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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套就这样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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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贫富之分，也有运气之别，总之一定得通过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要太有钱了，什么都不愁时，也得提着心想想明天别碰上什么麻烦事，这是中国人的用世哲学中的朴素观念。在天津，有些大户人家因此一到冬天就要开粥厂，积个德，也给自己多留条后路，而且这粥厂要开就得一直开下去，因为冬天气候恶劣，总有那么多无钱无粮的穷人最难熬，作为大户人家，也有“义务”每天给一定数量的贫苦人施舍一碗粥，这就叫做了善事，做了这种救命救难的善事就可得一张善人匾，此匾往大门外一挂，就是强盗与恶人，也得讲个理避让着，一般不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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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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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吹牛皮，那比的是胆量，你胆量大，把牛皮吹得上了天，吹得还圆，没准就把别人给唬住了。吹牛皮大都用来干吗？镇住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这也是八色九等人杂居久了后的一大传统，人杂不是吗？事儿一多，也奇，难保总有你没见过的世面吧？今天没见过，保不准的明天就真见了，因此，谁知对方是不是真的吹牛呢？不清楚，不清楚就留点后路，总之，牛皮的生存空间就留出来了。
洋货市场的讲价风格就是这样确立下来的，嘛叫洋货？至少是你没见过的，外国人造的，不都是卖给外地人吗？蒙一个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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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理到底说得清怎么来的不？难。
一说是小名叫狗子的发明了半发面的包子皮，剁馅时加水，因而成水馅，汤多肉嫩且有麦香，在天津闹得大名，众乡亲听说，一路大呼小叫着“狗子，狗子，我来啦”，原本是来投奔的，不料狗子或没听见，或不想理睬，于是，众乡亲十分生气，逢人便曰：狗子不理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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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说法很是卖弄，到天津，假如没去最有名的那家包子铺吃一回就白去了，这“假如”就是“苟”，“没去”文言成“不理”，就凑成了“苟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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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第三说法是真正地跟狗有关，敌后游击战时，为怕狗叫暴露，所以，如遇送信之类的人便在口袋里装几个包子，遇狗就扔，狗便顾着哼哼吃去，不再吱声，也有以为是夸这包子，油厚而保温，掉在地上很久，狗还怕烫着嘴，索性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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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知哪种说法正确。但不论哪种说法都跟“狗”沾了边，于是，天津话里的“狗”字就活下来了，“狗”不过什么人，意思是说，这个人身上的狗性比人性要重，但骂人的意味仍然很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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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原名直沽，只相当于一个寨，朱元璋驾崩，皇子们斗得你死我活，四皇子朱棣，也就是后来称明成祖的志在必得，率兵从直沽寨南下，顺利夺取其侄子朱允炆皇位，朱棣一高兴，就随口将直沽改为天津，言其是“天子经由的渡口”。后几代，漕运逐渐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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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起于漕运和海运中转，配送京师，天津渐成“九河津要，七省通衢”，至１９世纪后期，因其特殊的地位，“无比屈辱”地成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开埠通商，办洋务，成了一个开放城市，“意外”地造成了天津的近代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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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都给天津留下了独特的记忆，作为新辟的通商口岸，以及租界的普遍建立，“洋文化”开始进入这个城市，洋商、洋人家眷、洋人货品、洋餐馆、洋楼，又特别是洋楼，一例地充满着欧陆风情的别墅，风格迥异，千姿百态，但其典雅、精致、浪漫之艺术气息，让人流连忘返，今日到天津者，都得要想法到这片“万国建筑博物会”———也即今日之五大道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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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３年，太平天国攻入直隶，进逼天津。僧格林沁坐镇天津统一指挥，双方发生激烈战斗，把个天津弄得稀烂。
然后是到了１８５８年，英法联军侵占天津，迫使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至次年，又发生大沽口战役，守卫炮台的官兵共打沉英、法军舰３艘，重创３艘，取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惟一的一次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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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８６０年，英、法、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从此天津开埠，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９国先后在天津各设了近１５平方公里的租界地，一大批外国冒险家、传教士、富豪纷至沓来，营建洋行、银号、商店、花园、娱乐场、办公楼，开办仓储、航运、进出口贸易，建立医院、学校，盖洋房，造别墅。天津由此畸形“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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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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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开展了为富国强兵而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自此，天津成了北方的洋务中心，开办了一系列的洋务事业，如天津军火机器总局，并兴建北洋水师，及大沽船坞厂，同时也兴办了一批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以及中国最早的铁路、电讯、邮政和大规模航运。１８８１年修建的从唐山煤矿到胥各庄的铁路，确立了我国后来铁路轨宽的标准。