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态度。这种态度让我们可以无休止地陷在小小的红蓝州之争而不断拖延对医疗体系的关注、对问题频出的基础设施的关注、拖延对移民政策的改革、拖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体系、拖延应对能源危机的时机。华盛顿对这些关键性问题的态度往往是：“当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就会采取措施，这些问题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因为我们是美国。” 从某些方面看来，次贷和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就是美国这些年来变化的一个缩影：努力工作、追求成就和责任感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了，我们沦为一个次级国家，人们觉得借债就能获得幸福——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两年内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次贷的债主们告诉我们，美国梦是可以实现的——既不会受规则的限制也不需要付出代价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们不需要努力学习以获得很好的教育背景，我们不需要努力存钱以获得良好的信用记录，街边或网上的银行会从中国借钱给我们花——而所谓的信用审核不会比机场的安检更麻烦，他们只需要证明机票上的名字和你的证件上的名字一样就可以了。当这个由我们最好的金融机构维系的借贷体系崩溃的时候，每个人，从业主到无良放贷人都眼巴巴地等着政府施以援手。政客们容忍他们，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放贷方没有考核客户还款的能力，如是否努力工作、是否节俭或者有没有创造力。他们只是简单地把赌注押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将持续地推高住房市场的价格，而抵押贷款的利率还会继续降低——无止境地让每个人都脱身。市场的确做到了，但它也自身难保。正如住房市场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的国家也经历着同样的情形：我们抵押了而不是投资了自己的未来。 在2008年总统初选过程中，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都曾支持一项提议：2008年夏天的旅游季取消每加仑（1加仑=4546升）184美分联邦汽油税，以让美国的驾车人“喘一口气”，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个国家的每个专家都这么说——此举将进一步扩大夏季市场的需求，汽油价格将被继续推高，助长全球变暖。在此同时，他们又口口声声说，已拟好了控制全球变暖的计划。这种提议，正是在政治上“选择性失语”的集中体现
幸好，还有第三种趋势让我们看到希望，我称之为“在国内报效国家（nationbuilding at home）”。当华盛顿可能陷入僵局或歧途，当我们的经济管理不负责任、毫无作为时，我们的国家仍然不乏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每周我都听到不同的人和我谈他们关于清洁能源、新教育理念或者如何修正某样亟待改变的事物的想法。尽管有的想法略显古怪，但是这么多的人在他们的车库或者当地社区试验他们的想法，让我深感这个国家的生机和活力。年轻人的理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尚，广大民众虽然不时经受挫折却仍然热切盼望投身教育事业，研究可再生能源，整修基础设施或者去帮助他人。你可以从排成长队要求加入“为美国教书”“为美国教书”（Teach for America）活动，是号召大学毕业生到美国贫困偏远地区给那里的儿童教书，以消除教育不平等。活动的人数中看到这点。他们希望我们的国家重新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希望被征召，不仅仅是去伊拉克或阿富汗报效国家，而是在美国国内报效国家以恢复和振兴一些他们珍视却被日渐丢弃的东西。 让我们深入地观察一下这些趋势。我的小女儿纳塔莉读八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国家历史日的活动。2008年的主题是历史上的“转折点”，全国的学生被邀请提交他们关于任何历史转折点的研究报告。纳塔莉的研究为马里兰州赢得了优胜，她的题目是“人造地球卫星如何导致因特网的出现”。研究回顾了美国对前苏联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做出的一系列反应，如更好地将我们的科研中心联系在一起，而那些早期粗糙的网络是如何扩张并最后形成了因特网。文章的潜台词是：我们对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反应在几十年后，以一种大家都无法意料的方式，无意中开启了另一个转折点。 我担心50年后的某一天，当某个8年级的孩子在做他的国家历史日活动报告的时候，研究的将是美国对9？11的反应如何无意中将我们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将我们从最好的朋友的身边、从我们的某些特质中割裂开来。 2005年我对德里进行了一次访问，印度著名的作家达士（Gurcharan Das）告诉我，9？11以后他数次访问美国，每次边检官员都强迫他说明来美国的理由。他们“让我感到我是如此的不受欢迎”，达士说。美国是一个“总是能自我改造的国家”，他说，因为这个国家总是欢迎“各种古怪的人”并具有“如此奇妙的开放精神”。美国的开放精神一直是世界的灵魂，他告诉我：“如果你们步入黑暗，世界也将步入黑暗。”
