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人民文学》（5）
在《人民文学》因组稿之便，我不仅有幸接触将军，还有幸见过一些省的领导同志。1958年、1959年我因组织革命回忆录稿件，曾两次去江西。见过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书记刘俊秀、方志纯，副省长邓洪，省监委书记罗孟文，省委秘书长黄知真。当时省委机关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给我印象颇深。省委分工管农业的书记刘俊秀是位长征干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而今主管江西的农业，他不辞辛劳一个一个县地去跑，逐一搞调查研究，由此制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使江西省的农业得到稳步发展。刘书记在他办公室里指着江西省的分县大挂图，向我讲说江西省的农业情况（我本来是想了解他传奇式的革命经历，他顾不上给我谈这个）。他人长得黑而瘦，很像一个朴实的农民。江西省委机关那时没有门卫，一般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这在各省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我一个普通编辑，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答应见我，平常人似的同我交谈，这在我的经历中也是少有的。1964年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植霖，也是位作风异常朴实、联系群众的好干部。他在省委办公室接见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人民文学》上编发的一组“青海速写”（1964年6月号），很多选题是他出的点子。他也是位业余作家，曾出版很畅销的《王若飞在狱中》一书。他喜欢打篮球，也许跟他个子高有关系。下班之后，我常看见他活跃在篮球场上，同机关干部一起奔跑跳跃，抢篮板球。这样的省委书记在当时恐怕也是少见的。
1965年，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我参加了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的文化工作队随铁道兵部队入越南援越抗美，这也是平生一大幸事，难得的机遇。我们5月中旬集中，去江西樟树接受军事训练。一身戎装、佩带手枪，俨然像一个军官。8月初自友谊关列队入越，凭祥市一带的居民自发拥挤着欢送，其情景令人感动，我心中也洋溢着一个中国军人的自豪感。其后在越南北方随铁道兵抢修被美国飞机炸坏的铁路、桥梁，改越南的窄轨为能走大火车的宽轨，新建和扩建车站。那时美国对越南北方实施连续的突袭式轰炸，尤其中国军人集中的铁道线上更是成为一个焦点。我们的团部曾遭轰炸，1965年10月31日我们营区遭受轮番轰炸。我在阵地的壕沟中，同我们连的干部、战士一样，一齐举枪向低飞的美国轰炸机射击。美国飞机则发出恐怖的、威慑式的啸声，伴着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而山林后边苏联的导弹也向美机发射，金色的导弹在空中旋转着呼啸着。当天，我们营击落一架美机，当场击毙一飞行员。次晨我所在连队的副连长接受任务，带着极简单的工具———活动搬手和小锤子去拆卸美机投下的躺在稻田里一颗未爆炸的炸弹。我获准与他同去，并走到炸弹跟前抄录炸弹的出厂日期、型号等有关的英文资料，以便上报上级单位。这炸弹有750磅重，装载的是TNT烈性炸药，据说如爆炸，可使平地变成一个湖。李代恒副连长无所畏惧地从容地拆卸、分解了炸弹，等着接应的我所在二班的全体战士一齐拥过来拿着战利品乘上汽车，我们胜利返回驻地。从此我跟李代恒副连长（现为杭州一家工厂的干部）结成了生死之交。我们在越南丛林中昼伏（白天睡觉）夜行（夜间施工），对付美机的轰炸。当然也付出了代价，我们连队死伤7人，牺牲的年轻战士多为福建、江西籍，是我很熟悉的朋友。年底，我们文化工作队奉命撤出，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连队战友。在铁道兵部队的大半年，我有幸接触过率部队入越的老红军、老八路出身的一些将军，如一支队政委郭延林将军，指挥部主任龙桂林将军。他们身经百战，十几年前在朝鲜组织了钢铁运输线同美国佬较量。他们仍保持战争年代那样一股劲，他们身上闪耀着指挥若定的智慧和不老的青春风采，令人敬慕。在越南的日子，我亲身体验了战争，而且是现代化的战争。我在一个修路的连队里同干部战士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通过我的眼睛观察，我感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确是了不起，没有经历战争的连长、指导员和战士在这个大熔炉里，可以很快学会战争，适应战争环境。我亲眼看见美机第一次飞临头顶大轰炸那天，在战壕里的我和小战士们不无恐惧心理；但是我很快发现了同样没有战争经验的我们的指导员，面对敌机的轰炸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扫射，他没有躲进壕沟里，而是站在壕沟边上指挥我们向敌机射击。中国军官的责任感荣誉感使他忘记了恐惧而奋不顾身地履行职责。我难道不也是一个“军官”吗？我立即举枪向美机瞄准，连续射击，那些小战士们也拿着各自的武器，向空中射击。在越南的半年，那是豪情激荡的岁月，与我同行的诗人、好友李学鳌曾写诗赞美我们的部队：“将军百战不服老，后生万千又参军。”
在《人民文学》还有一桩难忘的事儿，便是我曾在1964年初参加作协组织的作家访问团赴大庆参观访问。我们同石油部的领导人余秋里、康世恩同乘一列火车前往，在大庆停留了二十余天。5月份我又受命同《文艺报》的黄秋耘等五位同志去大港油田劳动，我们曾做了长期的准备。可是不久传达毛主席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又令我们撤回。这两次去油田，使我亲见了余秋里、康世恩这两位领导人出色的组织指挥、创造才能和务实、身先士卒的好作风。因有这样得力的领导者，才使我国石油工业打了翻身仗。可见，要将国家的事情办好，称职、尽职的第一流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再则，石油工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为国家尽职尽责的精神，也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我曾有幸同铁人王进喜交谈数次并到他的钻井队作客。在国家最困难的60年代初期，我国的石油工业却上去了。这的确是最值得身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的中国的“志气篇”。
