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是不是富有远见卓识，坚持走下来了呢？没有。国会要求的275英里每加仑的目标于1985年完成后，里根总统不仅没有继续提高油耗标准以减少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反而在1986年的时候倒退到26英里每加仑的标准。里根大幅削减卡特总统关于替代能源项目的预算，尤其是刚刚成立的太阳能研究所（Solar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它的4个区域性研究中心。里根的白宫还和国会联合起来否决了太阳能和风能研发的税收激励机制，原来由纳税人资助的几个此类公司和它们的技术最后居然被日本人和欧洲人买走，成了帮助这些国家研发可再生能源的有利基础。里根竟然把卡特安在白宫屋顶上的太阳能板也给拆下来了。 这些太阳能板最后给了缅因州的一所大学，后来在网上拍卖中被收藏爱好者买走。美联社（2004年10月28日）的一篇报道写道：“这32块太阳能板是在我们国家惨遭阿拉伯石油禁运打击的时候被安装在白宫的屋顶上的。根据白宫历史委员会的说法，当时国家号召全国的节能运动，为了给全国做出表率，卡特总统在1979年下令使用这些太阳能板。它们被安装在白宫西翼的屋顶上。随着能源危机结束以及人们对依赖外国石油的担心逐渐消退，里根总统在1986年拆除了它们。” 里根政府采取降低能耗标准政策的时候，显然认为自己是在努力推进汽车工业和国内石油工业的发展，然而这项政策却导致美国重新依赖进口石油。当里根政府致力于打垮前苏联的同时，他们的政策也造成了我们目前对沙特阿拉伯的高度依赖。 里根执政时期是环境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也许我们已经忘记，在很久以前华盛顿曾有过两党共同关注环境问题的时期。共和党人尼克松总统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环保法案，法案涉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有毒废料等问题。但是里根改变了这一切。他不仅反对政府干涉太多，更特别反对环保法规。里根和他的内政部长瓦特（Janes Watt）把环保法规变成政党空前对立、正反意见空前两极化的焦点。从那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观。唯一值得一提的例外是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PShultz）的团队积极参与的关于破坏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国际协议，协议的主旨是保护臭氧层以使地球免遭紫外线辐射的伤害。 1989年，老布什政府把油耗标准再次调回到1985年的水平，275英里每加仑，他们在制定标准、制定可再生能源的税收减免政策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老布什政府还将太阳能研究所的级别提升为国家级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研究实验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但是，随着老布什从萨达姆手中解放科威特，油价应声回落，他就再也没有做过什么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性的努力。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也曾致力于提高油耗标准，一开始仅仅是针对轻型卡车。为了阻挠该进程，国会在密歇根议会代表团——一个由三大汽车厂商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资助的机构——的推动下装聋作哑，无所作为。让人愤慨的是，国会在1996~2001财政年度对交通部拨款法案中增加了一条拨款条款，明确禁止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部（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将拨款用于任何有关美国轿车和卡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制定的行为，从而冻结了整个进程。可以想象吗？国会强力地制止了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部在提高美国车辆油耗标准方面作出任何努力！ 情况直到2003年才出现了一丝转机，小布什总统上台后对轻型卡车的油耗标准做了一些微调。2003年连中国都赶超到美国前面去了，他们公布的新轿车、货车和SUV的燃油经济性指标“比美国2005年的标准高出2英里每加仑，比2008年的标准高出5英里每加仑”（《纽约时报》，2003年11月18日）。2007年底，在美国国会将油耗指标提高到275英里每加仑的32年后，美国人才开始重新审定他们的标准，根据规定，在2020年以前，也就是12年以后，美国的标准将被提高到32英里每加仑，约相当于欧洲和日本人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 佩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销售的轿车和卡车的平均油耗比10年前的水平还要低1英里每加仑汽油”。 所有这一切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燃油消费，也左右着我们的对外政策。根据美国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的负责人、实验物理学家罗文斯（Amory Lovins）的说法，如果我们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延续着1976～1985年节约燃油的政策和幅度，大幅度降低的油耗将使我们在1985年后摆脱对波斯湾原油的依赖。“里根在燃油经济性指标上开倒车，”罗文斯说，“就相当于少发现1个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石油储藏量，意味着这些石油储量都被浪费了。” 与此同时，1979年在三哩岛发生的核电厂事故结束了美国发展核能工业的一切希望。此后底特律开始生产SUV并且成功游说政府将这款车定义为轻型卡车，这样就不必遵守275英里每加仑燃油的油耗标准，而是使用207英里每加仑的标准。于是，我们对油的依赖性就更强了。当我问通用汽车的主席和CEO瓦格纳（Rick Wagoner），他的公司为什么不制造更省油的车时，他告诉我的是标准答案：通用汽车公司无法限制消费者应该买什么车，所以“我们根据市场需要造车”，他说。如果人们喜欢SUV或者悍马，你就必须生产SUV或者悍马。
