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的作品，决非向壁虚构，或东抄西捡，粗制滥造之作，肯定有其材料来源。经了解，作者汪烈九是湖北仙桃市政协的普通干部，他曾采访他的同乡符先生多次，写成此文。我们遂决定将此作在《传记文学》连载三期，发表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当时住在海外、尚存人世的谢冰莹老人也看到了这篇作品。
我与《传记文学》（3）
还有一大批熟悉部队生活，爱写军事题材的作者和当年在部队艺术学院进修的年轻作者，他们都是新生力量，纷纷向《传记文学》投稿，《传记文学》也向他（她）们提供一试身手的园地。数年时间，好些作者以他们在杂志上出现的好作品，使自己在文学界脱颖而出，成熟熟练、活跃的写家。这样的名字，我记忆中有一大串，如黄传会、王久辛、陈永康（咏慷）、钟兆云、王健娃、舒云、孙晶岩、李卫平、肖斯科、李欣等。
（4）开阔编刊视野；吸引写作人才。我和我的同事们，为杂志设计了众多栏目，如“华夏之英”、“将帅风采”、“历史长镜头”、“史事逸闻”、“科海撷英”、“文苑人物”、“艺海摄像”、“体育明星”、“海外窗”、“古今人物丛谈”、“普通人画廊”、“人生际遇”“创造者之歌”、“回眸一瞬”、“国土广记”等等，为传记文学作者开拓了不是狭隘的而是广阔的写作天地，提供了题材、体裁丰富、多样的可能性；也为“传记”写作范围内，吸引人才，使不同生活阅历、采用不同写作方法的作者，发挥各自优长，得到了机会。例如“海外窗”这个栏目，不仅有国内访问过外国的许多作者包括翻译家写稿、译稿（《传记文学》曾独家首次刊登前苏联诗人叶甫杜申科的《超前的自传》，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写的《我父亲的诺贝尔奖风波》，移居国外的俄罗斯女作家尼娜写的《高尔基在彼得格勒》等振聋发聩、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我们还联系海外华人作家，如日本的张宗植先生，加拿大的刘惠琴女士、法国的卢岚女士，他们都提供了有分量、很好看的稿件。又如 “普通人画廊”、“人生际遇”、“回眸一瞬”等栏目中登出的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王鼎整理的《宋振庭人生漫语录》，西北某大学女教授杨萼的《浮生十题》，河南舞钢市一教员杨稼生作《西天边一朵白云》，居住美国的王小强写的知青故事《来婵儿》，都是动人的作品。“国土广记”栏登出云南青年诗人于坚的《澜沧江传》、《滇越铁路》等，青年散文家张宇光的《大理闻见录》，江西赣州诗人阳春的《客家人传》、《甜的绿、苦的绿》（蒋经国之恋），北京舞蹈学院音乐教员罅葭的《西藏阿里采风行》等。以上作品均曾引起反响，受到读者好评。而它们的作者，都是各种不同岗位上的文学才俊之士。
我主编的《传记文学》杂志，数年间，就是这样形成自己特色，佳作不断涌现，作者队伍日渐扩大；刊物由不定期出，改为正式期刊，交邮局发行，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月刊。发行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果然如我所期待，在同仁们（编杂志不在人多，而在心齐、合力。作为主编，我相当长期共事的就是三个刘———刘向宏、刘静子两位女士，还有一位刘孝存，他年纪稍长于前两位。后来两年，参加进来的郎云、苗洪等编辑也很得力）共同努力的九年（1987—1995），刊物取得了进展。这是当年许多人都了解并留下印象的，不用我多说。历史地看，刊物虽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但大体还没辜负上级和作者、读者嘱托，做了些好事。拙文所见，是否符合客观，还盼各界读者指正。
2002年9月12日写
2003年6月11日改定
我为什么写“文坛”一书（1）
最近有位朋友对我说：你出了不少书，有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游记、随笔等，但我感觉，印象最深、引起人们关注的恐怕还是1994年首次在香港出了海外版（书名《中国文坛写真》），1995年又由文联出版公司出了内地版（书名《中国三代作家纪实》），这两本写文坛的书了。我听说香港有位先生赞誉你的书是“文坛史记”。可是我们生活在内地的人都知道，文坛是个是非之地，写它难免有风险。那么你为什么要写“文坛史记”呢？她的提问引来我一番思考。
试 笔 缘 起为什么要写？说来话长了。我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被分到1949年创刊的一家地方刊物学做文学期刊编辑，其后在中国作协的《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我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同全国作家、有影响的青年作者，还有无数无名作者打交道。名作家和青年作家是组稿依靠对象；要反映丰富的现实，没有众多无名作者投稿支持也不行。有的无名作者，凭着自身才能、努力，一举成名天下知，很快步入名作家行列。这对于文学编辑来说，自然也是最快意的事。我本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怯于人际关系；但工作却使我跟几代作家们，成为很熟的人，尤其在风雨之中，更有与他们同命运之感。这是一。再者，我也可以说是个文学创作有心人。自从年少时迷上了中外文学作品，那些不朽的经典之作，早已征服我心；我内心唯一的持久愿望，是要用一生努力，写出像他们那样的作品。而要为这做准备，根据写作大师们的经验，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勤看、勤读、勤走动（经常接触实际生活），勤写、勤记。1949 年我16岁，一参加工作，便磨炼自己这个五勤的习惯。笔记（记人、记事、记读书心得，记领导人讲话，开会做记录）、日记，几乎从未中断过。再就是注意积累资料。