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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4年年底，《台湾新闻》副刊主编田中，与同盟通讯社松本特派员相偕来访。他们带来俄国诗人与剧作家特洛查可夫写的一个剧本《怒吼吧！中国》，要杨逵将其改写成适合当时演出的剧本。他们表示，这个剧本的演出已获得台中州特高课课长田岛的同意。田岛比较开明，杨逵的《鹅妈妈出嫁》被查禁时，他曾为此打抱不平。
《怒吼吧！中国》是一出描写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剧。剧本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英国，这符合当时的日本国策，故得以问行。杨逵采用迂回策略，将这出戏作了修改。台上表演的是英国人欺负中国人，台下的观众却是心知肚明：那盛气凌人的英国人哪，其实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把在台中中山公园殴打林献堂的日本浪人卖间的名字，安在剧中英军舰长的头上，更是鲜明地影射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杨逵与巫永福、张星建、颜春福等朋友成立了“台中艺能奉公会”，利用这个组织排练《怒吼吧！中国》，并在台中的台中座、台北荣座及彰化三个城市用日语演出，获得满堂喝彩。一些前来观赏的台湾大学及高等院校里的教授们心潮难平，其中一位特意来到后台，他紧紧握住杨逵的手说：“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怒吼吧！中国》的演出成功，让杨逵信心倍增，他向田岛提出了用台语演出的建议，并得到了对方赞同。后来，在首阳农园的草寮里，每到周六下午和晚上，就有三四十位年轻人，前来参加翻译和排练。沿引祖国焦土抗战之意，他们成立了焦土会，宗旨是：宁愿变为焦土，也不愿“皇民化”！杨逵和这些年轻的朋友，一起采野菜举行“野菜宴”，一起排练《怒吼吧！中国》的台语话剧，共同研究时事、文学和三民主义。杨逵以手头仅有的一本三民主义原版书，向年轻朋友宣传讲解三民主义。这本书是原台湾大学教授中井淳先生从广东带回来送给杨逵的。此时战争已接近尾声，在盟军飞机持续不断的轰炸中，走向穷途末路的日本侵略者正在作困兽挣扎。
1945年8月15日，杨逵与前来首阳农园排演戏剧的青年朋友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他们一生中最为震撼的消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首阳农园顿时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欢喜若狂，禁不住热泪滚滚，百感交集！
整整五十一年了，在日本殖民统治铁蹄下度过的这半个多世纪，是多么不堪回首的一段屈辱惨痛的历史！有祖国而不能呼唤祖国的悲哀，世世代代居住台湾却不能拥有宝岛的痛苦！
终于，噩梦一样的昨天结束了。怀着重见天日的心情，杨逵立刻“就把‘首阳农园’改成‘一阳农园’，又得到年轻人的支援，发行‘一阳周报’介绍国父思想与三民主义，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光复以后，在大家兴奋的心情之下，向民族、民权、民生努力建设，台湾一定可以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杨逵：《光复前后》，原载《联合报·副刊》1980年10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3—14页。）
第二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下）
一、战后重建的文化先锋
1945年8月至1949年12月，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过渡阶段，人们一般称之为“光复时期”。短短四年中，台湾结束了一个充满屈辱与血泪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也遭逢了光复后风云诡谲、时局多变的现实境遇。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多重矛盾扭结，使台湾人民在光明与黑暗并存、进步与落后交织、希望与挫败共生的时代转换中，经历了社会风云急剧变幻的巨大震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诏告臣民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经历了五十一年被割让、被殖民的惨痛历史，六百五十万台湾同胞终于结束了“亚细亚的孤儿”命运，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10月5日，台湾行政官署的先行人员葛敬恩中将率领幕僚八十余人飞抵台北。
10月10日，是台湾开辟以来第一次庆祝双十节。这一天，全省各地都举行了庆祝典礼。早晨8时，无数的民众簇拥到台北公会堂（现在的中山堂），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各地代表发表演说时，民众情绪高涨，许多人被感动得唏嘘流泪，压抑了五十一年的情感喷涌而出。10月16日，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开始登陆。当时的情形是：
十月十六日，传闻国军抵达基隆，民众争先恐后，均以先睹祖国军容为快，因而基隆码头人山人海。可是这一天装载国军的船舰终未入港，民众等得望眼欲穿，有的甚至露宿码头以待。第二天，首批国军乘坐美国运输舰，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浩浩荡荡，开入基隆港，这是陈军长孔达所部的陆军七十军，当军队开始登陆，民众喜极泪下，举手高呼，其声震动天地。是日下午，这批将士分乘火车抵达台北火车站时，一样地也是人潮汹涌，当这千百貔貅离开台北火车站，开始前进，三十万市民夹道欢呼，处处都是感人的场面……参见《台湾史话》，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转引自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版，第443—444页。
