林嗣,他与其他5个孩子一起寄宿在一个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
家里。在这里,他变得彬彬有礼,不只是对房东老太太,就是对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
。环境的变化虽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绩,却也给了他较多的绘画和读书的时间。据塞琪拉太
太反映,他常在晚间用功,耗去的蜡烛无数。一次,她发现他弯着腰看地图,还用有色铅笔
在画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她问。他简短地答道:“研究地图。”
    散漫的学年结束了,阿道夫的数学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补考及格
,否则阿道夫要留级一年。这给家庭带来了暂时的阴影,不过,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请,前
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车前往乡下时,带有两只老式大木箱,里面盛满了衣服和盘子。
到威特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东·施密特——他用牛车将希特勒一家拉至希
皮塔耳这个小村。这是个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获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脱了
田间的操作,偶尔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一次,他给他们糊了个风筝,“尾巴长
长的,五颜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纸糊的”,放起来,“飘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
在读书和画画上的时间更多。
    这两项追求业已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生活。每逢
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们的屋里。每在此时,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说,“他便在室内
来回踱步,或在那里画个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门外。我要是在外边
哭,他就叫他母亲给我一点糖或什么的。我们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开心。他在里边,我们就
往窗户上扔东西,这时他就会跑出来追赶我们。”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发生了变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爱笑”的安
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结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欢里奥,说他又喝酒又赌博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对新婚的姐夫,是因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画画当作职业。
    阿道夫补考是及格了,但还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工作。对他,最困难的课程是法语。事
隔多年后,他还对学法语进行谴责,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对于年轻的
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忆说,“他缺乏自我修养,是个有
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显然,他功课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懒,否则,其他
那份天才,成绩会好得多。在绘画方面,他的风格是流畅的;科学课程他也学得不错。但是
,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顷刻便烟消云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师和班级顾问,
所以,他对阿道夫的兴趣决非一时。“若受到规劝或斥责,阿道夫便暗怀敌意。与此同时,
他又要同学们对他盲从,自作领导,还肆无忌惮地搞恶作剧,当然,这些戏谑行为无大害,
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见惯。”然而,这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却也有使休谟教授高兴的
东西,而他也尽力去引导阿道夫。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虽则年轻,阿道夫已经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进
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缩了回去。
    历史老师里奥波德·波希也在内向的阿道夫脑中留下了印象。在讲解古代条顿人的历史
时(老师使用了彩色幻灯片),阿道夫简直给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即
使在今天,一想到这灰白发老人,我还怀有友善的感情。他讲课时所带的炽烈感情,有时竟
使我们忘却了现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将我们带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数千年迷茫的历史面
纱,结成牢固的历史事实,灌进活生生的现实。每当出现这些时刻,我们端坐在那里,常常
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然而,一到课余,经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却是沉闷。到1904年春,学校生活已变得枯
燥无味。同年5月,在圣神降临节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坚信礼。这同样令他厌烦。在埃
玛努尔·卢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没有一个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脸色阴沉、坐立不
安。他的话几乎要我去拽才能说出来……他对坚信礼的整个过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极
勉强的情况下才行完坚信礼的。”行坚信礼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马上便找他的游伴
去了。接着,卢加特太太回忆说,“他们便在屋前屋后跑来跑去,玩什么‘红印第安人’—
—闹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补考刚及格——有个条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学校念
最后一年级。最近的一所中学在斯狄尔,离家约25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
太陪着15岁的儿子,一同到斯狄尔,在西希尼家给他找了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
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的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
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
,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
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伪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临近
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

    (一)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X)后全都醉卧地板。
    (二)他们登上高山,
    (X)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
    (三)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X)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
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
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
业。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
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
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
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
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
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
。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
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
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
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9月16日举行
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
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
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
,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
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
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
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
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
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
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
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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