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主编需要有具体编刊思想。我认为作为一个刊物主编，除了坚持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双百方针；还应根据刊物的特性，将编刊方针具体化。换句话说主编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方针等总方针、政策指导下，还应有具体办刊思想，也就是编辑思想，这可以说是编出一本好刊物（形成自己特色，受读者欢迎）的灵魂。因之寻求适合《传记文学》的一个具体办刊方针，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我虽在初春受命，并没有马上接手具体工作，而是经过两个多月酝酿准备（了解海内外传记刊物及传记文学发展态势；去上海、广州等地访问作者，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再加自己冥思苦想），形成“荟萃名人传记，披露历史珍闻，展现古今人物，广采国土风情”四句话的具体办刊方针。先说“荟萃名人传记”，传记当然一般以写名人为主，“荟萃”一词既含囊括、集中，又有精粹的意思，就是说本刊要尽力将作者所写精粹、精彩的名人传记，搜纳其中。“披露历史珍闻”，传记文学是历史的文学、历史的刊物，读者当然需要看历史珍闻，不仅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历史有价值的有意思的珍闻；不是“炒现饭”式旧闻，不是已见诸文字的，而往往是辛勤开掘所得第一手材料，由本刊首次披露出来。“展现古今人物”，这是将编者、读者的视野扩大，“古今”从空间来说，自然包括中外。一份办给今天读者看的传记刊物，人物、事件以近现代为主，毫无疑问。而中国是几千年文明古国，人们（尤其青年）也需要了解曾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著名人物，借此增加关于古代中国历史的知识。中国又处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外的信息不可少。因此古代和外国人物，理应也在杂志上占有一定篇幅。“广采国土风情”，传记文学以写人物为主。而根据我们老祖宗的传统，它也可以记国土风物，可为某个地域或河流、山川、民族，或某些特殊事物立传，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前例，我国汗牛充栋的地方志中，这类佳作更是数不胜数。有朋友说，我在传记文学领域，增添了“广采国土风情”，可能是我的一个创意。我对他讲，我不过是沿袭我国传记文学的传统，不使断根而已。但有一点，传记文学除发表写名人的作品，写非名人的佳作，似也应予刊登，并且向作者、读者组稿。这可能是我对传记文学写作题材有意的扩大。因为名人来自非名人；人数众多的无名之辈，他们也参加了创造历史，他们中美好的心灵、动人的业绩、瞬间的精彩，为什么不可以入传呢？所以“荟萃名人传记”，并非止于名人。概括起来说，四句话的头两句，是要使办刊的起点高、要求严，只有做到这样，方能使它在众多同类刊物中，以作品的质量、特色取胜。而后两句话，是使传记文学的包容性尽可能扩大，使众多写作取向不同的作者都有可能为刊物写稿，提供了扬己之长的机会。这自然为杂志上发表的作品视野开阔，题材、内容丰富、多样创造了条件，以满足“众口难调”的诸多读者的需求。同时，也等于告诉传记文学的投稿者们，我们需要的稿件，那是一个广阔的范围，你有许多的选择余地。
关于《传记文学》作者队伍的设想。中国专业的传记作家甚少，多半是业余的、“客串”的。但我设想，我们面对的传记文学作者，应该是很广大的。我看重的是那些生活实践丰富、阅历丰富的人，这些人头脑里的东西是宝库，是传记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所以政界、军界、学界、工、农、商界等社会各界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约稿对象，也完全可能写出精彩作品。特别在传记文学这个领域，我估计无名作者而不是专业作者，可能占相当多数。我过去编杂志有一条，就是从作品本身的质量出发，而不太在意作者是否名人，是否我认识的。只要你的作品好，不管你是无名有名的，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我都认，都支持发表；特好的，我同样作为重头作品推出，与名家佳作的待遇一个样。反之，即使是有名气的作者，假使你的作品不成，在一般情况下，我也难迁就。因为杂志不是为某几个人，是为广大读者、作者办的。我想编传记文学杂志，也应持这个态度。编一本刊物，只要我们千方百计为读者着想，而编刊的具体方针、要求又能为广大读者、作者所了解；我们不是采取狭隘的门户之见，而是竭诚依靠广大读者和联系、发现、“发掘”更多作者，共同办好这份刊物。我相信，我们会逐渐拥有一个广大的作者群。他们中不断涌现的佳作深入人心，又可以滚雪球似的扩大《传记文学》的读者群和影响。
我与《传记文学》（2）
1987年，我接编《传记文学》杂志后，为了实现我的编刊设想，组稿举措有以下几点：
