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的校注因为采用的是汇校汇录的方式，所据的版本比钱培名等前人要多一些，所以从对校方面看，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
首先，张氏把翻元本（疑即双柏堂本）、张佳胤本、陈垲刊本、古今逸史本、四库全书本等版本，相互之间在文字上的一些异同情况，写成校勘记，保留在校注之中，这为我们进一步全面地校勘越绝书，提供了版本上的参考。
其次，在对校过程中，张氏的一些考订也有可取之处。如在外传本事等一“越专其功，故曰越绝”条下，张氏说：
张本有绝字，各本均无。宗祥按：证之下文，何不言齐绝乎句，当有。
可知“故曰越绝”一句中的“绝”字，在张氏当时所据的版本中，除了张佳胤本保留了以外，各本均无。但张氏在结合下句“何不言齐绝乎”的文义比较之后，判断“故曰越绝”句中的“绝”字“当有”。应该说张氏这里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钱培名在此条上也曾有按断，他从德序外传记等十八的句中找到了证据，认为这里
“故曰越绝”句中的“绝”字，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字，尽管钱氏没有来自对校方面版本上的任何证据。由此可知，张宗祥的校注与钱培名的札记，有些考订是殊途同归，校勘的方式与所据的材料不同，而结论一致。这里张氏的校勘，可以视作补证钱说之例。
张氏校注的他校、本校、理校的工作，内容都很少，本校与理校校得好的例子，在外传记军气等十五中存有几条，读者可以参看。他校引用的文献，载有越绝书旧文的，只用了史记三家注中的几条，显然不全。此外，张氏还用了左传、国语、史记、吴越春秋中的与越绝书某篇某段文字类似的记载，来作为他校的补充，但搜采不能说是广泛的，读者稍作比较后就会发现，这里就不详举其例，一一加以指出了。
张氏校注的注释部份，主要是注解词语、地名与考订史实。越绝书的外传记吴地传、外传记地传二篇，是备受研究者重视的记载早期吴越地理的珍贵资料，张氏的注释，在这二篇中用力最勤。张氏引用续汉书．郡国志、通典、文献通考、嘉泰会稽志、云门志略、秀水县志、万历绍兴府志、明一统志、名胜志、嘉靖浙江通志、弘治嘉兴府志等书，考察并疏解这二篇文献中的一些具体地理位置的所在，以及山川地形方面的特点、地名的由来等等，这对于我们今天阅读越绝书，无疑会提供一定的帮助。
在注解词语与考订史实方面，张氏引用了一些文献旧注与早期字书，随文诠释，往往说一字义，必据旧典，寻其上下文气而定，讲一通假，必罗列书证，摆出缘由；考订史实，特别是对吴越君长世系考察入微，有其独立的见解，对越绝书中所载的一些吴越早期历史传闻，在与吴越春秋、吕氏春秋、史记的比较基础上，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全面地看张氏的校注，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少的。首先，校注的工作有些虎头蛇尾，详前而略后。越绝书现存十九篇，但自第十一篇外传计倪以后，校注的内容就很少了。如第十六篇外传枕中，本来是越绝书中较长的一篇，约有二千六百字左右，但校注的按语在此篇中，总计还不到五十字，几乎是一篇白文。
其次，无论是在校勘方面，还是在注释方面，校注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从校勘上看，第一，如前面所述，张氏校注的工作重点是在对校方面，而本校、理校、他校方面颇嫌不足。从全面地校勘越绝书的角度上看，校注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第二，从具体的校勘内容上看，还有一些地方似可商搉。如荆平王内传第二中有这样一段：
其后荆将伐蔡，子胥言之阖庐，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
张宗祥在“十五战，十五胜”下说：
史记作五战楚五败，吴越春秋作五战径至于郢，两“十”字衍。
张氏在比较了史记与吴越春秋之后，认为“十五战，十五胜”，当作“五战五胜”，认为文中的两“十”字，是传抄过程中的衍文。首先我们注意到张氏这里没有来自越绝书版本方面的证据，也就是说张氏所据越绝书的各本均作“十五战，十五胜”。其次，太平御览卷四八二人事部．仇雠门与艺文类聚卷三三人事部．报雠门引越绝书此事，均作“十五战，十五胜”，而没有看到文献引越绝书或越绝书某本作“五战五胜”的例证。再次，越绝书的一些记载，现在看来与史记、吴越春秋往往有同记一事而异辞之处〔二０〕。从以上三方面看，校注断然地说“两‘十’字衍”，就至少理由不充分了。
又如请籴内传第六中有这样的记载：
昔者，越王句践与吴王夫差战，大败，保栖于会稽山上，乃使大夫种求行成于吴，吴许之。越王去会稽，入官于吴。
张宗祥这里对“入官于吴”这一句作了校语，他说：
国语、吴越春秋均作“入臣 ”。
这一条他较前条谨慎，没有直接判断应作“入官”，还是应作“入臣”，只是列具他书异文，客观地摆在读者面前。其实，越绝书的内部证据，可以证明这一句“
入官于吴”中的“入官”二字没有问题，至于国语与吴越春秋作“入臣”，这里应该视为文献传写的系统不同，辞各有异方面的问题。外传记地传第十载：
女阳亭者，句践入官于吴，夫人从，道产女此亭。
记地传的“入官于吴”与请籴内传的完全一致，可见越绝书记此事均作“入官”，张氏如果这里稍作本校考察，孰是孰非，也就不言自明。
第三，张氏的校注在征引文献方面，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如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记载：
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
