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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 日早晨，石油人员和家属们聚集在他们的社交中心体育俱乐部门前。他nJ带上钓鱼杆、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棍；有几个人带上他们所豢养的狗，尽管他们大多数的爱畜都已弄死了。这群人不仅包括炼油工人，也有管理宾馆的不屈不挠的那位女士。仅仅三天以前，她还用她的伞来阻止一个伊朗坦克司令员驾车越过她家的草坪。牧师也来到俱乐部前的人群中，他刚把那座小小的礼拜堂锁上，那里面存有这个海岛社区的历史档案——“在阿巴丹出生、受洗、结婚和死亡者的记录”。
等着所有这些人的是英国巡洋舰“毛里求斯号”，它将把他们带到上游的伊拉克境内的巴士拉这个平安的避难所。一边是军舰的军乐队在举行少见的礼节仪式的同时演奏了伊朗国歌，另一边是伊朗海军的汽艇在巡洋舰与海岸之间穿梭往来。到了中午时刻，人都上了船，“毛里求斯号”开始缓缓地向巴士拉驶去。军乐队继续在演奏，不过现在奏的是“博吉上校”。乘客们也大声歌唱，在炎热的阳光下汇成一个大合唱，唱着这首严肃的军队进行曲的未公布和比较下流的文本的歌词。在这个以音乐来表示蔑视的情绪中，英国向它的海外最大的一个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而现在实际上停止运行的炼油厂道别了。这次是战后六年内英帝国主义撤退的特别屈辱的顶峰。许多中东石油开采权中的第一份开采权，也是一下子被取消的第一份开采权。
“一阵步枪劈啪声”
由于英国有效的禁运，也特别由于莫伊石油公司对那些获取伊朗石油的炼油厂和销售商提出诉讼一举非常警觉，从伊朗没有流出一滴油。但是禁运也产生另一个结果，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紧急时刻，大量石油从世界商业中给取消了。在亚洲有些地方，实行了配给制；苏伊士以东的飞行被削减。美国国防石油管理署作出了令人气馁的估计说，没有伊朗，世界石油将在1951年年底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很快就形成一个机构来处置石油短缺的问题。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置的基础是英美合作。在美国，在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的规定下，加上反托拉斯豁免，十九家石油公司组成了一个志愿委员会来协调以及汇集供应和设施。它同一个类似的英国委员会密切合作，把石油运送到全世界来消除瓶颈口堵塞和短缺。这些公司本身也亟力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增加生产。结果，战后石油的巨大发展的势头支持了英国对伊朗的禁运，人们担心的短缺从未出现。到了1952年，伊朗的生产跌落到每天只有两万桶，而1950年是六十六万六千桶，世界石油生产总额由1950年的每日一千零九十万桶增加到1952年的一千三百万桶——增加额是伊朗1950年总额的三倍多。
英国对付伊朗的政策于1951年10月加强了，那时工党政府由一个新的保守党政府取代，新政府又一次由年已七十七岁的丘吉尔来主持，他比摩萨台大五岁多。丘吉尔开始显出他是老了；他自诉说，“我的‘老脑袋’不像以前那样听使唤了。”但是他关于伊朗国有化的问题有坚定的看法：工党政府太无决断和太软弱了。他对杜鲁门说，如果我在执政，“也许会爆发出一阵步枪的劈啪声”，而英国“却不至于被人从伊朗踢出来”。对于这一切所发生的事件，真是一个绝妙嘲弄。丘吉尔大约三十七年以前担任海军第一大臣时，曾购下政府当时在英波石油公司的股份。现在，他又活了好多年和在政界中活动了好多年，仍能回来主持政府，时机恰逢这家公司处在最大危机的时刻。他是会竭尽其力来保卫这家公司的。
他的外交大臣是安东尼。艾登爵士，此人同这个重大问题有另外一种密切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牛津大学时艾登的专业是东方语言，他曾是波斯语的优秀生和优美的波斯文学的热爱者。艾登一直保持他的一些波斯联系。1933年他任外交部次官时，曾在解决礼萨国王要没收英波石油公司而引起的危机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八年之后，在1941年，作为外交大臣，艾登对礼萨国王与纳粹的调情感到十分焦虑，故而参与了作出侵犯伊朗、推翻国王的决定并起了主要作用。他个人深被这个国家所吸引，因此好几次访问了伊朗。当他于1951年重新当上外交大臣时，他仍旧能够背诵波斯的不少谚语。但是一个重大的危机——国有化和赶出阿巴丹的后果——在等着他。他说，“我国在整个中东的权威遭到了极大的动摇。”
这个危机对文登也提出了一个个人的进退两难的麻烦问题。他自己的资财的很大部分都投在莫伊石油公司的股份里面，现在股票价格已下落。经过深思，他认定他拥有股票是不合适的，尽管政府自己也持有股票而且没有规定或惯例要求这样做，他还是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了他的股票。这样，他就失去一个机会去建立厚实的经济保障，他这个行动最终还使他付出很大代价，包括出售他的庄园在内。
