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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宽大时期结束后，官方控制加紧，扩大了对个人和团体实行高压统治的范围。在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挖出隐藏着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大批的人被卷入政治斗争，遭到逮捕或是被杀害。前国民党官员及其支持者、秘密社团和宗教首领、资本家、包工头、外国和本国的牧师、腐败的干部、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黑市商人和那些仅仅是在公共场所批评新政府的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监狱里塞满了被捕的人，临时凑合起监狱来关押过剩的犯人，②其中很多人被杀害或是消失，从此杳无音讯。这个时期每次主要的运动，都引起那些成为或害怕成为斗争目标的人自杀的浪潮。尽管新政府的官员们一再让人们消除疑虑，说政府欢迎批评，镇压手段是用来对付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但是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决不能对新政府有任何不满，如果有人不信，那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新政府实施严密的组织控制和大范围的镇压，但它也做出了许多成就。
市民对这两者思想中是如何进行平衡的呢？对此有迥然不同的反应，一些集 ① 休厄尔： 《我在中国的日子》，第53—54 页。 ② 对中国在1949—1952 年枪毙人数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出入较大。（没有单独城市枪毙人数的估计数字， 农村土改运动中枪杀的人数较多。）有人认为数万人（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146 页），有的 认为有80 万人 （到1953 年，出自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1957 年 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转引自《纽约时报》，1957 年6 月13 日，第 8 页。），还有一说是200 万 （莫里斯·迈斯纳：
《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第81 页。）；有 500 万之说（雅克·吉勒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 第24 页。）；更有1500 万 或更多之说 （坦南：《无密可保》，第159 页；理查德·L。沃克：《人类的代 价——共产主义在中国》，给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的报告，第16 页）。团对这个新秩序显然反感，惶惶不安。但大多数市民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受到威胁，有不少人甚至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已经说过，许多人认为有必要加强组织的严密管理。难道实现街区的安全、稳定货币、建立统一强盛的国家不需要付出这些代价吗？同时，政府也相当成功地使市民相信，绝大部分镇压是有选择地针对那些的确是罪有应得的人的。许多人认为，清除社会渣滓是一件好事。当局大讲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秘密社团头目和天主教修女的邪恶行为，手段十分高明，在市民中果真产生了敌对，当局又巧妙地利用了当时业已存在的忿恨情绪。
在这个年代，即使没有被列为重点对象的城市居民，也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对有些人来说，父母被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房：对有的人来说，心爱的老师成了1955年肃反运动的对象，随后就消失了；对有的人来说，老朋友①在新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自杀了。这种个人的曲折经历，引起了他们对新社会性质的痛苦的反思。他们对新社会抱有乐观态度，愿为之献身，但从此产生了隐隐不散的怀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可找出适当的理由来消除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正如毛泽东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普遍的混乱之中，某些错误就在所难免。对许多人来说，一个合适的解释是（独裁政权惯用此法）——“如果毛知道就好了”。官方的政策和领导是英明和仁慈的，但是，那些显然缺乏训练和不守纪律却在贯彻政策的基层干部出了“偏差”，他们滥用权力，而犯了大量错误。市民们希望在每次大的运动过后的总结检查阶段，能够改正以前不公正的行为。所以，尽管这些年运用了大规模的镇压措施，许多市民还是认为这个时期是相当乐观甚至是宽大为怀的。他们认为，大多数的镇压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错误不是全局性的，是执行有问题而造成的。所以，在这些年由于官方的镇压而导致的个人的痛苦，还不足以削弱新秩序带来的公众的积极参与和乐观情绪。 ① 雪莉·伍德 （在《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07—108 页中）提到，“在上海，几乎每个人都说，解放后， 他们曾同那些被镇压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点关系，政府对 ‘反革命’的镇压 … … 使一部分人陷入惊 恐之中。”中期年代（1957—1965年）早期年代的生活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一直到1952年这几年是充满新奇和 混乱的时期，搞了几次运动，社会从而井然有序地运转，人们学习了新的规 矩。从1953年到1956年，是结束朝鲜战争和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 期，工作的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动员有效地学习和工作来帮助国家进行经济建 设上来，“超出课程之外”的各项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1957年，以及随后 而来的大跃进，发展速度又开始回到运动动员阶段。中国陷入了先是政治而 后是经济的危机之中。不过，早年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仍在相 当广阔的范围内继续下来，使政府能够相当成功地度过了难关。
