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难。因此，首义之功功莫大焉，这正是黎元洪今后最大的政治资本。
终于，11月底到12月初，各省代表纷纷抵达武汉。由于北洋军炮轰汉阳，会议只好改在汉口英租界内进行。会议重申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确定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职务，并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及“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任陆海军大元帅时的孙中山
此时，汉阳失守，武昌形势危急，而江浙革命军却攻占了南京。汉口代表会议中的沪派立即趾高气昂，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代表会议也移至南京举行。12月4日，江浙沪三都督即在上海召集会议，在未与湖北方面沟通的情况下，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黎元洪闻讯大怒，心想登坛拜将才几日功夫，便有如此反复，于是通电各省明辨其非。一时之间，有关黎元洪与黄兴孰正孰副的争执甚嚣尘上。而当时舆论，多认为黄兴丢失汉阳，不足以任大元帅。12月12日，黄兴乃发表声明，坚辞大元帅一职，推荐黎元洪出任。南京会议遂正式确认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于是在一个多月内，正副元帅颠来倒去了几次，时人讥之为儿戏。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时南京会议讨论临时总统人选时，本有三个候选，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主黎者十之六，主黄者十之三，主孙者十之一二。孙中山之所以受到冷落，是因为他远在海外，黄兴则是因为汉阳之败，惟黎元洪中流砥柱，更得人心。但是，无论黎元洪还是黄兴，都深知最有可能出任总统的，还是袁世凯。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使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孙中山本来就是革命党人的最高领袖，此番回国，又从南洋陈嘉庚等富商处募来巨款，得到拥戴是顺理成章之事。29日，孙中山即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两人互道契阔，惺惺相惜。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即令黎元洪十分不满。原来，在孙中山任命的18个部长和次长中，竟无一个武昌首义的功臣。这一安排大多出于黄兴之手，黄兴显然对汉阳之败后湖北方面对他的质疑和批评未曾忘怀。孙武等湖北党人十分愤怒，遂进言黎元洪，拉拢失意党人和政客如蓝天蔚、谭延辏А⑼跽ⅰ⒅烊鸬热耍谏虾Ｗ橹恕懊裆纭保珊辈抛踊瀑┍嗉睹裆毡ā纷魑乇ǎ圃煊呗郏远钥鼓暇４送猓淙凰镏猩揭丫腿瘟偈贝笞芡常柙槿床⑽捶牌笤е啊�
他心目中的总统，仍是袁世凯，因为惟有如此，才能推翻清朝，最终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因此，在整个南北议和过程中，他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惟一有所保留的，是针对南京方面“建都南京”的提议，提出“建都武昌”。当然，这个建议与国人的心理偏差太大，湖北人之外，除了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等寥寥数人，便再无人应和，袁世凯对此更是一笑了之。
武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张振武
袁世凯如愿以偿做了总统后，亦如南京临时政府一般，把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等要害部门收入囊中，惟将司法、教育、农林等几个清水衙门让给党人，孙中山任全国铁路会办，黄兴为南京留守，皆名不正而言不顺。然袁世凯对黎元洪恩遇非常，特地任命他以副总统身份兼任参谋总长的要职。黎元洪则以湖北军政事务不得脱身为名，在武汉设副总统府，遥领参谋总长之职。
此时，孙中山以卸任总统的身份游历武昌，这是他与黎元洪的首次见面，但彼此相见恨晚。由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不久，因此当初的南京、武汉之争，与孙中山关系并不大，而主要是黄兴、黎元洪之争。此时在武昌，黎元洪称赞孙中山甘于让贤，功比尧舜；孙中山则称赞黎元洪为民国首义的第一伟人。此后，孙中山更无数次向人盛赞黎元洪的品德，确出于真心诚意。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黎元洪的声誉并未因革命退潮而削减，反而有了新的内容。立宪派的统一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民社等党派合并组成共和党时，即推举黎元洪为党魁，麾下有张謇、章太炎、梁启超、冯国璋、蔡锷、熊希龄、汤化龙、林长民等知名人士，他一变而为政党政治的要人。
他对渐露端倪的军阀问题十分担忧，乃抛出军人秉政“十害”论，进而提出军民分治。他以湖北为试验区，取消军政府，改为都督府和民政府。但他又排斥党人，启用逊清官吏，如曾任护理两江总督的樊增祥就受到他的热烈邀请，结果樊决意死忠于清朝，拒绝赴任。而他的军民分治之策虽然得到了袁世凯的赞赏，却在全国遭到抵制，各省的都督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这是可想而知的了。