只可惜铁路建成后，当局怕机车震动皇陵，不准使用蒸汽机车，只准用骡马拖带，因而成了“马车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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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维新运动，诞生了一位极其重要的核心人物———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极》、《原强》、《救亡决论》等大量文章，提倡变法维新，同时还翻译了影响更深更远的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和《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进化简史》、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著作，通称“严译名著八种”，对后世的中国乃至日本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就是这个严复，当年还被义和团当做汉奸到处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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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义和团出现在１８９９年春，不久就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适值各国侵略联军企图进驻北京，天津义和团立即组织兵力破坏铁道，节节阻击，最后将联军围困于廊坊，使侵略军狼狈逃回天津，取得些许胜利，但又因他们设坛请神，宣扬什么刀枪不入的把戏，一度引起老佛爷错觉，放手让他们抵抗，但未几后悔，又让清军加以围剿，不久，义和团也就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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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流民与贵族文化两极分化特别严重，但除了洋楼的富人不跟大众发生来往外，别的各类富人多少在血液里跟各类穷人流民还有点关系，比如，你在餐馆里要是朝一个乞丐狂轰，那可就不像是在上海，把乞丐唬得喏喏连声而退，天津的乞丐可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他正想找人消停消停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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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个市民的“表演”城市，所以，人好没事打堆地往一起凑，就为的是看个热闹。最有说服力的是有一种叫“了事”的职业，比如，有人骑车把人撞了，两下刚一争执，看热闹的就围上来了，一个要走，一个要赔，就等着有人来收场，这时，人群中就挤进来一个，嚷嚷着：嘛事？嘛事呢？只要他一嚷，就有人会心地笑：了事的来了。于是，所有人都给了事的让，了事的就当仁不让地先左右问清情况，捞起被撞的人的伤看看，指着骑车的人发话：人是撞了，也没嘛大毛病，这样吧，我做主，赔人家２０走人。骑车人嫌多，了事一下就提高了音量：怎么？不依，那我可走了啊？周围的人就合着一起嚷嚷：了事的都说了，２０就２０嘛！这么一帮腔，骑车的就掏２０出来付了。两方走人，了事儿的也很有成就感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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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小事化了呗，天津还有一种“大了”，那可就只能叫折腾人了。大了了啥？当然是红白婚丧。看人有钱就糟蹋别人的钱，看人不老实就糟践别人的事。比如说死了人，大了被叫来，那可就什么规矩都从他嘴里出了，灯油、红蜡、脸罩、纸钱、孝帽，一次叫买一样，一会儿又记起死者是个女的，样式不对，全换，一会儿又问了死者年龄，颜色又要换，然后是哭，要男性孝子这样哭，女儿方另样哭，第二辈这样跪，三辈那样跪，不是因为是大礼么？规矩多，禁忌多，明知他是埋汰人的，又不敢不照着他说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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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那么多人要往白事场合挤，都为着是看个热闹，看大了是如何开销人的。这时的大了就不能仅仅说是来帮人的，帮人有一点，折腾有一点，玩点痞性也有一点，所有人都可从中得到自己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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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群老太太牵着绳子，打着横幅，在中环线上一坐就是数天———她们要求政府解决平房积水问题。可是，等到了７月７日，老太太们一个也不见了，只留下一条标语绑在护栏上，标语说：“为了下一代支持高考灾区人民忍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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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市民味道很浓，码头的结帮拉伙，“三不管”的钱场人场，讲的都是一个捧，你捧了我，我也要依礼回敬。所谓受人之恩，及时报答，言语礼节周至繁缛。比如，隔壁头天从外地给我带回来一条面料，受着的第二天可能就会端去一大盘大闸蟹，或是从路上叫来别家的孩子管一顿饱，也算临时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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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没法扯平，主家于是一直惦着，再次路遇了，主家于是就先拉上了话：冬天了，你家的煤，拉了吗？今年要多少，怎么着也得５００个吧？这样吧，这事你甭管了，我下午给你拉回来就是，我有车去。接煤的客家只好想着法子又去返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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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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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于是就这么着一来一去地推演着，水涨船高着，关系也就越来越近着，当然，这种关系绝经不起折腾，只要出一个什么乱子，就全玩了。有些天津人因为多少年的世家关系出了纰漏，想方设法也要搬走。不搬就没法再自在地生活下去。
毕竟，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小恩小惠、小情小调上的，西谚说的，急于还礼的本质就是一种忘恩负义，所以，维持成本很高。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则因为把利益更具体而明白化，所以反倒省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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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包围着富人，富人点缀性地生活在穷人中间，有一书画界大佬，就在最贫穷的南城区守着近一亩的庭院，家中四季鲜花，日日流水，成排成屋的线装书都用梨花木的箱子装着，工作室的地上到处是一轴一轴的画幅，没人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老人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在乎自己的小园子，白日里拈着自己的白胡子，夜里享受着小奶妈的足疗或是按摩，送客从不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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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小洋楼里至今也还住着富人，各式各样的、神神秘秘的富人，这地方从前就是世界有名的富人聚居区，如果要写一篇《富人的一天》，可能是这样的：
早起，出园门（一般不洗脸），上了一辆已等了几分钟的车（车并不见得怎么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