在这一段末尾，张氏说：
此言吴古故水道由北面平门以出也。广陵当指今杨州。左传云：吴城邗沟以通江淮，可证。
张氏所引的左传，见于哀公九年，原文作：“吴城邗，沟通江淮。”张氏不仅引录左传原文有误，多一“以 ”字，而且点断有误，使读者在这里费解。
又如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记吴阖庐冢时说：
铜椁三重，澒池六尺。
其中“澒池六尺”，各本多作“坟池六尺”，张宗祥按：
史记集解引越集作“澒池六尺”。
张氏所说的史记集解，见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中，而所引的是越绝，不是“越集”，这里是张氏的抄录失误。
张氏校注从注释上看，也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张氏校注虎头蛇尾，因此注释在越绝书的后半部份，也显得太少，不能满足通读越绝书的需要。
第二，在已有的注释中，有些地方，还可以补充。如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载：
莋碓山，故为鹤阜山，禹游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鹤阜，更名莋碓。
张氏在“故为鹤阜山”下有注：
即岝崿山。图经云：形如狮子，故亦名狮子山也。梁隐士何求、何点葬此。后改名何山。
其实另外有些书对此山的山名、地理位置及其有关传说与张注引有不同。如吴郡图经续记卷下说：
吴王僚墓在吴县西十二里岝崿山旁，在西下有思益寺。
又姑苏志卷九说：
何山在狮山北一里，其地旧名鹤邑墟，故山名鹤阜山，因梁隐士何求、何点葬此改今名。
姑苏志卷九又说：
岝崿山在金山东，俗称狮子山，以形名。一名鹤阜山，又名莋雄山。
接下姑苏志自注说：
俗传此山本在太湖，禹治水移至此。又西南有两小山，皆有石如卷莋，禹所用牵牛也。吴山有浅处，在三山之南。长老云是岝岭山麓。自此以东差深，言是牵牛之沟。
首先，关于越绝书中的“莋碓山”，姑苏志又名“莋雄山”，另外，北堂书钞卷一六０还引作“莋雒山”，其中“碓”、“雄”、“雒”显然因字形接近，必存在讹误，究为孰正孰误，还要进一步考订，但各书所记山名不同的本身，至少提出了问题。其次，此山的位置，吴郡图经续记说是在“吴县西十二里”，姑苏志说是在
“金山东”，都可补充张氏校注解释此山的不足之处。再次，越绝书所说的“禹游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鹤阜
”，与姑苏志注所说的“俗传此山本在太湖，禹治水移至此”的传闻，显然一脉相承，但姑苏志注又说“又西南有两小山，皆有石如卷苲，禹所用牵牛也”，则是张氏校注与越绝书中所都没有的。
下面再举一例。荆平王内传第二有这样一段记载：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于王，且杀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吴，伍子胥奔郑。
张氏校注在“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句下注解说：
荆，楚也。见国语．晋语注。平王，共王子弃疾也，伍子奢，左传、史记、吴越春秋均作伍奢，无子字。
张氏注解“伍子奢”，说“左传、史记、吴越春秋均作伍奢，无子字”，是属于史实考订中的有关人物记载方面的问题。虽然张注不误，但尚可补充。因为淮南子的记载与越绝书同，作“伍子奢”，而不作“伍奢”。该书卷一八人间训说：
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游人于王侧，（中略）王因杀太子建而诛伍子奢。
淮南子这里三次提到“伍子奢”，可见越绝书对于这一人名的记载，既没有弄错，也不是孤证。我们知道，淮南子的作者虽旧题为汉淮南王刘安，但实际上的作者应是刘安的一批幕僚，即所谓“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二一〕，据考订这些人应是刘安作淮南王时收罗的谋客策士〔二二〕。出自汉代淮南国谋客策士之手的淮南子的记载，与出自吴越地区文士之手的越绝书相同，而与出自中原文士之手的左传、史记不同〔二三〕，这里所反映的显然不能说仅是某个字的有无或某个历史人名的差异，而与早期江淮、吴越地区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现象完全无关。
下面来评述乐祖谋同志的越绝书点校本。
乐祖谋同志八十年代初，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生，攻读于杭州大学地理系，是我国着名历史地理学专家陈桥驿教授的学生，他的点校本越绝书一九八五年十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点校本越绝书的主要工作是校勘与分段标点，另外书末作为附录有越绝书序跋辑录一项，共辑有无名氏、丁黼、汪纲、都穆、杨慎、陈垲、张佳胤、王谟、四库提要、钱培名、张宗祥的有关序跋、提要共十一篇，以供读者参考。
关于版本的选择与校勘的原则，点校本越绝书序作了说明，是“
在以四部丛刊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双柏堂本为底本的同时，较多地吸收了张宗祥本在校勘上的成果。此外并参校了明正德刘以贞，嘉靖孔文谷、陈垲，万历吴琯、何镗等诸本，在各篇末尾写了校勘记，凡改字及两可的异文均写校记，他本误者则不出校。”据以上序所列，参校本为“明正德刘以贞”以下共五种，但据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