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打来大概有二十次！”
“多少次？”妈妈反问了一句。
“三十次左右，”我答道，因为我突然觉得妈妈很诧异，但很高兴。 “他们吵得他没法睡觉，”我又说。
“我知道。不过，这说明他们很关心他。”
“那还用说，有的人差点儿都哭了……着急得很……我安慰了他们。”
“这是什么时候？”外婆也感兴趣了。
“你恰好出去拿药了，要不就在厨房里……我记不清了。”
“可能。电话确实来得很多。”外婆说着，用惊奇的眼光往爸爸睡觉的那个房间看了看。
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打电话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料到！
“爸爸生病了，这多妙啊！”我想。 “让他们知道……就会明白过来了，特别是妈妈！”是的，我特别想让妈妈知道，一些毫无关系的人是多么关心爸爸啊。
我说： “有一次，我去照顾大学生尤拉，喏，就是住在隔壁单元的那个……你们记得吗？”妈妈和外婆点了点头作为回答。 “他也是流行性感冒，人家也给他打电话，一天就两三个人，再也不会多了。而我们这儿，简直铃声不断！”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请原谅……”我在话筒里听到一个妇女轻轻的、压抑的声音。“是谁在接电话？”
“他的儿子！”
“很高兴……那么您知道，我也有个儿子，他定在明天动手术，但是我想等到您的爸爸恢复健康，如果可能的话……请您问问他，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很担心。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的爸爸亲自……那我就放心了！”
“请您对他的妻子再说一遍，”我说。“也就是我的妈妈……我马上就喊她来！”
我把妈妈叫来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左右，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里问我：
“请问您是谁？”
“他的儿子！”
“好极了！那么您不会不理解我的。我的老婆明天要切除胆囊，说好由您的父亲主刀，正因为是他动刀我才把她送进这个医院的，虽然我还有其它一些路子！他们答应我，由您的父亲……可突然出了这么件意外的事情！怎么能这样呢？应该让他早点恢复健康！或许，需要什么特效药吧？缺少什么药？我倒能……总之，我要等他开刀，这不是剧院，可别给我安排个B角！…… ”
“请把这些话告诉他的妻子，就像您刚才我说的那样……一字不差，就那么说！也许，她能帮忙。”
我又把妈妈叫来了。
接连几天，我对所有关心爸爸病情的人说：
“现在还很难说，您晚上打电话来吧，那时，他的妻子正好在家，她会把一切情况告诉您的……”
下班后，妈妈就坐在走廊里摆着电话机的小桌旁，不断地与那些白天我让他们晚上打电话来的人通话。
有时我对外婆说：
“你不能帮帮她吗？”
于是，她替换了妈妈，坐在小桌旁。
打电话给爸爸的病人、医生、护士每次都问： “体温高吗？”
真遗憾，爸爸的体温不高，我真希望所有的人继续为他的健康担心！
有一次，我说：
“体温？不知道……体温表打坏了。但额头很烫，并且总是睡不安稳。”
“那天，我对所有的人都作了这样的回答，我在走廊里低低地说，不让爸爸听见。
我的悄悄话对所有的人都挺发生作用，他们也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回答我：
“情况还不好吗？”
“是的……请您过一会儿，等他的妻子在家的时候再打电话！”
晚上，人家给我们送来的体温表就有三支。
“真希望他的体温正常，”就是要爸爸替她的儿子开刀的那位妇女轻轻地说，然后把体温表递给我。 “他还是睡得不安稳吗？”
“不，已经好一些了，”我说。 “好得多了， 请别担心……”
“让他用这支体温表吧，”她请求道，好像体温表能起什么作用似的。
“依我看，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又安慰这位妇女。
她掏出手帕，低下头，走了。
我对妈妈和外婆说： “莫非你们以为，如果你们那位……大提琴手得了流行性感冒，也会有这么多人给他打电话？也会买上这么多体温表？……”
“嘿，你啊！……这能比吗？”外婆扬声说道。“这可关系到人的性命哪！”
“对，人们需要他，”我说。
“当然！”妈妈高声说道。
要是爸爸不得流行性感冒，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也就是说，她也许会讲同样的话，但不会这么响亮，这么自信。
所有的报纸都讲到要与病毒性感冒进行无情的斗争，而我对这些病毒却很有情，甚至爱上了它们……有什么办法呢？它们可给我帮了大忙啦！
那天，我打定了主意，如果以后家里人低估了我，我也要生一场重病，最好是死去……死一段时间，只要让他们大家都明白他们失去了一个多么宝贵的人就行！但是，很遗憾，这是办不到的，因此我就要生一场病！那时，我们全班（四十三个同学）都会给我打电话。我可真得好好努力啊，到那时大家马上就能明白……
请打电话，请到我家来作者：阿列克辛
四、叶戈罗夫
有一次，爸爸对我说： “你知道，我几乎也感觉到我的病人所忍受的那些肉体上的痛苦。”为了不让妈妈和外婆听见，他说得很低。爸爸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对她们说这些话，因为他觉得她们会过于夸大其词。也许，他只是不想让妈妈知道，他经常在“肉体上”感到痛苦。
但是爸爸对我无话不讲！他这一辈子，从四年级开始，就只喜欢妈妈一人，就连这个他也告诉我了。
“有的朋友对这感到很奇怪，”有一次爸爸对我这样说。
