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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出园门（一般不洗脸），上了一辆已等了几分钟的车（车并不见得怎么豪华），一车赶到一个高级射箭会所，先喝点白水，稍微休息，起身张弓，射完一壶３０支箭，偶尔关心一下“成绩”，然后换到洗漱间，洗脸，再入餐厅吃早点，饭毕，略事休息，起身回洋楼，或径直到下一消停处，也许是去跟另外的什么人谈点事，也许是去消磨另外一个什么兴趣，直到中午。不论他干什么，司机都在外候着，没任何急事，有也不好找，因为他们几乎不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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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中午饭回家来吃，这可能是因为晚上还要出去。午饭毕，就准备喝下午茶，就在洋楼的小花园里，当然也许还是只喝白水，也许有时会邀请一两个最好的朋友来，但一般不超过３人。一般来说，只有一天的这个时候是最好找着他们的，客人来，不管认识不认识，他们都很客气，没什么大的喜怒要形于色。即使你是来跟他们谈生意的，他们也会很委婉地拒绝，因为他们一般不谈金额在一千万以下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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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一般有两个去处，要么很高档；要么去很远或很随便的地方吃饭，都是自己开着车去，停在很远的地方，温文尔雅地去吃一碗什么小吃，他们一般很平易，但不近人，说话小声，生怕吵着了别人，当然，主要的是要小心地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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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特点，你不会听到他们什么时候谈生意，他们回家再晚，也从不自己洗脚。
至于他们是怎么住着这小洋楼的，他们的生活中主要是跟什么人来往，他们别的什么隐秘的趣味，乃至于到底有多少钱，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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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要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是一个到哪都成立的真理，不挪窝，不动脚，也不出门打工，更不会挖空心思出国，这就是天津人，永不离开，当然总也饿不死。而对于一个南方来的人而言，只要喝上一口天津的水，也许就吐着舌头不敢在这里长住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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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世卫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做的调查显示，天津市居民的尿钠排泄量达到了１４．７克，而世界的标准是６克，这东西如果人体摄入过多，就会造成水分滞留，引起高血压等疾病。而天津市居民饮食习惯普遍偏咸，为了追求菜肴的色泽而添加过多的酱油，真是想不通，近在海边，吹着那么咸的海风，喝着咸出苦味的水，何苦还要这般嗜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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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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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一站了。
从名称开始吧，蓟、渔阳、涿郡、幽州、幽燕、中都、燕京、大都、北平、北京，大抵相当于是给“三千年建城史”凑份子，这是城市的好处，脑袋掉了还有碗大个疤，可疤能用来干什么呢？王胡都不要。因此不如是个有钱而运气好的人，这两点加在一起，一个人就可以用着多种法子活下来活下去，比如，最初叫公主，后来叫什么陵，再后来还可以叫木乃伊，只是一个人横竖也凑不出北京城这么多名字，这就是北京要产那么多地名史学家的原因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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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那么多一脸历史的北京学者在媒体上如数家珍，我早就知道了，他们所理解的知识跟我们所想掌握的知识有着多么大的不同！而我说到了“知道”，这个从南方流行起来的词汇，实际上把他们连“知道分子”也划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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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点儿喝的吧！豆汁儿是检验是不是老北京人的法器，是老北京人的魂，是要吆喝着叫着的魂，叫魂屈原写过的，流沙河也记录过，例如，黄昏来临，“母亲阴嗓小声唤道：‘九娃子咧，骡骡马马吓掉的魂回来没有？’答曰回来了。轻病就好了。”
小孩子好哄，大人好哄么？不好哄，因为再怎么叫魂，老北京也没几个还要把这东西当命了。这东西不是豆浆，而是做粉条所剩下的汤，发酵以后做成的，其步骤是，绿豆磨成浆后，淀粉沉底，上层还浮了一层非淀粉的细碎渣，隔离出纯净的淀粉拿去做粉丝或粉皮，剩下的下脚料就留一边儿发酵，发出酸味儿了，就是豆汁了，但这豆汁必须要再次沉淀，只舀出上层发酵过的绿色汤水入锅煮，滚开时，就往里加一勺沉淀物，不断地加，边滚边加，要加多久呢？这就转到北京人嘴头的功夫上去了，那是“勾兑”，没法对外人讲清楚的，加多了少了都不行，而必须是不浓不淡，臭中有香，酸得可口，这才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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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独一无二的特产，爱喝的说它酸中有甜，其味绵绵，越喝越停不了嘴，越喝越上瘾，隔个几日不喝就难受，或者从海外游荡既久，一旦飘回，就恨不得一头栽倒在里边淹死。不爱喝的，一开始就喝不惯的，就说它酸臭难闻，活像泔水，真恨不得愤怒声讨之不足，直接想将其下到地狱入口———喝一口就下去了。
呵呵！地狱，专业小鬼配制烈性毒酒———也即专业嫉妒的地方，下去之前，喝上一碗北京豆汁儿，当然满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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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北京人就有四大标准：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馔，四季衣裳。吃不吃的没什么关系，首先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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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子弟德珺迷京剧义无反顾，朝廷想到他祖上好歹是个封疆大吏，多次要给他官做，可他只想唱戏，绝不做官，这就是唱戏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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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的人都喜欢唱，不准他们唱就跟不准成都人打麻将是一个道理，是一种残酷的调节人口数量的狠办法。唱当然又分唱什么歌，在公园里的圈子就是这样划分的，唱民歌革命歌的不跟京剧来往，唱京剧的也不跟其他杂牌搅合，都是艺术，最纯最伟大的最革命的艺术，每天晚饭刚过，院子里、河边、公园里，到处都是唱歌的人，插不进，挤不出，声震天地，耳根从没个清净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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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骂人“不着调”，是以，会不会唱歌是个绝对普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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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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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必须要学会叫好，当然是从京剧开始，然后是各种演出，也包括西方歌剧和交响乐，我一直怀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也是这么叫出来的。生在北京，不会叫好，那不是北京人，什么时候都叫好，那还不是北京人。