我身处文艺界，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起始，到1954年批判《红楼梦》问题，接着批判胡适、胡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直至1957年更大规模的反右派，60年代起又反修、批修，文艺整风……政治批判运动接连不断。每次批判运动，都下发不少参考资料，党内看到的材料更多，不少是发给单位或个人学习批判的，并不收回。我很珍视收到的这些资料，看完后，决不随便乱放，而是珍藏起来。当然“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点损失，有的材料被造反派抄走或要走，再也回不来。但毕竟不少资料，我的大部分笔记本、日记本，还是劫后幸存下来。这是二。这都是从事写作的有利条件。但很长时期，我并未打算系统地写文坛的人物和往事。1984年离开作协，1987年受命主编《传记文学》，这对我是个转折。我在《传记文学》常跟同事们讲，传记文学不同于虚构文学，它强调忠实于历史真实，因此我们要重视拥有第一手材料，亲见亲历者这些人写的作品。想不到这个“球”反过来他们“踢”向了我。他们将了我的军，要我写文坛的人和事。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觉得可以试试看。主要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又经过粉碎“四人帮” 后的拨乱反正，加上自己的反思、忏悔，（不少事情自己是个参与者，做错了的，能不忏悔吗？）有些事情可能比过去看得清楚了。再则，我离开了作协，说不定也是个有利条件（有些事情需要保持某种距离，方能看得更清楚）。
以史为鉴，对事不对人尽管如此，我试笔时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艺界是很敏感的地方，许多人又是我尊敬的前辈、熟人、朋友，我怕出错。（这或许就是人们讲的所谓风险？）当然酝酿做这件事情时，大的方面，我至少有这样的考虑，就是以史为鉴，对事不对人。写文坛的人和事，我关注的是真实的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作家和文人（包括某些文艺界领导人）的真实处境。我认为在过去岁月里，大家都有点身不由己，发生的事情———作家、文人们（还包括某些完全无辜的普通小人物）的遭遇，就连文艺界领导人也难以完全承担责任。我写文章，决不是去追究个人责任，而是要让读者看到真实的历史环境和人的真实处境，从这里边来反思历史，得到教训。再就是要将自己摆进去，这是真真实实的自己，错误就是错误，忏悔就是忏悔，不作任何掩盖。在具体写文坛的人和事时，如何避免出错，我觉得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按照传记作品的要求，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事实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反复核对，做到客观、准确。我虽拥有笔记、日记、参考资料、脑子记等优势，但我仍然十分谨慎，怕自己有误。有时有些有印象的事，手头没有资料的，我就去问当年的老上司或友人；自己跑到图书馆去查阅那时的报刊，一定要将时间、地点、在场的人等弄得确切，才敢下笔。“对事不对人”这一条对我很重要。写作协那些大的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派，1964—1965年的党内文艺整风，要使事情的来龙去脉等呈现清楚，不涉及人（包括仍健在的活人）是不可能的；但写清事情是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任何个人。凡涉及活人，我格外慎重，只将他涉及的事情客观地讲清楚。可以披露他当年真实的观点，但对人则充分留有余地。如他的某次讲话，我的笔记本有全文，我仅引用很少部分，能够讲清问题，这就可以了，决不采取所谓“揭短”的态度，这正用得着“宜粗不宜细”这句话。因为第一，你面对的是你尊重的一个犯有错误的好人；第二，在大环境里，他既显示了自己弱点也有他处境的难处，好些人，包括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况且当事人近年已有所反思。这就是我尝试写文坛人和事时，不能不时时顾及的。
我为什么写“文坛”一书（2）
顺应读者要求，设立“蔷薇花瓣”专栏起初，我只是用伍宇等不同的笔名，在《传记文学》的不同栏目，如“微型传记”、“作家逸闻”等发表有关我最熟悉的几位作家、诗人，如谢冰心、沙汀和艾芜、郭小川与李季等人的印象片断。试验了多回，读者中出现反响了，频频来信，希望“伍宇”继续写下去。编辑同事遂建议我干脆设个专栏，于是从1990年第4期起，“蔷薇花瓣”正式开锣出台。我写文坛的稿件，就这样“赶鸭子上架”，而益发不可收。其后数年，在这个专栏，我写了不少“佳作出世记”，记叙改革开放肇始，那些受读者热烈欢迎的小说如《班主任》、《窗口》、《神圣的使命》等是怎样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启示下，春风化雨，于《人民文学》杂志这块园地应运而生的。这些文稿尤受青年读者欢迎，来信最多。我也涉笔尖锐的话题，如《作协的反胡风运动》（这篇文章初稿完成于1988年，因其“准确的”尖锐性，拨乱反正初期，在拍板肯定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时，张光年针对有的编辑的顾虑，曾讲过“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句名言），曾试投稿于一家公认开明的刊物，而仍遭碰壁），《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等，在“蔷薇花瓣”专栏面世后，除了有某单位的朋友夸我“你好大胆！”，而据我明察暗访，无论是这两篇或后来连载的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等，在我所写重大事实方面，有关部门或当事人，或关心我的文艺界友人们，从未提出过异议，而是说我写的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