他在湖北的施政方针，也渐渐引起了湖北党人的不满，当初曾有意杀黎元洪以正视听的张振武就是其中之一。张振武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都是在武昌首义中立下大功的革命元勋，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声望。“三武”中，蒋翊武较为超脱，孙武与黎元洪比较亲近，惟张振武是个激烈的反黎派。武汉局势稳定后，黎元洪重用立宪派甚至旧派人物，张振武怒不可遏，常向人道：“革命非数次不行，流血非万万人不止。”他目空一切，擅自组织卫队60余众，配一色短枪，出入都簇拥左右。即便去黎元洪府上，也总是派其卫队加岗，对黎元洪则总是横眉竖目，动辄拔枪高叫：“若非我们拉你出来，你焉有今日？”对黎元洪来说，张振武其人，真如芒刺在背。
南北议和时，张振武向黎元洪讨要白银40万两，赴沪购买军火。但张振武购得军火后，即擅自将其一半拨给了烟台革命军，黎元洪闻讯十分不满，令张振武解释。张振武则怒拍桌案，说：“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如今你竟查起我们的账来了。”
黎元洪对这些首义功臣是无可奈何的，一方面是感情上难以割舍，另一方面则是张振武等在湖北军中具备相当实力。他只有求助于中央，特举荐张振武为东三省边防使，率一镇鄂军赴任，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其他“两武”也一并举荐了。袁世凯照准，但“三武”进京后，均暂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等闲职。张振武不久被任命为蒙古屯垦使，他遂向袁世凯讨兵要钱，不得回复，乃挂印封金回到湖北。他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每月向黎元洪索取经费，扬言要筹组一镇精兵开赴蒙古。 武昌起义“三武”之蒋翊武
黎元洪对张振武的狂悖之举既怒且惧，而袁世凯对张振武的跋扈态度亦甚不满，恰好袁世凯曾致电黎元洪道：“略谓党人中如有嚣张之徒，能对付则对付之，否则可开列名单，由我邀其来京处理。”黎元洪遂求助于袁世凯，由袁电召张振武入京面商公务，待张振武到京后，黎元洪已致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正法，罪名为“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等。袁世凯即照办，令军政执法处陆建章，逮捕枪毙张振武及其亲信方维。时张振武刚在六国饭店宴毕北方将校，赴宴客人中便有知情者如段芝贵等，然均若无其事，谈笑如常。张振武在返回旅馆途中被捕后，孙武等人即赶到执法处救人，不料人已被杀。对此，袁世凯声称是按照黎参谋总长的命令办理，且兹事涉及国家安全，为重大机密，故不能明言其详。但次日，袁世凯即刊发了黎元洪的致电全文，其中列明张振武的罪状达15项，引起舆论哗然。
黎元洪以一忠厚长者，而必欲置张振武于死地，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争夺革命首功的问题。当初，“三武”等人对自己的能力并不自信，于是拥立了黎元洪，革命因此声威大振；而在“三武”心目中，黎元洪却不过是傀儡的角色，革命成功的首功自应属于他们自己。而黎元洪却决不是一个傀儡，他的能力使他一步步成为真正的领袖，并对自己在武昌首义中的贡献毫不讳言，且藉此首功，与天下豪杰分庭抗礼。但是，黎元洪也知道，自己在首义的最初三天半内，确曾采取不合作态度，若论首功，在“三武”的面前，毕竟气短不少。因此，双方其实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而张振武性格火暴直接，胸无城府，更是触动了黎元洪的心事。其实，若论按剑之心，双方必然都有。
扩展开来看，争夺革命首功的情况，其实也存在于黎元洪和黄兴之间、武昌和南京之间。坐镇上海的老牌革命党人如宋教仁等，对革命有统筹规划之功，若计首功，也并非十分牵强。但是，国人心目中的首功，仍然是指真刀真枪干起来的，对武昌的呼声也自然较南京为高。因此，黄兴对黎元洪、南京对武昌，争夺归争夺，但底气是不足的。
张振武被杀，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革命党人纷纷指责黎元洪和袁世凯，而且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人，其党内同志也对党魁黎元洪十分不满。自武昌起义以来，黎元洪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危机。他显然是轻信了袁世凯对他的许诺，且抱有“袁既杀张，则跟自己上了一条船”的简单结论，于是，被袁世凯“出卖”时，简直无地自容。
袁世凯则轻描淡写地利用了这一案件，既震慑了革命党，又瓦解了黎元洪与革命党的同盟关系，使黎元洪在武汉众叛亲离，最终被迫进京，进而使心腹之患武昌政权土崩瓦解。在这一回合中，黎元洪一败涂地，但是从此，他开始走上反袁的道路，从而使他在今后的历次政治风波中站在了一个相对正确的立场上。
翌年，蒋翊武因参加“二次革命”被政府通缉，终在广西逃难途中被捕，黎元洪即电令陆荣廷从速枪杀之。“三武”遂去其二，仅存的孙武于是向袁世凯讨要“免死券”，不得。袁世凯和黎元洪虽未杀孙武，却终不大用，且严加监视。他此后退出政坛，于1939年病逝于北平。其所以能得善终，也是因为他当初对黎元洪较为亲善。自古以来，“狡兔死，走狗烹”，何况争功之人呢！
五、泥菩萨
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时的黎元洪
黎元洪有个外号叫“黎菩萨”，因为他总是和颜悦色，温柔不伤，他在水师学堂的老师严复就曾评价他“德胜于才”，加上他相貌雍容富贵，比为“菩萨”实在贴切！可是，湖北方言中“黎”、“泥”的发音是相同的，因此，“黎菩萨”其实也就是“泥菩萨”，这正是他在北洋政府中的形象概括。
黎元洪于1913年12月11日进京。此前，他在正式总统的选举中，虽然一再声明拒绝作候选人，却仍在第一轮投票中得到了150余票，仅次于袁世凯，而远高于第三名孙中山的不足10票。由于两轮投票后，袁世凯的得票数仍不过半，不得不进入第三轮投票，由袁世凯和黎元洪对决，最终袁世凯才以507票当选大总统。而在接下来的副总统选举中，黎元洪却以610票的高票一次性当选，且得到了全场长时间鼓掌。这次选举，令袁世凯十分尴尬，也使袁世凯对黎元洪心生忌意。
事实上，确有不少人想利用黎元洪这尊“菩萨”，进行反袁的号召。比如，宋教仁就一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