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西南省份，开始了他对西南人种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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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国家建设培育人才
丁文江回国时，正值辛亥革命，一些盗贼则乘机作乱或杀人放火，或偷
盗抢劫。丁文江提倡编设地方保卫团，并早晚亲自进行训练，保卫市民百姓
的安全。
民国2年2月，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先生之邀，丁文江来到北京，
当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司长张轶欧先生是一个远见卓识的人，深识地质工作在国家建设中的重
要地位，拟构建一个“中国地质调查所”。但此前，统治者，对地质的重要
性毫无认识，所以中国当时的地质人才奇缺。北京大学则因地质一门招不到
学生，索性把原有的地质这门学科停办了。
地质科学因没有经费和专业人才，也不能进行调查工作。因此丁文江的
工作，自然是得从培养人才着手。1914年，他利用北大停办地质学科的机会，
把北大地质学系的图书、标本借来，由工商部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同时
还把北大原有的一个德国教授梭尔格请来帮助。后来，被派往比利时学习的
翁文灏也回来了，就在这个地质研究所当主任教授。而丁文江自任古生物学
教授。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
到1926年经过三年的时间，地质研究所培育出了由中国自己培育的地质
人才。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名人，如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
畴、朱庭祜、李学清等地质名人，都是地质研究所培育出来的。
1926年地质研究所收归北大，改名重定为地质学系。丁文江对该系的教
学非常关切。该系恢复后的第一批毕业生来到地质调查所找工作，丁文江每
人分给10种岩石要他们识别，结果没有一个及格的。他就带上成绩单去找胡
适之，说：“适之，你们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青年人才的来源，所以我
特别地关心。前天地质学系的几个毕业生来找工作，我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
考试，都不及格，你看这份成绩表。”
胡适之问他怎么办，丁文江说：“我是想同你商量，我们一起去见校长
蔡元培先生，请他看看这份成绩表，要他知道北大地质系办得怎样糟，你说
他不会怪我吧？”
心地坦诚，无所顾忌。这若在某种人看来，不是明明要找校长告胡适之
的状吗？然而，丁文江没有这么想过，胡适之也没这么想过。他们共同想的
是怎么提高学生的水平和能力。所以胡适之立即说：“不会的，蔡校长一定
会很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的。”
结果就是这样，丁文江和胡适之两人一起去看蔡先生。蔡校长听了丁文
江的批评，又看了成绩表，不但不生气，而且很谦虚地请丁文江指教他整改
的办法。最后商定：第一，请李四光来北大地质系任教授；第二，北大与地
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到中国来领导古生物学教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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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教古生物学，一面在地质调查所主持古生物学的研究工作。
葛利普是德裔美国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16年教授，到1917年美国
参加欧战后，由于各大学纷纷掀起了反德运动而被革职。他的父亲和祖父都
是牧师，而他极端反对神秘的宗教。接到北大和地质调查所的联合邀请，他
欣然接受了，于1920年来到中国任北大地质学系教授，兼地质调查所古生物
室主任。他是一个工作积极和热心教育的青年人。那时，北大经常不发薪水
而罢课，他却总是把地质学系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上课。况且他因风湿，两腿
不能走动，手指也都肿胀变形，但他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忙。就这样，葛利普
为中国培育出了众多的古生物人才，如孙云铸，杨钟健，斯行建，黄汲清，
张席（■），乐森（■），田奇俊，朱森，陈旭，许杰，计荣森等等。这些
人才培育的成就，当然也不能抹煞丁文江的功劳。
葛利普在中国工作了26年，最后病逝在中国。为了纪念他，就把他安葬
在北大地质馆的大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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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丁文江与中国矿业
1912年10月，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南通的张季直先生到北
京任农商部总长。张总长提倡棉铁政策。他的次长，武进的刘厚生先生，是
矿政司张轶欧早年南洋公学的国文教师，也是一位实业家。张轶欧极力向这
两位新领导陈言设立中国地质调查所对中国建设的重要作用，因此，尽管刘
次长在任仅3个月就因母逝南归和丁文江正在山西作矿产调查而未同他见过
面，还是欣然接受了张轶欧推举，委任丁文江做地质调查所所长。同时，他
还把地质调查所的开办经费和经常开支经费上报国会通过了，还想方设法为
地质调查所筹集到了5万元的现金作开办经费。刘厚生次长临走前还郑重提
请张季直总长对地质调查所多加重视，防止被人破坏。他毕生呕心沥血，为
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建起了决定作用。
就是在几个月前，丁文江还抱怨他屡次要求旅行 （调查），都因部里没
