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面的“假道学”，决不是一个目空一切的无聊绅士。只要在一个熟朋友的面前，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话，热情得像一个孩子。他虽然已是久经沧桑的中年人，然而他却是每一个年青人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热爱着祖国的文化斗士。
范泉：《记杨逵》，见范泉《遥念台湾》，（台北）人间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2页。
就是这样一个贫穷而骄傲、朴实而机智、沉默而热情的杨逵，一路走过去，身后留下了台湾文化重建的弥足珍贵的足迹。
战后初期杨逵的文学活动时间，总共只有三年七个月零二十天（1945年8月15日至1949年4月6日），其中还要扣除因二二八事件入狱的三个半月。但杨逵在这一时期为文坛所做出的贡献，却有着惊人的纪录。他不仅热情参与战后台湾的社会重建工作，支持“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指导“银铃会”青年作家的创作，并不断在报纸刊物发表新作，还把大量的心血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园地的培植方面，其编辑工作的密度之大，文化活动的频率之高，足以令世人感佩与赞叹！这期间，经杨逵之手，或直接创办、或担任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报纸副刊、文学刊物和出版社，就达到八种之多，且不少报纸刊物是顶着官方压力，在查禁与创刊之间，屡仆屡起，一路坚持过来。战后初期最重要的报刊编辑阵地里，大多活跃着杨逵战斗的身影。且看杨逵这份文学活动记录：
1945年9月22日，创办《一阳周报》，为宣传三民主义理想奔走呼吁；
1946年5月5日，担任《和平日报》“新文艺”副刊主编，力促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传播；
1946年7月1日，进入《台湾评论》杂志社，坚持战后台湾的左翼文学论述；
1946年，创办民众出版社，预计出版“小说故事篇”四册、“歌谣俚语篇”三册、“常识论说篇”三册；
1947年1月15日，担任《文化交流》主编，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
1947年1月之后，出版发行“中国文艺丛书”六册，热衷于国语运动推行和两岸文学沟通；
1948年8月2日，出任《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主编，为台湾新文学的薪传倾心竭力。
1948年8月10日，出版《台湾文学丛刊》三辑；
1945年8月至1949年4月，杨逵不仅在自己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上发表诸多作品，还为《新知识》、《潮流》、《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等报刊杂志撰写文章，多方面推展文化重建活动。
杨逵活跃于战后初期文坛的时候，正值四十多岁的人生壮年。1946年3月，他的第一本作品选集《鹅妈妈出嫁》出版后，他也曾计划着多写几篇小说，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记录台湾历史上诸多可歌可泣的场面和人物。作为一个作家，他毕竟还没有涉足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漫长而辛酸的日据时期，不断剥夺他们那一代作家的生存权利和写作空间。如今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渴望着新的文学出发。
然而，随着1949年台湾全省的时局动荡，杨逵不幸被捕入狱，他的文学生涯亦戛然中断。
第二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下）
二、动荡时局中的和平使者
在台湾新文学的历史上，坐牢次数最多的作家恐怕非杨逵莫属。从事农民组合运动的岁月里，为了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杨逵曾数十次出入于日本人的监狱；到了光复时期，因为争取民主、自由与和平，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杨逵又两次身陷囹圄，最后一次竟被国民党当局监禁十二年，由此构成他漫长而辛酸的绿岛生涯。
光复的历史转折，使台湾突然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转变为半封建中国的一省，台湾人民也进入了欢天喜地的昂奋状态。“然而，在欢天喜地的现象之下，台湾社会却潜存在着两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日本殖民统治后的遗害问题，另一是国民党政府的半封建半殖民性格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对光复后的台湾历史的发展产生基本的、结构性的重大影响。”
曾健民：《建设人民的现实主义的台湾新文学》，见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4页。异族殖民统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各种遗祸和封建中国在政治上的昏庸无能，成为当时社会存在的巨大矛盾。
欢天喜地后的台湾民众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矛盾所显现的现实是如此严峻。光复初期的台湾政治，出现了贪官污吏投机横行，歧视压迫台湾人民的局面；经济上则陷入生产停顿、物价飞涨，失业恐慌的危机，到了二二八事件前夕，台湾的米价整整上涨了二百五十倍，号称米仓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米荒，抢米风潮时有发生。当时台湾的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已经增加到一百万，无米可炊而全家自杀的事件不断出现。而思想文化上的不民主，也让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文化团体受控于包办主义，文化摩擦日趋严重，省内外的隔阂不断加深了那条“澎湖沟”。