（1）重视并付诸行动，向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们组稿。一位给毛主席当过数年保健医生的老同志王鹤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我曾请他写了第一篇怀念毛主席的文稿《在毛主席身边》，发在《人民文学》杂志。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立刻去拜访这位老同志，鼓动他将对毛主席印象深刻的感受，分成多篇小题目，一篇又一篇地写出来。半年后王写出二十多篇回忆毛主席的文稿，一次交给我。从1990年起，我将王的回忆录《紫云轩的主人》等多篇佳作陆续刊出，读者反映甚好。1990年，我们登出有陈云同志向传主题字的《严慰冰在秦城》一文。此作是“文化大革命”中同姐姐一样被囚秦城的严慰冰妹妹严昭所写，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迫害面前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揭露了“四人帮”控制下秦城的黑幕。1995年为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分三期刊登披露“一二·九”运动实情，极具史料价值；由当年“一二·九”运动重要参加者姚依林同志生前用几个寒暑口述，其堂妹姚锦记录整理的6万多字的《姚依林回忆录》。王实味冤案平反后，有的作者写了文章，但因某些关键事实不确，引起不少意见。90年代初期，我们及时刊出王实味事件亲历者、见证人，老公安、原公安部长凌云写的《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厘清了事实，反响甚好。听浙江一位年轻朋友说，二三十年代有位作家、编辑———曾因《文坛登龙术》一书被鲁迅先生误骂过的章克标先生还健在，我遂托这位朋友代《传记文学》去看望章先生，并请章老为杂志写稿。沉寂了多年的章先生以他的新作首次在《传记文学》亮相，其后数年写出多篇有史料价值、回忆文坛往事和文人的文稿，如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朱生豪其人和他的生活，30年代武汉大学三位活跃在文坛的女作家苏雪林、袁昌英、凌叔华，《鲁迅和朱安夫人》、《胡适的君子成人之美》等，我们陆续在《传记文学》发表。还有一位30年代艺术家许幸之先生（著名影片《风云儿女》的导演），他是读了《传记文学》杂志而萌生投稿的念头。他的稿件受到善待（ 我对年轻编辑同事们说，许老先生这样的人，他一生经历过许多事情，今天能把脑子里深藏的东西写成回忆，这很不简单；像对其他能写这类文章的老同志那样，我们应当善待他），及时刊用。他从第一篇文稿《郭沫若在日本的流亡生活》起始，陆续写出多篇回忆录，均在《传记文学》登出，像《追忆与马思聪在林间的散步》、《摄影大师吴印咸》等，都是关于我国著名艺术家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作家萧军辞世后，我去他家看望，认识了萧夫人王德芬，了解她出身书香人家，颇有文艺素养，也是一位延安老同志，遂向她约稿。她欣然命笔，写出多篇回忆萧军的文稿，陆续为《传记文学》独家刊出，披露了萧在延安好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受到读者欢迎。有位北京友谊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大夫童启进，是我中学时的高班同学，这位学长一向爱好文学，我们常有来往。有一次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是为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晚年住院看病的医生，他对朱先生很了解也崇敬，脑子里装着关于朱先生很多动人的细节。我便请他试笔写一篇“朱光潜教授的晚年”。结果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在《传记文学》登出后反响也好。像童启进这样的高级医师，写名人逸事，纯粹是“客串”。但从一个医生眼中写出的美学大师晚年感人的形象，却是其他作者写不出来的。
（2）依靠文化、新闻界众多作者写稿。文化新闻界的朋友们，他们思想敏锐、见多识广，写出的作品往往时代感强，应是编传记文学杂志，不可缺少的作者。如北京的资深记者季音、白原、张世英、王晨、里予（郎新康），文艺、出版界的石少华、丁聪、骆宾基、韦君宜、康濯、徐城北、权延赤、董保存、闻敏、邓家荣、王凡、蔚江等，上海的徐伟敏、陆寿钧、周牧、余之、萧关鸿等，还有全国其他地方文化、新闻界的朋友们，如徐迟、曾立慧（《长江日报》活跃的女记者）（武汉）、胡征（西安）、石楠（《画魂———张玉良传》及《寒柳———柳如是传》等等传记作品的作者）（安庆）、松植（南京军区创作室）、李占恒（沈阳军区创作室）、杨耀健（重庆）、董秋枫（苏州）、谢狱和郑秉谦（杭州）、黄秋云（广州）、靳树鹏（他是吉林省建设厅的，不属文化界，但写了陈独秀晚年等多篇佳作）、龙飞、孔延庚（天津）等等，都为《传记文学》杂志写过受读者欢迎的篇章。
（3）发现和支持众多新作者为《传记文学》写稿，不断扩大传记作者队伍。写学者、文人的《魔镜里的钱钟书》、《作为世纪现象之一的萧乾》写得颇有水平，文章被多家报纸转载。作者张建术名字陌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社科院的干部，其实这是一位下岗工人自学成才者，而今已是有了社会影响的自由作家。他最初投来一篇采访社科院几位年轻学者的文稿《跨世纪理性的探索者》，《传记文学》的人谁都不认识他。我的一位编辑同事刘向宏读了这篇来稿觉得写得不错，我读后支持她的看法，我们及时将这篇稿件刊出，并鼓励他继续为刊物写稿。后来的文章写得更好，我们将它作为重头文章推出。《传记文学》曾登出几篇写外交家的文章，颇有看头，如《外交家杨公素的传奇》、《酒仙乔冠华》、《才女外交家龚澎》等，有读者猜测，这人肯定是外交圈子里的。但他是某省财经学院的普通干部，宗道一是他笔名。他在《传记文学》以一篇投稿《联合国的四位中国副秘书长》（文笔不错，我们了解其写作材料是他采访所得，遂及时推出 ）起家，而益发不可收，而今已是颇有名气的传记作家。还有一些填补史料空白之作，如《被蒋介石通缉四十年的人》（记领导资源委员会大起义的孙越崎）、《曾任外交总长的修道士陆征祥》等作，作者们也并非名家。还有一篇写《女兵自传》作者、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和符号先生鲜为人知婚恋史的来稿，作者声言此作曾遭退稿，希望《传记文学》编辑部给以“鉴定”。我读后觉得这篇凸显女作家个性特色的作品，决非向壁虚构，或东抄西捡，粗制滥造之作，肯定有其材料来源。经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