有经费而不能成行。这时，他和梭尔格正在太行山进行调查，听到了这样的
好消息，自然是受到极大鼓舞。
丁文江他们持续了一个冬天，顶风冒雪，不顾严寒，走遍了整个太行山
区域，查清了正太铁路附近的地层次序和煤铁的价值，绘制了北起孟县、南
到昔阳南境、东至太行山根、西到寿阳的煤系地层地质图。
那么寒冷的冬天，丁文江和梭尔格完全可以不冒风雪之寒，躲在温暖舒
适的办公室里饮茶看报，高谈阔论。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痛
苦。
丁文江说：“我初次在北方过冬，去山西作调查，御寒的衣具由于想不
周到而没有齐备。早出时温度平均都在摄氏零度以下，最低到零下18摄氏
度。上浮山时遇上了大雪，上蒙山时遇上了大风。在蒙山顶上，12点的时候，
气温还在摄氏零度以下，真是艰难。但这是我第一次在为祖国做测量，情绪
很好，还是苦少乐多。”
通过这次调查，丁文江指出了以前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是“太行山”这一命名应有地理学上新的定义。从河南的济源、沁阳
到河北的阜平，山脉是南北走向，这是真正的太行山。从阜平起，山脉转向
东北，绕到北平的北面，再向东连到山海关，这一段地质结构极为复杂，与
太行山本身不同，应该叫做燕山。他接着又指出：“太行山的‘八陉’，根
本没有道理。其中的军都陉 （即居庸关）、飞狐陉、蒲阳陉（即紫荆关）都
在燕山，而不在太行山。穿过太行山的路，没有一条比得上井陉重要的。”
二是中国传统的地理学都是把山脉当做大水的分水岭，这是与事实不尽
相符的。如唐河、滹沱河、漳河，“都是从山西穿过太行山，流到河北”。
又如棉水、沾水，也都穿过太行山。丁文江说：“可见这些水道都与现在的
地形有点冲突。研究这种水道的成因，是地文学上极有趣味的事情。”
三是他的调查报告是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详细地证实山西“平定、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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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矿不容易用新法开采。所以没有多大的价值。”
这是他看到了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男爵在太平天国之后来中国游历，
回国后发表的三大册调查报告中说到“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富的地方：照现
时世界的销路来算，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之用”而写的。丁文江
说，“他是抱了极大的希望”，“以为这一定是亚洲的罗伦（法国最大的铁
矿）。”结果他到了阳泉，在正太铁路以北，天天同梭尔格钻那些土法开采
的铁矿洞子，没有看到有0。6米以上的矿床。矿床不但厚薄不均，而且并不
构成有规则的层次。这使他感到失望。到他调查了阳泉以南的地质之后，才
得知阳泉已是平定、昔阳铁矿最好的部分了。越是往南，铁矿越少，也越不
规则。这使他认为“平定一带的铁矿在新式矿冶业上不能占任何的地位。”
根据调查，他写了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比较”的报告。
在这里面，他详细记述了“把铁矿放在泥罐子里，堆在无烟煤中焖出来”的
土法冶炼。他说：“我们不能不五体投地的佩服我们的老祖宗的本领！……
平定一带既缺乏木炭，又没有可以炼焦炭的烟煤。若不是发明了这种焖炉，
根本不能出铁。”但这种土法是很浪费铁矿的，而且炼成的铁品质很坏，所
以完全说不上与新工业比较和竞争。
后来，农商部又请了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丁格兰等人调查中国铁矿，
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学者也参加了调查。到了1921年，地质调查所根据多年的
调查结果，编出了一部《中国铁矿志》，说全国铁矿砂总储量为97000万吨。
其中辽宁74000万吨，除辽宁外，关内总共只有23000万吨。就连辽宁在内，
按照美国每年开采10000万吨的比例，也只有9年就可采完。所以中国的铁
矿真是不算多。
1913年12月底，丁文江刚从山西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又奉命去云南调
查云南东南部的矿产。这时，他的父亲丁吉庵先生去逝了。他回去办完了丧
事，于1914年2月3日从上海启程，取道香港，经越南乘滇越铁路于2月
13日再次来到昆明。这一次，他单身一人在西南作了1年的地质矿产调查，
到1915年初才回到北京。
丁文江先生对自己的工作抓得很紧。黄汲清先生曾著文《丁在君先生在
地质学上的工作》说：“丁先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是民国3年云南之行。
他从越南入云南，当即赴个旧看锡矿，随至昆明，复北行考查，经富民、禄
功、元谋，过金沙江，至四川会理。由会理折而东南行，再渡金沙江，入云
南东川府考查铜矿。复又由东川东行入贵州威宁县，又折而南，经云南之宣
威、曲靖、陆良而返昆明。”
“综其云南、四川之行，除了研究东川、会理之铜矿、个旧之锡矿、宣
威一带之煤矿外，曾作有路线地质图，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曾特别研究寒
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化石甚多，一部分已经
地质调查所研究出版。丁先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了法国人DEPRAT的错误，
一方面建立滇东地层之基础，为后来调查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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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把他这次长期的调查分为五个纲目记录在他的《漫游散记》中，
发表在《独立》20至84期。五个纲目是：一、云南个旧的锡矿；二、云南
的土著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