所以这其实很难掌握，至少你要与民同乐，要会听，这就是一个槛。当然，也有就不叫好的，那是使畔子，是恶作剧，只是，老成正经的北京人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串通好的不正经机会，那就比的是脑花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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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得久了，又发觉有些叫好纯粹是冲着嗓门去的。有一现成的例子：清朝伶人王虎辰本也有些名，一次登台唱戏，唱了好半天，台下还不鼓掌叫好，王虎辰气极了，当即在歌词中加了一句：再不叫好，操你些祖宗！一时运腔使气，高遏行云。台下果然全体起立，叫好声不绝，长时间鼓掌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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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当年不让在中国放映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我以为只有一个地方江青有她的道理，那就是这样一个镜头：当一个现代京剧的叫板陡起时，一头猪猛地支楞起它的耳朵———那叫板不是有两个高音么？被拍到的那头猪就用两只耳朵的先后陡然晃动对这两个音一一做了回应———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准确的对位表达了，京剧深入人心的现代样板，一头迷恋京剧的猪。我以为江青肯定是看懂这个细节了，所以要下令不准在中国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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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部跟京剧有关的电影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就是里边常常有一个傻子，张着肥硕的流涎的嘴唇，跟着唱戏的人，形影不离，最能表现他欣赏水平的是，他的脖子偶尔能随着鼓左右晃动一下，我以为这也极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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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讲等级，从服装、用具、房屋起就有严格的规定，而且一讲就多少年，“正确”到骨子里了。
封建等级制大概正是借用服装完成了对普通民众的束缚，麻衣褐布，只配永做受苦人，至清一代，入关的满族分为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旗，更是以服御为别。凡带颜色儿的满人都可不事劳作，提笼架鸟，坐等俸禄，成为趴在劳苦大众身上的寄生虫，这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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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等级传统，那就是题字，讲好了的要全国人民都说普通话，使用规范汉字，可就是有一些大佬不听话，到处题字，一题就必繁体与简化字并用，更有甚者，是造一些多一点多一撇的什么字，明明错了，也不准改，生生地又跟古老的文字狱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彰显和鼓励着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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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瞧你这德行！时常听北京人这么教训外地人，似乎外地人都无德，而无德显然又是跟无能连在一起的。
德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让“女子无才”，重要到公主、太监，名字里全都是德这样、德那样。这个字当然也很象形，如果是女人，像是坐在轿子里的，如果要往水缸里装，只能砍手剁脚；对于太监来说，不但看不出那里少了两点，反而还太过臃肿，所以，只能躬腰爬背，奴颜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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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２０几年前，你如果跟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聊天，他一定还会这样说：哎呀，我个人算个啥？不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嘛？晚抱几年孙子也是值得的。
北京人的政治觉悟从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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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概在政治里浸淫得太久了，抽不出身，转不过脑袋，你看看指挥交通的“协管员”，穿戴整齐，一招一式，走的都是英武的路子，配着口中的“指挥”口令，活脱脱一个不愿长大的红卫兵，而只有这等革命激情，才是支撑他们高人一等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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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激情在公交售票员的报站中也有部分遗留，当然，你不用给我纠缠说有些报站的纯粹就是老油子式的应付，因为根本听不清他口里呜里哇啦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像化石一样的另一部分售票员，报站时还采用的是“很有激情地朗读课文”，而且不仅是朗读，简直就是戏剧的说唱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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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一层又一层，方方正正，街道整齐如棋盘，一条自南向北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现已不存在），经正阳门、大清门（现已不存在）、天安门、端门、午门、前三殿、后三殿、神武门、景山万春亭、地安门（现已不存在）、鼓楼、北到钟楼为止。城内所有主要建筑都沿此可中轴线东、西对称排列，深刻地体现了皇权至上和大一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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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建于明永乐年十五年，高３３．７米，横九进五，以示“九五”帝王尊。凡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大典都在此“颁诏”。天安门堞口正中设有宣诏台，用木雕的金凤衔诏书由滑车系下，由礼部官员托着“云朵”盘承接，放入“龙亭”，抬至礼部，用黄纸誊写后，分送各地，称“金凤颁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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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城门和城垣，基本上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建的，以紫禁城为核心，外围皇城、内城、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