1957年一系列事件使人们感到心神不安。首先，中国人开始注意到了 1956年发生在东欧的动乱，同年，有人知道了赫鲁晓夫作了谴责斯大林罪恶 的秘密报告。起码他们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忧 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些捉摸不定。然而，大多数人对中苏冲突的最早迹 象都不甚了解，仍对两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深信不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接着发生的反右运动可谓击中要害了。 人们对1956—1957年的自由主义化和中国共产党号召对它进行公开批评，有 不同的反应。在早些年的运动中，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遭到严厉的打击， 使人们谨慎小心，但同时不少人总的来说对自己周围的社会和个人生活还是 相当满意的。经过了几轮温和的批评之后，1957年春天，终于爆发了涉及面 广、人们情绪高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评运动，这次运动由重要的 但是涉及面有限的一些城市社会部门发起——知识分子、学生、“民主党派” 成员和专业人员。这些人在理论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亲密盟 友，他们认为自己的荣誉和自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他们的批评意见形形 色色，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知识分子与专业范围内的自治同党的控制的关系 等方面。由于这些批评开始在黑板报和国家的报纸上逐渐登载，使那些大多 数没有参与的市民以一种迷惑的态度袖手旁观。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能够允 许甚至鼓励这种直率的批评感到不可理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人气愤 的腔调感到震惊。1957年6月，当政府发动了反右运动进行反击的时候，声 称“群众”要求那些爱挑剔的人闭嘴这一说法并不全错。城市地区的许多非 知识分子（甚至一些与知识分子合作的人）的确感到这种批评太过头了，对 革命带来的进步和社会凝聚力构成了威胁。
在党的反击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的同时，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对于那些 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来说，反右运动预示着一次不祥的变化。在前些年，他 们全都参加批判会，意识到针对各种组织的斗争与压制，但是现在，他们第 一次被动员参加对他们自己同学的或多或少的生死斗争。他们原是集中精力 进行学习和参加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只是偶尔被政治干扰（1955年的肃反运 动就是在暑假期间开始的，当时卷入的主要是老师），现在他们发现，他们 的精力都集中在政治斗争方面了。让同学们相互告发的压力特别大，许多学 生感到非常苦恼，“指标定额”使他们必须给一些同学戴上“右派”的帽子， 即使他们没有犯什么严重的错误。
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太愉快的。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被带走从事体力劳动——不仅是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单位。 ①一些被认为是不太严重的右派，被送到劳动营去接受再教育，他们还可以留在所在学校或是工作单位，或是被调到一些不太敏感的地方去工作。但是，他们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一位移居外国的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他们仍然到办公室上班，但是没有人跟他们说话，也没有人和他们在同一张桌子前就坐， ‘右派’分子们也彼此互不交谈。以前的熟人在街上碰上他们，便把头扭向另一个方向，他们别指望有人来访、有电话找他们和有他们的信②件。”在这样的气氛中，即使人们承认有必要反对那些提意见的人，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时也还会有另外的想法。
1957年，开始了“下放”运动，把许多干部调到小镇或是农村工作。在大批的被调往下面参加运动的人中，起码有一部分人习惯认为，这次下放是暂时的，这是一项要求所有有官僚思想的人定期下放做体力劳动和做卑下的工作，使思想得到“净化”的总政策的开始。许多不太重要的右派也自然在运动的旗帜下，被送往农村。对于那些已经看到生活和事业有了改进的城市人来说，深知政策如此灵活，有朝一日也可能向其他方向发展，即使你没有犯任何政治错误也难保不会被下放，所以他们感到了威胁。
然而，1957年还发生了其他许多事件，前几年的乐观主义因此而得以延续。在这一年里，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许多新建的工厂开始上马。猪肉涨价和棉花供应短缺，曾是“百花齐放，百花争鸣”运动批评家指责经济没有改善的论据，但是政府接二连三地公布统计数字，证明情况却与此相反。大多数城市居民接受了政府的观点。他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新的学校开学了，越来越多的小说和翻译著作出版了，总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前进中。
从公众对次年起始的大跃进的反应，可以看出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超英国，迅速进入共产主义的富裕社会这一前景，激发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丰富的想象力。此时许多更多更新和更激烈的活动又开始了，更刺激了这些饱满的热情。
1958年春天，开展了一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的战役。一队队满怀热情的参加者，比赛看谁上缴的死苍蝇多；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和围墙上敲打着锅盆和其他能发出噪音的东西，使麻雀不能停落，最后①麻雀只有累死掉下来。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操作着著名的“土高炉”，读着由当局准备的专业指导小册子，使用着原始的工具和原材料 （包括垃圾桶、平底锅和栏杆），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钢铁 ① 在此期间，一位曾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印度人称，该社的500 名职工中，有30 个被划成右 派：有四、 五个严重的人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参见奥姆·普拉卡什·曼彻：《在毛的中国的五年》，第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