随着保守党重新执政，使伦敦和华盛顿疏远的基本分歧更加清楚了。美国人怕如果摩萨台倒台，共产党人将继承下去，所以最好还是同他打交道而不是同他作对，尽管同他打交道可能是非常恼人的。相反，英国人的观点认为很有可能由一个更加讲理的政府继承他，而且越早取代他越好。在伊朗问题上给予默认——加上摩萨台有本事泰然行动而不受惩罚——将无可避免地和无可抗拒地诱使全世界的国家照办，而导致国有化和没收的传染病的流行。英国经不起拿它的其他国外资产进行冒险。燃料和电力部大臣唐纳德。弗格森爵士说，一我们应当对美国的最高层说明：即使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为了不使波斯陷入共产主义而有必要维护摩萨台博士，他们也必须选择，要么保全波斯，要么毁了这个国家。“应该怎么办和责怪谁的问题，在英国政府内部进行了许多无益的争辩，还有，官员们对英伊石油公司和它的蒙昧无知表示了极大的不耐烦和愤怒。文登本人也抱怨说该公司的董事长威廉。弗雷泽爵士是”在云界仙境里“。
1951年秋，在英国人撤离阿巴丹几个星期以后，摩萨台去了美国，打算在联合国为伊朗辩护。他也去华盛顿向杜鲁门和艾奇逊提出正当的理由并要求经济援助。美国政府要伊朗保持稳定，但是不打算帮助摩萨台摆脱困境去获取稳定。当摩萨台开始向杜鲁门和艾奇逊解释说他是在“替一个十分穷困的国家——一个全是沙漠和沙土的国家——说话”时，艾奇逊插话说，“对，你们有石油，很像得克萨斯！”首相结果仅仅获得了最低限度的经济援助。
但是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在摩萨台访美期间同他进行了约八十小时的谈话之后，认为他好容易才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的大纲。其要点包括由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取得阿巴丹炼油厂（前提是该厂成为一家荷兰——换句话说，是非英国——公司）以及给莫伊石油公司一份特别购买石油的合同，其中规定实行50％对50％的平分原则。但是摩萨台坚持一个额外条件：禁止英国石油技术人员在伊朗工作。艾奇逊亲自在巴黎一次午餐桌上把建议向安东尼。艾登透露作为试探。当艾奇逊从巴黎打电话给麦吉和其他在国务院急切地等候消息的人士时，他报告说，艾登断然拒绝这整个建议而且摩萨台的额外条件激怒了艾登，他认为那是屈辱性的条件。抱有很大希望的麦吉听了目瞪口呆。他为解决伊朗石油危机所作的努力都失败了。他说，“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世界末日。”摩萨台是否同样苦恼不太清楚——他是否真正需要一个协定也不清楚。摩萨台离开美国的前夕对一个美国人说，“我这样回去比我带了一个协定回去，我的地位要强硬得多，这个协定我还必须向我们的狂热者好好推销哩，是不是？”
然而，杜鲁门政府仍然在希望同“老摩萨”达成协议。在国务院里而且事实上在伦敦的外交部里，有不少人建议由各个公司组织起一个财团来经营伊朗石油工业。也有人提出一个独创性的计划，由世界银行按照这个计划接管在伊朗的石油经营作为一种托管，直至能协商达成一个最后解决办法为止。这一切主张都由于伊朗没有兴趣妥协而失败，因为妥协就要缓解国有化和伊朗的控制或者会给英伊石油公司提供机会东山再起。
由于危机在1952年的头几个月中一直拖延下来，摩萨台政府卖不出石油，国库空虚，经济状况恶化。但是这一切它似乎都不在乎。重要的是摩萨台是群众拥护的民族领袖，他曾完成把外国人赶出去和恢复民族传统的目标。他宣称，石油可以让它留在地下给后代享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注意到摩萨台对国王根本上抱有反感，他把这一点归根于一个古老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对“一个突然腾达的、专制的骗子所生的低能儿子的暗自蔑视情绪”。但是摩萨台这个立宪主义者转向使用超立宪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包括利用街头的暴民和乌合之众来操纵政治。他也在行使更多的独裁权力。一个反对派领袖说，“我始终认为此人不配身居高位。但是我从未想到过，即使在我最可怕的恶梦里，这个七十高龄的老人会变成一个挑动暴民的人。一个经常叫凶手暴徒守候在议会四周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公众祸害和威胁。”摩萨台也证明他自身是一个有名的政治手段的创新者；他是第一个利用无线电广播激起他的追随者的中东领袖。他在广播中号召时，成千——有时候似乎是几十万——的人会疯狂地奔向街头吟唱呀、恫吓呀、捣毁反对派报社呀……面对摩萨台受到群众欢迎，国王也无能为力。他对美国大使说，“我能做什么呢？我是束手无策的。”
“愿今晚好运气碰上一位小姐”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艾奇逊又遇见了文登。后者说“到了某个阶段也许有必要……对国王强调一下需要从权力方面推动摩萨台。
但是，美国还有英国无论如何都未放弃同摩萨台的外交努力。杜鲁门央求丘吉尔接受伊朗国有化法律的有效性，因为“看来这法律在伊朗人的眼里已经成了同《古兰经》一样的神圣……如果伊朗每况愈下走向共产主义，那么维护合法立场即使直到最后一分钟，对我们任何一方也都不会有什么满意可言。”丘吉尔想要促成向摩萨台提出一个联合呼吁；关于摩萨台，他说，“我们是同一个在破产、革命和死亡的边缘的人打交道，可是我依旧认为是一个人嘛。我们如果联合起来对待，也许能说服他。”
杜鲁门勉强同意搞一个联合建议进行仲裁来决定对收归国有的财产予以补偿，但是经过诸多搪塞和辩论之后，摩萨台拒绝接受那个建议，他说这建议是英伊石油公司安置的“陷阱”。
到杜鲁门政府结束时，英美双方都已打算放弃摩萨台。1952年后期，英国人向美国人提出双方可能合作来导致伊朗政府的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搞政变。美国的答复珊珊来迟，一直拖延到艾森豪威尔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