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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蒂总是要求以最便宜的价格买进，即做最合算的交易，在这方面的追求他是不顾一切的。大萧条时期，他解雇了所有的雇员，然后以低薪重新雇用他们。1938年，他购进了纽约第五街的皮埃尔旅馆，出价是二百四十万美元，合旅馆原来的建筑成本的1 ／4 弱。同年，在纳粹占领奥地利几个月之后，格蒂住在维也纳；在那里他设法进入路易斯。罗思柴尔德男爵的家里。他不是去拜访男爵的，当时男爵被纳粹监禁着，而是去看男爵的价值高昂的珍贵家具，因为他知道这些家具也许即将脱手出售。他对所看见的家具都很喜欢，于是立即前往柏林（那里有他密切联系的女朋友），设法探听党卫队打算怎样处理罗思柴尔德的家具。最后他终于大打折扣地购得了几件家具，感到极为满意。可是在那几年里，他自己也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的。他对他的一个妻子说，他在加利福尼亚保存着一艘大游艇以便万一共产党人在美国上台，他可以迅速逃走。
到了三十年代末，格蒂已经成为十分富有的人。由于他已经向民主党和不少政治家作了大量的捐赠，他图谋获得一个外交官的职务；后来美国参加战争，他就立刻图谋在美国海军里获得一项任命。可是他白费心思，因为联邦调查局和军事情报部门都知道他曾与纳粹领袖们有过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甚至同情纳粹，至少在日子已经快到尽头之前还是如此。有的报道说还不止于此；例如，有一则希奇古怪的说法说他把德国和意大利间谍安插在他的皮埃尔旅馆的职员之列。根据海军情报部的说法，他申请在海军里获得一项任命“遭到拒绝因为他被怀疑有间谍活动”。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他在后半生一直迷恋独裁者。
在战争期间，格蒂在塔尔萨经营一家飞机制造厂，是他的一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这个时候他的古怪行为是多样的。在塔尔萨他不仅在一个钢筋混凝土地下室里管理他的企业，而且居住在里面，部分原因是他怕德国纳粹空军的轰炸。他一定做到每吃一口食物须嚼三十三次才下咽，而且他开始喜欢每天晚上搓洗他自己的内衣，因为他厌恶商业性质的洗涤剂。到了五十五岁时他已做过第二次整容并把他的头发染成一种古怪的红棕色，这一切使得他的容貌看起来有些干枯，像是经过防腐处理似的。
战争的结束却重新激起他赚钱、赚更多的钱、赚大钱的强烈野心。由于美国人在战后年月里沉迷于道路和公路，他首先把精力投入他相信肯定可以致富之道：制造旅游用的住房拖车。但是他放弃了这个行当，改行从事他熟悉的石油行业。即使没有经过勘查，他也下决心要获得中立地带沙特的特许开采权。他宣称，“如果一个人在世界石油业里想出名的话，他必须在中东有一个立足点。”这就是他的机会。
格蒂的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落基山分部的勘探队头头是一个年轻的地质学家，名叫保罗。沃尔顿，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哲学博士。在三十年代后期，沃尔顿曾在沙特阿拉伯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工作过，他熟悉那里四周的情况。沃尔顿在同沙特人做交易时将成为格蒂的出头人。格蒂把他召到皮埃尔旅馆来进行几天的讨论和介绍情况。沃尔顿后来一直记得格蒂脸上显出的“半疯狂”的表情——一种他已经形成的不高兴、生气的愁容，沃尔顿捉摸出来他的这种表情是为了保持距离，不让人接近他和染指他的钱。沃尔顿发觉格蒂虽然十分聪明却傲慢自大。可是，他们两人之间关于沙特石油开采权的讨论进行得很顺利，格蒂为这次交易规定了范围——特许开采权的初步出价应该是多少，以及沃尔顿可以把价钱提到多高。他还给沃尔顿一个坚决的命令：沃尔顿到沙特阿拉伯去，不准同任何人讨论任何事情。
沃尔顿出发去吉达，不久即面对面同阿卜杜拉。苏莱曼聚在一起，他就是近乎二十年以前曾经为了原先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取得特许开发权一事而主持过谈判的同一财政部长。苏莱曼安排沃尔顿乘DC－3 飞机在中立地带沙漠上空低飞。
沃尔顿简直不能相信他从飞机上所看到的景象：一片平地上隆起的一个小土丘。他非常兴奋。那土丘几乎完全像科威特的布尔甘油田上的那个土丘，布尔甘在当时已是被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油田。
尽管他回到吉达时十分兴奋，沃尔顿记得格蒂告诫他的安全禁令，因此他非常谨慎小心。在吉达他住的旅馆房间门上没有锁，所以他片纸不留。他不敢打无线电报给格蒂，因为他肯定电报会遭到拦截。他不打电报而由航空发了一封手写的信。
他告诉格蒂，从小土丘来判断，关于有否石油所下的一笔大赌注的希望是一半对一半。他想把这希望提高一些，但在1938年那一次他发现石油以后他曾经到过沙特阿拉伯，他记得有两座看起来似乎分毫不差的结构，但是经过钻探，竟都是“干得要死”的桔井。但是，一半对一半的希望比探测落基山时的可能性大得多，落基山的希望是一对十或者甚至是一对二十。
沃尔顿开始与苏莱曼谈判，谈判大多在吉达的苏莱曼住宅的阳台上举行的。很明显，这笔交易将是高价的。沙特阿拉伯又需要钱了，而且非常需要；正如1933年那样，苏莱曼要求预先付给一大笔红利。按照格蒂的指示，沃尔顿开口答应八百五十万美元。最后成交先预付九百五十万美元；即使没有发现石油，也保证一年付一百万美元；特许开采权使用费每桶是五十五美分——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所付的要高。沃尔顿还同意格蒂要搞训练的计划，建造住房、学校和一座小清真寺，并为沙特的军队提供免费汽油。此外，苏莱曼还坚持要格蒂出资来装备和维持一个分队的沙特陆军以保卫开采石油的地区，抵制可能来自伊朗或苏联的威胁。最后，还是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签名发电报给沙特政府，解释私营的美国公司在法律上不准资助另一个国家的军队，才把这个问题在议程上划去。