我们还没有步入黑暗，但是自9？11以来我们害怕了，而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就不是你自己了。2007年12月，我到巴林采访相识多年并且也很喜欢的巴林王子萨尔曼（Sheikh Salman bin Hamad Bin Isa alKhalifa）。我们在一个小酒馆吃比萨，隔壁的桌子坐着一家巴林人，父亲、母亲和女儿。那个母亲戴着头巾，身着黑袍，非常谦虚的样子。那个女儿穿得像一个美国十几岁的青年，她的左臂上看上去还有一个文身。萨尔曼王子开始和我谈论他们这一代在9？11后成熟的巴林人。他说，2004年，当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基地遭袭后，一些恐怖分子威胁袭击巴林，五角大楼下令所有在巴林的第五舰队的美军家属回国。这使得巴林全美式教育高中的存续出现问题。这些巴林学校在1968年的时候由美国国防部设立，目的是满足美国海军家属的需要，多年来它们已经成为巴林高素质教育的准绳。到了1980年，美国随军家属在学校生源中只占30％，而剩下的70％都是付费的非美国人，主要是巴林商人和政治精英的儿女们，其中就包括这位王子殿下。这所学校的关闭以及军队家属的撤离意味着美国妇女的年度鲜花展览、美巴垒球赛、美巴青年的足球联赛将不复存在。巴林的领导层有很多都毕业于这个学校，也是通过这个学校熟悉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他们纷纷恳求五角大楼让这些美国人留下来，继续保留在巴林设立的这个教育的滩头阵地。但是美国人走了，而学校则在巴林政府承诺给五角大楼开支票后才得以幸存。 010 010 我的巴林朋友希拉威（Serene alShirawi）是该校1987年的毕业生，现在在伦敦任商务顾问。他说：“那所学校真是一所精英学校，踏进这所学校，人们是根据你的表现来评价你，这和巴林的其他学校非常不一样。”巴林其他学校是根据你拥有的财富或者你的家庭背景来评价你。“直至今天，毕业于那所学校的人还是和巴林其他学校的人非常不同——遵守纪律、敢于冒险……它宣扬的是美国的价值体系。”萨尔曼王子说，“美国学校是美国做过的最好的宣传，它比美国大使馆结交的朋友多得多。遗憾的是，现在年轻的巴林一代从没有接触过那样的美国。如果他们2008年17岁，那么9？11发生的时候他们才11岁。他们没见过柏林墙的倒塌、没见过美国解救科威特。他们唯一知道的只是美国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纳摩湾。这不是我们热爱的美国。”他急促地补充道：“尽管我敢肯定那个美国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我敢肯定那个美国能够回来——但如果我们继续沿袭现在走的道路，这就不可能发生。2008年1月，我去海牙，我的荷兰朋友达柯森夫妇（Volkert and Karin Doeksen）告诉我的一个故事让我哭笑不得。他们说，2004年4月，他们应当时美国驻荷兰大使的邀请去海牙的Impero Romano餐厅参加晚餐会。这是为迎接来访的美国禁毒署官员坦迪（Karen Tandy）和荷兰健康、福利和体育部长胡格沃斯特（Hans Hoogervorst）而举办的宴会
达柯森是荷兰投资基金（Dutch investment fund）的CEO，“当我到达那里时已经有点晚了，餐厅看上去人满满的，”他回忆说，“直到我们都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才发现美国人带了多少保镖。” “为什么？”我问道。 01 01 站在坦迪自带的保镖、美国大使的保镖以及荷兰政府派去的护卫中间，“看上去就像整个餐馆的人都站起来和我们一起离开——几乎没有人留下来！”达柯森说，“更有趣的是我们的卫生部长，他是唯一一个可能被人认出来的人，却没有带任何保镖。他是骑着自行车来的！” 晚餐后，达柯森说，“我们大队人马到中央广场去散步”，那是荷兰国家假期女王日的黄昏，整个广场到处是年轻人，他们的穿着放荡不羁，吸着大麻，那些同性恋者在街道上当众接吻。“美国的部长被如此多的保镖簇拥着在街道上横冲直撞，人们非常愤怒，我们只好说‘算了，咱们回家吧’。”这就是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试图与民同乐的情景。算了，咱们回家吧。 我的一个在欧洲担任了几任外交官的朋友总结这种趋势说：“从表面上看我们更安全了，但是实质上是我们失去了人和人之间的接触，这使得我们无法和精英阶层外的人产生互动，我们的工作也变得无趣。有一天你也许会去克利夫兰，透过一扇防弹玻璃的窗户看这个世界。”毫无疑问，即使我们每盖一个章都收1 000美元的费用，即使我们要他们提供牙齿的X线照片，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还是会在美国大使馆外排着队申请签证。但是也有些人，特别是年轻的欧洲人，会多考虑一下，因为他们不想那么麻烦，更不喜欢提供自己的指纹。美国旅游行业协会的总裁和CEO道乌（Roger Dow）告诉我，尽管美元持续疲软，对持有欧元或日元的外国人而言，美国境内所有的东西都像是在贱卖，根据他的机构估计，从9？11到2007年止美国仍然流失了几百万游客。“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国在流失客流，这在当今世界闻所未闻。”道乌说。在2004～2005年度美国到访的商务客流下降了10％，与此同时流向欧洲的商务客流却上升了8％。旅游业2007年“发现美国伙伴”（Discover America Partnership）项目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入关程序“制造紧张空气，使得外国商人和游客不再选择到美国来，这也损害了美国的海外形象”。 当然，我们需要更精良的机场安检设备，也需要更加安全的海外使馆，我们有真正的敌人需要面对。9？11的确给纽约和我们的首都造成了惨痛的、不可估量的损失，让西方和宗教激进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新的威胁还在不断显现，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要应对这些挑战。然而我们有没有过度反应呢？也许吧。我永远无法对一个连老奶奶的轮椅都要扫描的金属探测器习以为常。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我担心的不是机场的扫描仪和金属探测器。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美国人过度关注9？11却忽视了9？12。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富有远见卓识，坚持走下来了呢？没有。国会要求的275英里每加仑的目标于1985年完成后，里根总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