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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把人区分出具有异性恋者的特征或同性恋者的特征，而是区分出有一定量的异性恋者的经验和有一定量的同性恋经验的个人，则就会鼓励（或刺激）人们更彻底地去思考这些事情。不应用这些术语作为描述各人的名词或形容词，而应以它们更好地来描述各种公开的性关系的本质或描述个人在性方面对刺激的反应。”
最后，金西又提出了另一个十分重要而常被遗忘的观点：
“如上所述，很明显，有关世上同性恋者的数目和异性恋者的数目是无法统计的。”
最近美国芝加哥一个调查组作了有关同性恋的调查——是首次具有代表性的取样——当获得各不相同的统计数字时，仍然感到应重复金西的主要论证——
“与好多同性恋文献对照，这种文献深刻地描写这种人之间的区别，即同性恋者在社交方面及心理方面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
这个道理被那些设法了解世界范围蔓延的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家所吸取了。起先，他们由于未曾阅读过或未曾了解金西，所以他们开始设想有一个确切的同性恋者的危险群体，但是由于艾滋病的传播进展，卫生当局不得不承认这种设想是错误的。艾滋病未曾受到限制，未曾被“危险群体”和“危险行为”所传播，并且这种行为并不限于在被称为同性恋的人们中。今天，研究人员们说：“男人有男人的性（缩写为ＭＨＳＷＭ），女人有女人的性（缩写为ＷＨＳＷＷ）。”这些新的科学术语只介绍了行为而不作特殊的假定。换言之，今天在对关系生命和死亡的严重问题的流行病学研究中，这种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爱的术语已都不再被使用了，因为这并未被证实有助于了解性的现实。
鉴于此，大多数亚洲国家长久以来都有他们自己的对同性恋的态度，只要他们保持无西方的影响和西方性的框框。例如，不仅日本等国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付这方面的犯罪法律（也许实际上仍有反对）。对这个问题的宽容非常有助于防止传播艾滋病。显然，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不会与卫生当局合作——如果他们害怕犯罪受惩罚的话。然而，如果政府要成功地与这种流行病作斗争，那么这种合作是必要的。
同性恋的性活动，常常是十分隐秘的，甚至来自最亲密的家庭成员中。因此，卫生官员要发觉它是绝对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帮助那些处于最有传染可能的人来保护他们自己；另一方面，如果卫生当局使每个人都晓得当局无论如何不会处罚、谴责或嘲笑同性恋的接触，则当局会获得许许多多男女的信赖。确实也使这些当局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的人数是多么庞大，他们与疾病作斗争中作为同盟将会多么有用。
总而言之，亚洲不需要，特别是中国不需要采用西方“同性恋”的思想或“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运动”的观念，他们有自己的情况、自己的看法，但是，东西方也会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大家都在真理的道路上探索。
正如刘教授在书中指出的，同性恋行为在中国，可回顾到最古老的时代，它本身已有久远的历史了，这有它自己的传统和各种解释以及种种评论，尽管这种种解释和评论也在发展变化。也正如刘教授曾在他的２００００例“性文明”调查中指出的那样，今天在大学生中，是有同性恋的性接触的（约有７．８％的学生有过这方面的报道），这只是在人口中的一部分中发生，这种假设确是合理的。如果使这些人感到自己是被歧视的，就会有相反的后果。特别是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歧视同性恋是毫无意义的。首先，同性恋接触决不会导致怀孕，因此不会对政府人口政策（或对此事的任何政策）构成威胁；其次是，正如已经提到过的，从事这种接触的人们在与艾滋病的斗争中是重要的同盟。所以，无论从中国的传统还是就西方影响来说，接受它比禁止它更好，当然，没有必要去鼓励它。性研究人员懂得，而卫生当局也不应当忘记，这种亚文化群不可能在大量的男人和女人中蔓延，即使有人加入到他们整个行列中也少得可怜，这种人永远是人口中的极少数。这样数量的少数派似乎是人类的恒量，即在全世界范围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相同的。
同时应该看到，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和变化，有丈夫们和父亲们，他们偶然与其他男人有性接触，也有妻子们和母亲们偶然进行女性间相爱，也有青春期的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试验性地与同性接触而以后又把它忘了。一些青年开始与异性爱者接触，然后几年之后又转为他自己的同性。另一些人，既保持异性性爱关系同时又保持同性恋关系。有些人仅在结婚几年之后发现他们对同性成员发生性爱兴趣，然而，他们中有些人选择离婚，另一些人却把一切告诉他们的配偶，并发现允许延缓结婚的安排。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同性恋兴趣造成严重的问题，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一点也没问题。一些人感到内疚和不愉快，另一些人则对此心安理得。总之，同性恋的行为、方式和程度有几千种，没有一例与任何其他的是完全相同的。
这就是刘教授要确定的另一种见解。他将成为第一个承认他的种种发现不会也不可能停滞与枯竭的研究者。他和任何其他人所做的一切都给我们罕见的这部分世界以一道曙光。
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实在是太多了。刘教授和鲁教授主编的这本书揭示了中国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当然，在其他国家里还有其他情况。例如在丹麦，两个同性男人可在法律上结婚，尽管他们不能收养孩子；而在美国有些州，规定同性恋者是可以收养孩子的，但不能结婚。然而，另外一些国家，对此并未作出决定，而是仍有争论。只有一种情况是比较一致的：即如果同性恋行为以前是隐蔽的或对此甚至是持否认态度的，则现在它正在渐渐地变得看得见了，这是因为全球各地联系、交往、影响更密切了。在一个国家里所揭示出来的早晚会在另一个国家里被发现，最后任何地方决不会有任何种类的性秘密。
总之，不论事情怎样发展变化，如果我们的新知识能指引我们，使我们变得更能认识更能容纳这些令人惊讶的种种人类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目前的这本书也在努力设法对此目标作出贡献。