上述情形很快引起台湾知识分子忧虑和警觉。大陆来台作家王思翔将国民党政权为代表所进行的接收和重建，形象地称之为“恶性的中国化”。这种情形，与许寿裳所主持的台湾省编译馆以及半官半民的“台湾文化协进会”所共同推行的“良性中国化”路线，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光复一周年之际，杨逵和他同时代台湾作家所表达的，已经是一种对台湾光复的痛哭、叹息之感情了。在1946年8月15日出版的《新知识》上，杨逵发表《为此一年哭》，痛陈光复初期的台湾社会现实：
说几句老实话，写几个正经字却要受种种的威胁，打碎了旧枷锁，又有了新铁链。结局时间是白过了，但是回顾这一年间的无为坐食，总要觉着惭愧，不觉的哭起来，哭民国不民主，哭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宝贵的一年白费了。
杨逵：《为此一年哭》，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9页。
作家赖明弘发表于同刊的《光复杂感》，也不无痛心地看到了民众人心的失落：
现在对“光复”不仅不感到兴奋，反而个个都有点近于“讨厌”的情绪……由狂欢而失望了，而痛哭了，甚至而“排斥”了。 赖明私：《光复杂感》，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
作家杨云萍在稍后台湾开展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则在众多颂扬鲁迅的文章中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台湾的光复，我们相信地下的鲁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只是假使他知道昨今的本省的现况，不知要作如何感想？我们恐怕他的“欣慰”，将变为哀痛，将变为悲愤了。
杨云萍：《纪念鲁迅》，原载《台湾文化》1卷2期（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1946年11月1日。
与当时的台湾民众一样，杨逵对台湾光复的期盼愈切，他后来面对恶性现实的痛苦，也就愈深。光复以来，针对台湾社会与文坛的现状，杨逵一再痛心地诉说道：
目前整体文化呈现停顿的状态，而文学的停顿更叫人痛心。 杨逵：《文学重建的前提》，原载《和平日报·新文学》第2期，1946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15页。
光复九个月以来，我们的期待完全落空。我们虽然想尽办法，寻找我们活动的小空间，苦斗不懈，然而如今一切全面停顿的同时，我们在此还为了不得不讨论的文学的停顿而洒泪告白，情况太惨了。
杨逵：《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原载《和平日报·新文学》第3期，1946年5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3页。
礼仪廉耻之邦，在这一年来给我们看到的，已经欠少了一个信字……虽有几个礼仪廉耻欠信之士得在此大动乱之下再发其大财，平民凡夫在饥寒交迫之下总会不喜欢他们的。
杨逵：《阿Q画圆圈》，原载《文化交流》第1辑，1947年1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页。
台湾光复以后，民众百姓经历了从欢天喜地的狂喜，到呼天抢地的痛苦的情绪跌落，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的表现令民众普遍失望，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想开始化为泡影。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以及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不断激化了执政当局与台湾民众之间的矛盾，官逼民反，最终酿成席卷全岛、震惊一时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上，台湾省专卖局官员傅学通、叶根德和警察以查缉私烟为名，在台北街头造成殴伤女烟贩林江迈、并射杀围观青年陈文溪的不幸事件。愤怒的群众奋起抗议，包围了藏有凶手的警察局。次日早晨，整个台北市沸腾起来，民众自发地聚集起来，到行政长官公署示威抗议，不料遭到卫兵机关枪扫射，当场就有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被激怒的群众在中山公园集合并占领广播电台，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反抗暴政。于是台北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岛性的反抗运动旋即引爆，史称二二八事件。当天下午，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宣布全省戒严。蒋介石遂紧急抽调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福州的一个宪兵团开赴台湾，进行报复性的镇压。
二二八事件在台北发生后，消息传到台中，杨逵非常激愤，同时又感到事态严重，不知本市的民意如何？于是，便与庄垂胜、叶荣钟、何集璧等人商量，决定利用政治建设协会台中分会拟在3月2日举办的“宪法推行大演讲会”，扩大召开市民大会，共商对策。3月1日上午，杨逵等人在中央书局二楼设“舆论调查所”，制作名信片大小的传单，内容除了告知二二八事件之外，还通知次日在台中戏院召开民众大会。当时也没有与“台中人民大会”交涉，杨逵就将它的名字印上去，并在大街小巷四处散发。
3月2日清晨，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到台中戏院开会，并纷纷上台演讲，群情激愤，人们很快就把台中的宪兵和军队武装解除，分几路接收市政府、警察局、消防队、飞机场。当天的人民大会由台湾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谢雪红担任主席，她以警察的武器编组学生起义军，并宣布“人民政府”成立。是日下午，台中县市、彰化市参议员及士绅代表聚集台中市参议会，成立了“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并编组青年学生为“治安军”。当晚，杨逵赶写了一篇题为《大捷之后》的文章，勉励规劝民众不可得意忘形，必须理智、团结地应对时局。原拟在某家报纸发表，后因编辑拒绝，遂以油印方式四处发送。
事实上，从3月1日起，二二八事件的斗争就开始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条战线是以地方士绅为主、部分群众团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