10月25日，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市公会堂举行，中国在台湾省的受降主官会后发表广播谈话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周佗、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55页。台北市学生及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庆祖国收复失土。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焚香祭祖，舞龙舞狮的锣鼓声早已响彻街头巷尾，光复的狂喜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作家张文环在《关于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这样描写了光复时的动人场面：
今天新生报台中分社主任吴天赏，光复当时，在众人面前指挥练唱国歌时，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获得了自由，而且大家都还活着，真想一起跪在青天白日旗的面前痛哭一场……张文环：《关于台湾文学》，原载《和平日报》1946年5月31日。
一时间，欢呼光复的狂喜浪潮涌动，“台湾祖国化”的口号风行各地，“中国化”的趋向构成当时台湾最强劲的社会潮流，台湾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转折的时代。
沉浸在光复氛围中的一阳农园，适逢新的时代氛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来。杨逵踌躇满志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开始了他人生的再出发。这一年，杨逵正好四十岁。以不惑之年的社会体验和人生彻悟，杨逵光复时期的所有活动，都在围绕两个目标展开：一是宣扬三民主义新中国，创造自由、民主新生活；二是投身台湾新文学的重建活动，期盼文学薪火的传承。无论是为台湾文坛的复兴奔走呼吁，还是投身于多种社会活动，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一个劫后余生的文坛老兵对台湾重建的热望，杨逵作为思想者、行动者和文学家的形象得以充分彰显。
光复之初，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日，到10月5日台湾行政官署的先行人员葛敬恩中将率领幕僚八十余人飞抵台北之间，整整五十天的时间，台湾处于政治权力“真空”的过渡期。从异族统治下挣脱出来的台湾人民，自动地组织起来，出现了一个无人领导的、自发的、全岛性的、令人感慨的“自治运动”。他们或筹备欢迎祖国政府之工作，或想方设法营救身陷海外之同胞，或走上街头维持社会治安，或自编教材辅导学生学习汉语，或筹划企业、谋求经济发展，为稳定战后台湾局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期间，台湾岛上几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没有发生一桩小偷小摸、抢劫民财的案件；市场虽然由战时统制恢复为自由经济，但市场上的所有商品价格持平，没有发生更大波动；全岛秩序井然，也无重大交通事故。对祖国大陆的心向往之，让台湾人民以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主人公姿态和自律精神，自觉地配合了祖国接受台湾的历史性胜利。
当时台湾社会的重要现象之一，就是各种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家都想为台湾光复尽职尽责。当然，因为社会正处于大的转折动荡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形势，也带来这些民间团体的复杂色彩。1945年9月10日，由台中文化名人陈炘发起，台中成立了“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叶荣钟出任总干事，常任委员多是社会政治文化界名流。这个民间团体虽然没有权利，但由于它是由过去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领导人组成的集团，在台湾光复的特殊时期，还是以其政治号召力和民众的信任度，构成了政治上的稳定力。这一时期，其他像“台湾省海外侨胞救援会”、“人民协会”、“农民协会”、“人民自由保障会”、“学生联盟”、“大公企业”等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各尽其责。
当时，整个社会都在盛言三民主义，台湾很快成为三民主义的天下，人们也以各种方式来理解和接受三民主义。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一般的民众也还理解；但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对三民主义的误读，也时有发生。例如角板山的医生就对村里人说，所谓三民主义，就是日本人、台湾人、高山族三个民族融洽行事。《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载于《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八《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2页。在众多的民间团体中，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公认的团体，许多台湾人蜂拥而至，或积极参与，或打探情势，知识分子和作家主动参与或被应邀进入组织的，也不乏其人，如叶荣钟、张星建、巫永福、吴新荣、吕赫若等人。
杨逵回忆他在这个时期活动的时候，曾这样谈道：“我也常在台中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露面，但根本无意参加。我想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建立自己的组织，采取自己的方针。”转引自《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载于《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2页。事实上，杨逵确实在着手组织团体。台湾刚刚光复，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