黄杰 译 刘达临 校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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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鲁龙光）
同性恋在中国长期以来被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把它视为禁区，讳莫如深。实际上这一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它是不容回避的，应该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重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对同性恋问题缺乏应有的多方面的研究，因此在认识上自然不一致。
我们从临床心理学及社会学的角度上分析了２５００例主动求治者的资料，研究表明：这些同性恋者均具有程度不等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冲突，焦虑、孤独、忧郁、苦闷等负性情绪时常困扰着他们，不安全感及自杀企图常有发生。他们也许不能代表广大的同性恋者，但本着“救死扶伤”的原则，心理医生有责任帮助他们摆脱痛苦，获取心理平衡，更好地享受人生之乐。
在不排斥可能的生物学基础的前提下，我们的资料提示：在个人发展史中，早年的养育方式、性教育、性心理体验等不良误区可能会造成性角色及性身份分解，在儿童性心理行为例错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如何正确认识并加强从婴儿到青春期这一关键阶段的性教育是每一个公民都应关注的大事，这也是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保障身心健康和预防同性恋不和谐倾向的一个重要途径。我认为从多方面开展对同性恋的研究将给人民带来福音，有助于社会更高层次的文明建设，也给消除难以估量的社会隐患带来裨益，同时亦有助于人们对同性恋者的疾苦予以一定的理解与同情，有助于为救治者提供良好、有效的医学指导与治疗措施。
上海的刘达临教授在同性恋的社会学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共识使临床医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工作者走到了一起。我真诚地希望这部有关中国同性恋研究的论著能为这一领域带来一点新鲜的东西。
２００２年岁末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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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刘达临一）
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研究同性恋，甚至会著述或主编什么有关同性恋的书。
我是一个社会学工作者，最初致力于研究婚姻家庭，从１９８５年起，致力于研究性科学。那时，认为研究性科学是一种社会需要，诸如夫妻性生活的和谐、青少年的性教育、婚前与婚外的性行为、性犯罪、卖淫、性病等都要研究解决，而没有想到要把同性恋问题也列入研究的范围之内。１９８６年６月，我应邀去西安讲学，当地的报纸报道了我对性教育的讲述内容，后来一位陕西临潼的读者给我来信申诉了他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不幸遭遇，我是为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而深感同情的。以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我对有些同性恋者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这个问题也就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注意。
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我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这个大规模的性调查中有些数据是涉及同性恋的，例如调查发现，男女大学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占７．５％，在２５～４５岁年龄组的城乡已婚居民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约占２％。也许，这只是一些参考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和德国施奈贝尔博士认为全世界的同性恋者占世界总人口２％～４％的估计是大致符合的。中国的人口众多，如果同性恋者只占总人口的２％，那也足以组成一个类似欧洲的不小的国家了，对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群，岂可视而不见？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今，我多次出国访问，对西方的同性恋现象也有所接触，有所了解，我的感受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我对影视、画报上那种同性性交的画面感到恶心，感到不能接受；另一方面，我认识了一些西方学者、专家，其中有的以后成了我的好朋友。我觉得他们诚恳、坦率，有学问，有地位，人品和作风都很好，而却是同性恋者。这就使我反复思考：同性恋者难道都是“怪物”、都是“流氓分子”吗？我有几位在国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至亲好友对我说：“以前认为同性恋很丑恶，很荒诞，不可理解。但是和他们深入接触以后，感到事情并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我们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单纯地用道德模式看问题；往往习惯于“两极思维”，任何事情不是好就是坏，不是美就是丑；而且习惯于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现在，应该从这些不科学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术空气的不断浓厚，国内有些部门、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同性恋的研究，主要是北京、上海、青岛、南京等地。这对我有促动，在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完成以后，我想乘胜追击，又组织了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