“让他们去奇怪好了！”我说。“真是些不幸的人！这只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妈妈这样的女人罢了……”
总之，爸爸对我从不保密。
我觉得，如果什么时候我必须动大手术，我定能轻松愉快地挺过去，因为所有爸爸做过的大手术，他都详细地对我说过，我对这些手术好像已经习惯了。
爸爸总得要和别人谈谈心啊！他不愿意让妇女难受，而男人，除他以外，家里只有一个，这就是我！
我知道所有重病人的名字和父称，也知道他们的亲戚，因为他们总是不断地往我们家打电话。爸爸向他们报告说：“今天我们开始给您的丈夫翻身了！”“您的儿子已经学会走路了！是的，又走了……已经能够走到窗户那儿，祝贺您！……”
“我看，你们医院里一定没有问事处，”有一次外婆说。
“动手术时，往往亲近的人比病人更难受，”爸爸回答说， “因为不给他们上麻醉啊！因此我总设法哪怕是通过电话来产生一点‘麻醉’作用。”
爸爸对病人的情况，譬如他在哪儿，干什么工作，有什么理想，几个孩子都了如指掌。
“不了解别人的生活就无法干预别人的生活，”他说。
“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爸爸总是很怕引起妈妈和外婆的不安，因此，每当早晨爸爸愉快地放声歌唱时，我就知道，他的心里十分忧郁，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担心。那时，我就悄悄地把爸爸拽进厨房，问他：
“是不是今天有大手术？你很激动吧？”
“轻巧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爸爸几乎每次都这样回答，然后又说： “是啊，有不少麻烦事儿……”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我的回答呢，就是我相信爸爸。爸爸的心情马上就变得轻松了，也不再唱歌了。
白天，我对外婆说：
“我要问问热尼卡几何的事情。”
拨的电话号码却是医院的，等爸爸来接电话时，我问：
“怎么样，你的作业做出来了吗？”
爸爸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和他总是相互了解的。
晚上，爸爸回到家里，我从他的脸色可以准确无误地猜出：病人有没有并发症，体温高不高……
但是，有一次，爸爸的脸色叫我无法捉摸，他既不忧郁，也不愉快，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走起路来也不同往常，就是说，从走路的样子也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害怕了。
“出事了吗？”我悄悄地问他。
“他死了。”爸爸回答说。
“谁？”
“叶戈罗夫……伊凡·巴甫洛维奇。”
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说过叶戈罗夫的事情，而且那天早晨爸爸既没激动，也没唱歌。是的，妈妈和外婆是到城外去了，要离家三天。不过，不论怎么说，我还是应当察觉出来的呀！
“他多大岁数了？”
“是啊……这是这种状况下的第一个问题。多大岁数，这有什么关系！他应该活着。”
“那他是……什么病？”
“病例不重。问题就在于他患的不是重病！手术情况很好，可后来……怎么对你说呢？血凝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血栓。”
“那就是说你没有责任？ （爸爸看了我一眼）我不是想说这个，不过，你没做错。”
“他死了。前天，他的母亲来找过我……你懂吗？”
“那么，他很年轻？”
“五十七岁。”
“那……他的母亲呢？”
“七十八岁了，但还麻利，眼睛也很有神……她说，‘幸亏瓦宁的妻子在疗养院，孩子们都在别的城市里，要不夜里发起病来他们要吓坏了。’我还开玩笑地说：疾病发起猛攻并不可怕，我们定能把它击退！”
“她已经知道了？……”
“我告诉她要过五天左右才动手术。叶戈罗夫让我这么说的，免得她担心……”
“呵，伊凡·巴甫洛维奇要给他的母亲来点麻醉剂。”我想着，又问：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马上到她那里去，亲自把一切情况告诉她。”
“我也去。”
“去吧，不远，就在曙光电影院的院子里……她对我说过：‘瓦尼亚回家时，您也来……”
我挽起爸爸的手，扶他走了出去。他没感到惊奇，也没把手抽出来，这说明他需要我！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在意。
“她对我谈起他的情况。做母亲的几乎都是这样，想要让我喜欢他们的孩子，也就能精心地做手术……”
爸爸和我谈论叶戈罗夫时，仿佛叶戈罗夫是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而他的母亲的年岁与我的妈妈相差无几。
“世界上，母亲最怕失去自己的孩子，”爸爸说。 “他们相信，我们医生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可现在，你看，竟是这样……”
我走着，心里在想：“为什么小小的血块会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什么细细的血管能决定人的生死？为什么？”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爸爸，他回答说：
“我们正努力设法克服这种状况。”
爸爸很刻苦，这我知道……
“你说，你能预料到这个吗？”
“医生应当事先估计到所有的情况，”他生气地答道。
不过，我还是又提了一个问题：
“要不让这种情况产生……你能吗？”
“我应当这样。”
我突然明白了，爸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