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部曾通知张光年夫妇去一间地下室领回部分抄家物资，因为在那儿发现有他们的东西。光年夫妇去了。光年期望找见他最珍视的齐白石赠他的那幅画。夫人黄叶绿好不容易找到一件破旧的卷轴，打开一看正是那幅画，已经被彻底糟践了。光年心痛地不忍再要。后来有朋友建议他，你为何不拾起来呢？这是见证呀！
《人民文学》的劫难。《人民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刊的文学刊物之一。从1949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一直保存着历年的作家手稿、手书（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的会议记录等，尤其一批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曹禺、曹靖华、巴金、冰心、何其芳、张天翼、臧克家、艾青、沙汀、艾芜等人的手稿、手书，是极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仅以何其芳为例，他1952年至1957年任《人民文学》编委时，就给《人民文学》评论组的同志写过许多封谈论文学问题和就中国古典文学表达他的见解，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的长信。这些手稿、书信、会议记录一直在编辑部的文件柜内保存完好。可是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荡然无存，不知去向。《人民文学》这个有着多年历史的刊物，历史资料变成了一片空白。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0）
6。 斯文扫地作协的“牛鬼蛇神”开始在顶银胡同集中时是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张天翼、侯金镜、冯牧、张僖、葛洛、韩北屏、李季、陈默加上从南京揪回的陈白尘、从广州揪回的黄秋耘共13个人，后来揪进去了刘剑青和我（我于1966年12月29日被揪进“牛棚”，家也随即被抄，书籍全部封存，几十册日记和笔记本全部被收走）共15个人。除了挨批斗，写交代材料，就是干体力活儿。像葛洛、李季、黄秋耘、陈默和我，那时候算是壮劳力，我们常被派去倒腾作协各个库房的那些沉重的旧家具，搬上搬下的。有时也派严文井（儿童文学作家，原作协党组副书记、分管外事的）、韩北屏（作协外委会负责人，诗人、散文家）等人同去。我们很快成为搬运家具的能手。尤其诗人李季，为了干活，老是穿一身劳动服，显得很洒脱，也很卖劲。作协有些平房院和文联大院办公楼烧锅炉，冬天用的煤，放在顶银胡同院里。每当汽车运煤来，我们全体出动，帮忙卸煤。1966年冬季，王府大街36号文联大楼的部分房屋，包括作协办公的四楼，被外地来京的造反者占据了。作协的人，只好到对面黄图岗胡同一处平房院里“办公”———那时作协停止了一切业务，只有一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平房院靠烧煤取暖。那么将顶银胡同的储煤，运送到黄图岗院里，供造反派和群众取暖，这个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我、陈默这些较年轻的“牛鬼”头上。我那时刚被揪出来，挨批斗的时候不算多，身体又还壮实，学会了蹬三轮车。于是在北风呼啸的上午，从西南往东北，蹬着三轮车，每车拉三四百斤煤，一个上午至少两趟来回。往往是外边顶着寒风而内衣早已汗湿。我们作为运煤工人，干活的效率，决不低于一个普通三轮车工人。当然干完活饭也吃得香。
后来外地的造反派走了，作协的人又搬回文联大楼。为便于监管、批斗，顶银胡同的“牛鬼蛇神”也搬回大楼。这时“牛鬼”的队伍中又增添了党外的名作家谢冰心、臧克家，从《人民日报》揪回来的诗人郭小川和《人民文学》的胡海珠、杜麦青（原编辑部正、副主任）等人。
《人民文学》的全体“牛鬼蛇神”，张天翼、陈白尘、李季、胡海珠、杜麦青、涂光群加上谢冰心被安排在原《人民文学》的一间办公室里（文联大楼四楼），每人一张办公桌。除了接受批斗、写交代材料、读毛著，整个四楼的清洁卫生（包括清扫两个厕所）、打开水，全部交给他们。至于五楼，则由《文艺报》的“牛鬼蛇神”负责。规定每天清早6点钟以前这些人必须赶到机关。谢冰心那年已经66岁，她的家在西郊民族学院，是离机关最远的，她却总是提前赶到，因为她要负责清扫两个女厕所。我们男的则清扫男厕所。那时厕所极脏，因为在白天里来文联大楼看热闹、瞧大字报的人很多，随便进出。又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厕所本已超常运转，好些人又不讲卫生，常常造成茅坑和小便池堵塞。干这种活自然又脏又费劲。可是谢冰心总是不声不响地将女厕所清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一位中外闻名、学富五车的女作家，没有人再需要她，需要的是这个年高、体弱的老人，去干清洁工人的活儿！文艺评论家、肺部动过手术、常年气喘的冯牧则参加清扫五楼的男厕所。在遇见茅坑严重堵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清洁工人来干这活儿，也找不见任何掏粪工具，冯牧只好怀着极大忍耐力、付出极大的体力用手去掏粪，疏通厕所。一些人往往以革命甚或工农兵的名义动辄将这些为人民、为国家竭诚服务的文化人打成“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干脆打成“反革命”、“黑帮分子”。可是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去大庆油田访问，却得到石油工业领导人和工人们极高的评价，称他们为“国宝”。可见，有许多工农兵和他们的代表是珍视文化和文化人的。可惜这些有求实精神的领导干部和劳动者们难以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局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也受到冲击和迫害。
