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成右 派：有四、 五个严重的人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参见奥姆·普拉卡什·曼彻：《在毛的中国的五年》，第31 页。在北 京大学，有500 名学生和100 名教职员工被划成右派。这个数字超过 了整个大学总人数的7％。参见乐黛 云 （音）和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102—103 页。 ② 穆富胜： 《百花运动的衰落：毛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第173 页。另见莫里斯·威尔斯：《叛徒：一个 美国人在共产党中国的12 年》，第100 页。 ① 1949 年以后，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进行消灭苍蝇和其他害虫的运动，但是1958 年达到空前 的规模。当 然，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消灭了太多的麻雀而造成的灾难——昆虫猖獗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臭虫取代 了麻雀成为被列为消灭的主要害虫。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大夫曾告诉外国人，1949 年前后城市最惊人的 变化是1949 年后彻底消灭了苍蝇。参见威廉·凯森 编：《在中国的童年》，第189 页。生产的市民们建起了原始的砖炉，开始出产质量很差的钢锭。在北京，各行各业的人被集合起来加入了极其劳累的、24小时不停的建设人民大会堂的人流，以惊人的速度，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任务。好几万人被动员去首都郊区，通过手工劳动建设十三陵水库，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给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亲自参加了定额劳动，起码是短暂地参加了这些劳动。
其他城市也同样搞起大型工程 （虽不及人民大会堂宏伟），并搞起了植树造林、建厂房及其他群众劳动大军参加的工程。
这也是农民大规模流入城市的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扩展，向城市移民的控制暂时放松，一些雄心勃勃的城市企业积极从农村劳动力中招工，从而导致了以前控制城市规模的努力付诸东流。1958—1959年间，估计有2000万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特别是在内地新兴的工业城市尤为如此，引起了城市人口的拥挤并对城市造成严重压力。①大跃进初期的许多事件同50年代初很相似，组织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不同工作单位、不同行业的人紧密地即便是临时地汇集在一起，他们起到了动员的效果：“在场外旁观的人”也参加进来了。特别是对那些家庭妇女来说，她们在动员下走出了家门，组织了缝纫组、加工工厂和参加其他经济生产活动。为了便于她们参加工作，还开设了幼儿园、食堂、洗衣房和其他减轻家务负担的设施。随后，开始在城市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城市公社——与当时正在成立的农村公社相呼应，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其结果并没有对公众的意识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公社似乎仅仅意味着那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由街坊四邻们管理，而不是由中国的领导人设想出来的那套居民委员会和生产单位进行综合管理。（1960年以后，放弃了创立城市公社的努力，但是这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都保留下来了。）大跃进又要求人们改变生活习俗，又回到了50年代初期时的情况。艰苦朴素的风尚受到赞扬，“资产阶级”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受到批判。老百姓开始意识到，当局对那些祭祀祖先、举行铺张浪费的婚礼、以及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庆祝中国的节日的人都表示不满。这个时期，开始劝说城市居民接受火葬，并对想要进行传统葬礼的人设置重重困难。（许多棺材店和墓地被关闭；但即便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一些坚决的市民能设法搞到棺材并把死者运到农村去土葬。）这时期，各方协同努力，取缔了私有企业最后的残余势力，对流动在大街小巷的小商贩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也就在此时，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张春桥声称，官僚主义和不公①正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应重新实行供给制度。 （革命前酬劳官员的制度）对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来说，大跃进最主要的是要加快工作步伐。在建国之初，在苏联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竞赛的方法被照搬过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自己的斯达汉诺夫。现在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障碍，又更加紧推行了一些竞赛措施。工人被动员起来保证完成越来越高的生产指标，在经常出现的生产高潮阶段，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天或更长时间，以令人担忧的高速度进行着。机器在超过其三、四倍负荷中运转着，机器和它们的操作者都绷紧了弦，走向其极限。即使非体力工作者也受到了 ① 参见小野家悦造：“中国城市人口的地区分布”，第93—127 页。 ① 见张春桥的文章，载1958 年10 月13 日《人民日报》。影响。作家、记者和其他搞文字工作的人，都决心超过他们以前的工作量，保证完成多少数量的写作计划。一批批学生马不停蹄地编写自己使用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课书。许多人睡在工作单位，一周回家一次，与家人作短暂的团聚。学生把这一时期描绘成要求不断变化、活动难以预料的时期——突然宣布去农村劳动，又一声令下回学校学习，而后学习又被打断，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游行示威，或是“向党交心”，净化思想。在整个社会，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活动充满了日常生活。