我与《人民文学》（6）
我还想说一句，在《人民文学》每年外出组稿，使我有机会走遍了祖国东西南北中：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海洋，革命老区，名山大川，名城古刹，荒漠戈壁，穷乡僻壤……神州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添我以灵气，她的贫穷、落后，给我以沉思……可以说，神州之旅，开阔了我的襟怀，重造了我的心灵。我对她愈来愈增眷恋之情，我成了个不倦的神州梦寻者。因之，所写散文、游记，层出不穷。
我感谢《人民文学》，使我有幸见识了中国文坛好几代人：“五四”以来的文坛宿将，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巴金、靳以、老舍、郑振铎、李人、冯至、陈翔鹤、沈从文、胡风、魏金枝；30年代崛起的中国最活跃的一批作家：丁玲、张天翼、曹禺、沙汀、艾芜、聂绀弩、艾青、田间、臧克家、萧乾、姚雪垠、师陀、柯灵、王西彦、碧野、陈白尘、骆宾基、徐迟……；40年代以来最著名的一批作家：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柳青、孙犁、魏巍、胡征、康濯、何其芳、严文井、李季、严辰、欧阳山、舒群、路翎、李克异、马烽、西戎、草明、菡子、杨朔、马加、雷加、阮章竞、贺敬之、郭小川、方纪、柳溪、秦兆阳、韦君宜……；解放后成名的作家：梁斌、杜鹏程、王汶石、孙峻青、古立高、闻捷、袁鹰、陈登科、王安友、鲁彦周、李準、徐怀中、王愿坚、徐光耀、陆文夫、王蒙、刘绍棠、宋萧平、白桦、公刘、张弦、邓友梅、从维熙、浩然、林斤澜、宗璞、柯岩、茹志鹃、何南丁、郑秉谦、胡万春、任大霖、高缨、严阵、未央、胡昭、杨苏、谢璞、赵燕翼、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艾克拜 尔·米吉提以及新时期成名的最活跃的一批新作家。当然，还有文艺界的领导人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冯雪峰、邵荃麟等同志。
感谢《人民文学》，让我有机会亲历了文艺界几十年风风雨雨，亲自观察感受了中国文坛各式各样的人物。正面的、反面的、美好的、丑恶的、令人心悸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无不铭刻于心。因而也许我有可能写一部有关中国文坛的小说。
我还要感谢历届《人民文学》的领导人：1953年上半年的陈涌、萧殷；1953年下半年至1955年底的邵荃麟、严文井、葛洛；1956年至1957年的秦兆阳、李清泉；1958年至1966年的张天翼、陈白尘、李季。在编辑工作、文字工作、文学写作以及为人处世上，他们曾给过我许多帮助，他们是我难忘的老师、亲切的兄长。
我感觉很幸运，我在《人民文学》结识了几位终生的朋友，他（她）们是我亲密的同事，我们曾长期愉快地共事。离开《人民文学》，我感情上最难割舍的就是这个，我常在梦中梦见他们，重现那紧张、繁忙、甘苦与共的时光。我很难设想，要是没有他们，我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回首往事，我并没有失落感，因为失落的东西，已经靠这多年我新的阅历和主编《传记文学》杂志得到了某些补偿。即使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我仍将干劲倍增地做我该做的事。
1993年写
（载《传记文学》杂志）
我与《传记文学》（1）
——《传记文学》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
我和当代《传记文学》的缘分。早在青年时期，我就非常爱读“解放军三十年”编辑委员会编的《星火燎原》丛书，中青社出的《红旗飘飘》丛书，由此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革命先辈们的功勋。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时，1958年、1959年，我曾两次去革命故乡江西组织老同志写作革命斗争回忆录稿件，组得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生动回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四万多字稿件《艰难的岁月》，副省长邓洪回忆大革命时代艰苦复杂斗争的稿件《山中历险记》、《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这些真实感人，给人以鼓舞的佳作于《人民文学》面世，曾引起各界读者强烈反响。我个人由此对当代传记文学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在阅读方面，凡是当代传记文学的佳作我都要找来读，可以说多年不废，已经成为精神方面一个嗜好。
受命主编《传记文学》。1987年春天，我受命接手主编《传记文学》杂志其实很突然。我没有一点精神准备。那时正处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换届。《传记文学》于1984年创刊，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用书号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新华书店销售。至1986年底，断断续续出了五期。因为这种情况，销售很难打开。而它的创办人、艺术研究院一位副院长，1986年底退下来了。这份创刊不久的刊物面临着生存危机。这时有一家出版社负责人，谋求出五万元买下这个刊物的刊号。新上任的院领导不愿意。这时他们想到在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文学书籍出版，以前编过文学期刊的我，找我谈话，希望我来主编《传记文学》。我虽说对历史感兴趣，但并未专门编过这类刊物。可是又觉得这份刊物目前的处境，容不得我推卸责任。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下我接受了安排；于是抖擞精神，投入新工作。
刊物主编需要有具体编刊思想。我认为作为一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