到了1948年的最后一天，苏莱曼已向沃尔顿保证格蒂已赢得了特许开采权。可是苏莱曼也小心谨慎起来，他告诉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和一家华尔街公司说，如果他们中间有谁超过格蒂的出价，就可以取得开采权。但是标价太高，风险太大；两家公司谁都没有接受。当然在沃尔顿方面来看，他已经打了一局很出色的牌戏。苏莱曼适可而止，不再提出要高于九百五十万美元的价格。他以后从未获悉格蒂在皮埃尔旅馆里曾经授权给沃尔顿可以把价钱出到一千零五十万美元。可是，格蒂的公司——太平洋西方公司——为在一片未经查明的沙漠中盲目钻探而付出了一笔空前的高价。
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各自持有所谓在中立地带的一笔“一半的未分利益”。这意味着它们将分享这整个馅饼。因此，它们各自的特许开采权获得者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合并经营。结果形成一个完全不愉快的结合。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和格蒂的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坏极了；格蒂和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头头拉尔夫。
戴维斯互相不能容忍。太平洋西方公司是独自一人的班子；美国独立石油公司是一个难对付的组合体，要求事事须获得它的许多成员的同意批准。
在勘探这个地区方面，美国独立石油公司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事事都难办。
它艰苦奋斗，想把成本压低和尽可能便宜地去干每一件事。但是不管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干了些什么，在格蒂看来，总是不够便宜。勘探工作拖长了而且经证明困难更大，从而成本比预期的要高得多。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美国石油经营者中间忧虑迅速地日益增加。忧虑是有根据的：到了1953年开始的时候，自从特许开采权获得以后五年已经过去了，两家公司眼看开支超过了三千万美元，而除了五口不出油的干井之外，他们的努力都白费了，看不出什么成绩。格蒂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减轻他的焦虑。他集中精力在他的买卖上。他在欧洲到处游荡。他花了几个星期研究他珍藏的伦勃朗的《马丁。洛坦》的画像。像一个世纪前的年轻的约翰。D。洛克菲勒一样，六十岁左右的格蒂每晚把他的收入和开支加起来计算一下，使自己放松放松。有一笔从巴黎寄来的账目在“收入”项下列出了几个总数，都是以千数和百万数计算的，而记在“开支”项下的账目是诸如“报纸——十生丁”，“公共汽车费——五生丁”。回到美国后，他最终在争取控制潮水石油公司一战中赢得了胜利，买下了一把路易十五的珍贵的漆桌，并报名参加阿瑟。默里舞蹈学校的一门课程，学费是一百七十八美元，还特别集中学习桑巴舞和吉特巴舞并提高他领舞的能力。
可是，格蒂的耐心和信心正在低落。不仅那一连串的干井，还有开支的不断外流（包括他每年付给沙特阿拉伯的一百万美元在内）使他深为恼怒。格蒂宣告他唾弃处理这个问题的整个方式。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勘探队坚持置那个沃尔顿从飞机上看见的小土丘于不顾。格蒂却坚持在该处再打第六口井。再者，无可挽回的代价就是无可挽回的代价；如果第六口井还不出油，他将退出。这个极端的行动后来经证明是不必要的。1953年3 月，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勘探队在沃尔顿始终认为会找到石油的地方钻出了油。说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发现，经证明这是一个保守的说法。《幸福》杂志把这次发现石油描述为“介乎巨大与历史上空前之间”的发现。
亿万富翁格蒂初访那个中立地带只是后来的事。有一次在期待出访时，他在听“自学阿拉伯语”课程的唱片。他认为从中学到的语言足够用来在他与美国独立石油公司联合作东举行的“宴会兼研讨会”上说明中立地带的地质情况。这次讨论会是为科威特埃米尔和沙特国王举行的，这位沙特国王是最近逝世的伊本。沙特的儿子。格蒂的对手为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拉尔夫。戴维斯，他从来没有去过中立地带；用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另一位总裁的话来说，他患有“一种对尘土、污物和细菌的病态恐惧症”，凭着这个正当的理由他一直呆在家里。
格蒂利用他在中立地带生产的石油，特别是廉价的、浓厚的“蹩脚油”在美国、西欧和日本建立起大规模一体化的石油企业。他重新调整他所有的股份和财产，把格蒂石油公司放在首位并自居为一个巨大石油帝国的唯一司令。到了五十年代末，格蒂已在美国最大汽油市场商人中占第七位。《幸福》杂志于1957年公布他是美国最富的人和唯一的亿万富翁。听到这个消息他漠然置之。他说，“我的银行不断对我说我是有这么多的钱，但是我不希望被人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