对于这场波及全社会的高速度运动，反应有好有坏。许多人，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发现气氛令人振奋，获取丰厚物质财富的前景已经稳稳呈现在地平线上，令人陶醉。以前的学生这样记录下他的体会：“我第一次被卷入了这种令人迷茫不解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无法逃避的，但也并不是一点意②思也没有。一切都是变化莫测的。”堪至那些被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人，反应也是积极的。一位曾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的美国人记述了他的想法：
“到周末，我们浑身上下满是污秽；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我感到十分疲惫，全身疼痛，极其厌倦。但当时的气氛却很好——一个大家共同的热烈气①氛。这种场面也帮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参加此等劳动的意义。”然而，其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年岁较大的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技术专家——他们的态度就不那么积极了。这些人对如此高的速度和为此创造发明持怀疑态度，他们能预见到会发生质量问题和工业事故，工人也会嘟嘟囔囔发牢骚（如此发展经济当然会带来这些问题）。总的来说，大多数市民起初是愿意把大跃进设想为有益的，并希望它取得成功。
当然，结果并非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从1959年到1961年进入了经济衰退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食品供应急转直下，大食堂的定量减了，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饥饿现象。工作单位不仅取消了高速度，而且被迫削减工作量和减少其他活动，以便有更多的休息。考虑到人的能量有限，工间操、军事训练和其他活动都被取消了。在此后危机中，城市组织开始试制了一些食物代用品——例如，用海藻作为原料，从中提取一些有营养的特殊液体，虽然它不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口味。另外，人们体重普遍下降，终日处于困倦和饥饿之中，发病率和病假条猛增。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回忆当时长沙的情景时谈到：“我所知道的许多老人和几乎所有的儿童患上了‘水浮肿病’，即浮肿病，我们的身体肿起来，退不下去。我们无精打彩地步行上学，等到了学校已是筋疲力尽。熟人相见，大伙相互挤挤彼此的腿，看看肿胀得怎么样②了，再检查一下彼此的皮肤，看是否变黄了。”对食物的需求成为让人着迷的头等大事，有个人说，这段时期他在天津，每天早上3点就得起床，为的①是在排得很长的队中挤个位置，希望买到运到城里来的蔬菜。农村的条件更加严重，这个时期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大多数发生在农村。这种情况下，城市 ② 董志平 （音）和汉弗莱·埃文斯：《思想革命》，第43 页。另见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 57 页。 ① 威尔斯： 《叛徒》，第103 页。 ② 梁恒和朱迪·夏皮罗： 《文革之子》，第17 页。 ① 包柏漪： 《第八个月亮》，第75—76 页。作者把她的篮子放到路边，然后回家睡觉，六点再起来返回 路边等待。在路边放个空篮子，不用去照看，就算是排队占了位置，可见当地社会秩序还是很好的，有些 人记述了这个时期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例如，北京的学生被迫吃春天 的树芽充饥。见斯文·林奎斯特：《危 机中的中国》。享有的特权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正如我们那个来自长沙的小伙子的父亲对他所说：“你是福气好……生活在一个省会大城市，党和毛主席从粮仓里给你们弄来食品。农民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②人们对是否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在遭受同样的苦难，有种种不同的想法。
很显然，一些高级干部和其他人继续享受许多优惠——在食堂的“小灶”里。
他们能得到较多较好的食物，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他们可以参加奢侈的宴会等等。一位观察家讲道，“在困难时期，厨师和高级官员是中国唯一能保持③体重不减的人。” 因此，有相当数量的人开始发牢骚。但很多中国人还是被知识分子和一些高层人物同其他人一起同甘共苦所感动。在“三年困难时期”
就要结束的时候，一场小运动使他们更是深信不疑：一些组织的领导干部在他们的下级面前公开检讨，他们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自己和家属搞到了额外的食物。许多人相信，比起1949年以前来，这次起码是一起挨饿的。中国共产党注意了对那些利用职权吃得好的人进行惩罚。
大跃进失败的后果，不仅仅是饥饿，还有其他副作用。经济被迫进入紧缩时期，削减指标，一些小型工厂关闭，职工解散。工资开始冻结 （除了少数例外外，工资一直冻结到1977年）。原来国营企业里的一些职工，看到工厂的经济前景暗淡，干脆辞掉工作，到集体企业干活，集体企业的利益分配原则似乎允许多挣一点。当局也被迫取消了对私人企业活动的种种限制，允许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马路边上的裁缝和卖小吃的摊主们重新开张。城市移民的限制大大加强，据估计，大约有2000万刚刚招募来的城市工人被强制①送回农村。几年前，业已控制了的犯罪和黑市交易，以及乞丐等其他现象现因城市经济恶化又故态复萌了。
对于大跃进的失败，同样有多种不同的反应。当然，有些对新秩序本来就不满和一些对新秩序持怀疑态度的人，把这种危机看成是制度有缺陷的迹象，因为这种制度没有能够使错误的政策受到制止。一位经历过这个时期的苏联观察家，提供了一个与毛之后的领导有共识的评论：
人们可以把毛统治中国时的行为方式比作一个喝醉酒的司机开公共汽车那样：酩酊大醉的巴士司机把他载满乘客的车子开到了一条陡峭弯曲的山路上。许多乘客都意识到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让司机靠边，由他自己来负责把这辆车开到安全地带。②当然，中国领导层内部也开始承认这个问题，但在新闻媒介中仅仅是隐讳地批评毛。 （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