7。 示众、批斗作协的造反组织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9年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之前，对作协领导人和名作家搞了无数次批斗。其中我在现场，印象深的有：（1）1966年9月末在青艺剧场（那时已改名为东方红剧场）将作协已揪出的“牛鬼蛇神”示众并批斗名作家、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张天翼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罪行”，他的“罪行”就是他是30年代左翼作家。如果尊重历史的话，他还是尊崇鲁迅的一位左翼作家。现在却要把他说成是老“反革命”直至“反共老手”、“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何颠倒黑白呢？除了乱戴帽子、乱打棍子，就是从张天翼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明明是作品中反面人物骂共产党的话，却加以引述，说是天翼“反共”的“心声”和“铁证”。明明是嘲讽法西斯头子们装模作样，却硬说天翼在“美化”法西斯头子。哪里有什么左翼作家，却原来是“流氓”、“骗子”。这大约是主持批斗的人要告诉剧场的听众的。天翼被尽情地侮辱、咒骂，这就是那时候批判发言的“高水平”，这不过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例。天翼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身体向来虚弱，患有心脏病、肠炎等慢性疾病，腿都有点站不稳，却低头弯腰硬支撑两个小时。其他作协的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则集合台上自报家庭出身及自己的身份———“周扬黑帮”“大将”或“干将”。诗人李季报自己出自小地主家庭，立刻遭到一阵“狗崽子！”的责骂。张僖急了，只说了一句话：“我是牛鬼蛇神”，效果反而好。这次将受冲击的名作家向社会示众的规模空前的批斗会，是作协的“文革领导小组”主办的。至于拿张天翼第一个开刀，可能含有保刘白羽的意思吧。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1）
（2）造反派1967年1月19日夺了作协的党、政、财、文大权后，成立了造反团和七人组成的造反团核心小组。他们出版铅印的《文学战报》，大造革命造反的舆论。为了引起国际上注意这新诞生的“红色政权”，他们策划了在401会议室召开对刘白羽、邵荃麟、严文井为首的原作协领导人的批斗大会。邀请外宾参加。刘白羽他们站在前排。我和其他一些人站在后排充当陪斗。我依稀看见在座观景的宾客有与刘白羽、严文井、李季、韩北屏常有交往的亚非作家常设局的日本、印尼等国朋友。这两排“牛鬼蛇神”一边挨批斗一边被拍照。我因为注意力稍有分散，被一位坐在群众席上的刘白羽过去的男秘书瞅见了，大呼“涂光群不老实！”跑来摘下我头上的帽子扔至地上以示惩戒。批斗会持续3个小时，我们低头站立。最难受的是膀胱憋胀。造反派企图造成国际友人承认他们新取得的权力的效果，却违反了“内外有别”的外事准则。
（3）1968年炎热的夏季，造反派押着作协的“牛鬼蛇神”至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加夏收。却在一天下午太阳最火爆的时候，将作协那些最有名的领导人、全国最知名的作家、评论家谢冰心、张天翼、臧克家、张光年、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陈白尘、严文井等人引至一个土台上与农村的地主、富农同台批斗。作协一位主要发言人的批判发言说：“这些当精神贵族的作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工厂的资本家。”自然应该同农村的地、富、反、坏一样被彻底打倒。可怜这些中国文坛的精华人物，有些人还上了年纪，患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不仅要忍受诽谤、侮辱，还得在烈日下低头弯腰九十度呈喷气式……在太阳将落山时好不容易将他们“赦免”了，回到住处。一个个唉声叹气，中夜辗转呻吟。张光年脱肛，陈白尘腰椎疼痛难耐，李季吞了两片白药片，事后我问他，他说心脏难受。郭小川肝区作痛。我们这些小“牛鬼蛇神”与他们同住一起，真是不忍心听他们呻唤。我们还接受了任务，夜晚不准睡觉，要看着他们，防止自杀。造反派一位负责人对我们说：“出了事你们负责！”
（4）1968年秋季，北京北郊良种场，全国文联、作协系统的“牛鬼蛇神”大示众和挨批斗。在参加秋收劳动后的某天下午，文联、作协系统的“牛鬼蛇神”被集中起来。我首次看见文联各个协会（文、音、戏、美、曲艺、舞蹈等等）的“牛鬼蛇神”有如此浩荡的队伍，长长的行列见首不见尾。我也在相隔数年后，看见一些老熟人，如华君武、蔡若虹等，他们头上有了白发。我们在黄昏时被带进一座大礼堂。“牛鬼蛇神”的大队伍各呈两行，排列站立在两厢。礼堂里坐满了文联、作协系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牛鬼蛇神”因为人数太多，难以一一点名示众。只挑拣一些最知名的，要他们自报家门。但是不久即遇见了障碍，全国文联的长篇小说作家张雷介绍自己时说：“我是贫农出身。”又找补了一句：“我是热爱毛主席的。”这惹恼了作协的一位造反派头头，立即亲自走上台前，对张雷拳打脚踢以示警告。正在这时，站在我身旁的黄沫（他是《文艺报》的理论组长，人很正直。在两派打派仗中也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了）立即晕倒过去。周围几个人赶紧上前将他扶起，抬至外边。那些“精彩”的示众场面，我完全忘记了。
8。 作协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侯金镜、冯牧案。原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冯牧都是革命军人出身，即使说有“严重错误”，也很难定性他们为“三反分子”，还听说造反派中有人主张将他们结合。可是为何在1968年初夏，他们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