不过底特律总裁永远不会告诉你，大众喜欢SUV和悍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底特律和石油工业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游说国会，不要提高汽油税，这种税本来可以引导大众对不同的车型产生需求。欧洲各国的政府普遍征收高额的燃油税，根据引擎的大小征收的税率有不同，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提高。你猜怎么着？欧洲人追求越来越小的车。美国对燃油和引擎大小征收的税不高，因此美国人不断追求越来越大的车。石油大亨和汽车大亨运用他们在华盛顿的权力运作塑造市场，以便让大众想要的车型耗油最多，给有关公司带来最大的效益，而我们的国会对此从不干预，国会被收买了。 那是大量消耗的年代——两党因为特殊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结成了同盟，这种事就发生在你家附近的加油站。民主党支持汽车公司和他们的团体，共和党支持石油企业。而代表广大国家利益的团体则被边缘化，被嘲笑为生态边缘人。这就是我说的“选择性失语”。当1973年石油禁运事件发生后，大众受到波及。那时人们必须排队购油，这才压过石油和汽车业的说客们根深蒂固的利益。就在那一会儿——真的，就在那一会儿，当人们的注意力一转移，那些说客们又活跃在国会的衣帽间，分发政治献金，根据他们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发号施令。对通用汽车好的政策不一定就对美国好，但是无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高层都不打算让美国改变既有的能源道路。 和一个欧洲小国丹麦在1973年后的表现相比一下吧。“我们决心要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丹麦的气候和能源部长海德加（Connie Hedegaard）说，“我们对核能进行了一次大讨论，1985年我们决定不采用它。我们转向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可再生能源，我们运用税收政策来提高能源的价格，鼓励人们节约能源，提高能效……这就是政治意志带来的变化。” 2008年优质汽油在丹麦的价格大约是9美元每加仑。除此之外，丹麦还征收二氧化碳税，这项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目的是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管那时候丹麦已经发现了近海石油。“你收到电费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单列的二氧化碳税。”部长说。这些措施肯定严重影响了丹麦的经济。对吗？再猜猜！“自1981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了70％，而这些年的能源消耗几乎维持不变。”她说。该国失业率低于2％，早期对太阳能和风能的重视为今天的丹麦提供了16％的能源，并培养出一个全新的出口产业类型。 “这对就业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海德加说，“例如，风能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今天全世界1/3的陆上风力发电涡轮来自丹麦，产业界大梦初醒，发现这个方向符合我们的利益。（当我们知道）世界其他国家一定也要走这条路时，那抢得先机的优势一定对我们有利。”世界上两个最具创新性的用酶把生物质转化为燃油的公司——丹尼斯克（Danisco）公司和诺维信（Novozymes）公司同样来自丹麦。“1973年我们99％的能源从中东进口”，海德加说，“今天这个比例是零。”我知道，丹麦是个小国，做出这样的改变要比美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要容易得多。然而看看丹麦，你很难不联想到该走却未走的路。
这就是“选择性失语，到时候再说”的态度，这个态度由于领导人对他所领导的政府的不信任而更加强化。里根是第一个真正反对政府干涉太多的当代总统。对越战的反应，“伟大社会”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的社会福利计划，目的在于消除贫穷与种族不平等。（The Great Society）项目企图消除贫困的失败，水门事件引发的怀疑态度，以及卡特任期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地缘政治上的无所作为，针对这一切，里根认为，政府管制过多，税收过多，已威胁到美国人的生活，经济发展也需要松绑。里根的很多经济政策在一开始实行的时候都奏效了，我们的确需要给经济领域中一度被压抑的思想、能量和企业家松绑。然而就像政治领域里所有的好的事情一样，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时机和限度。伴随着美国的最大的敌人——前苏联的解体，里根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越来越多的官员诋毁政府，为经济繁荣提供饮鸩止渴的药方。市场永远是正确的，政府永远是错误的。任何要求美国人民付出努力的政策提案，如存更多的钱、开更省油的车、努力学习、做更好的父母等，全都被否决了。你根本不要想通过提这样的政见而被选举为更高的政府长官。 我们父母那一代肯定是最出色的一代。最出色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指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人。“因为他们面临了真正的、压倒性的、迫在眉睫、无法逃避的威胁，如大萧条、纳粹、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苏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外交政策专家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说，“正因为那一代经历了大萧条和二战二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愿意参加韩战，为冷战动员。他们那代人知道坏事情可以坏到什么地步。” 高盛的副主席霍马茨（Robert Hormats）的《自由的代价》记录了自1776年以来美国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他在这本书中写道，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警告我们不要“把本应由我们自己承担的责任扔给子孙后代”。但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它的影响也在逐渐呈现出来。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