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菩萨会保佑，但是保佑谁呢？是不是连妹妹也在内？心中还在胡思乱想，人已到了机门。突然门口一阵骚乱，似乎有人在找什么，我们趁乱走进机舱，耳中只听到有人叫着：
“四个人，只有三张票。”
另外有人叫道：
“有一张票在我这里！”一个外国人想过来看，而后面的人又拥了上来。
王伯伯忙把我拉近身边，掩护着我，一起挤到飞机舱尾。这原是一架军机，容量并不大，为了增加载运的人数，所有的坐椅都被拆除了。我们就地一倒，王伯伯立刻把我藏在身后，再用毯子盖了起来。
到香港启德机场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下了飞机，王伯伯交待我不要乱跑，好好在候机楼里等候父母，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一生奇特的行径，都与这些遭遇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不过十多天的时间，我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境况，由轰轰隆隆的炮火声中，逃！逃！逃！逃！冒着骨肉分离的风险，从一个未知的时空，又逃向另一个。十二岁的我，就体验了尚无法充分了解的巧合奇遇，一个事件紧扣着另一个事件，分毫之差都足以令我的未来行向不同的轨道。
我试着理解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可是那些感受如同梦境一般，很陌生，却又那么真确。任何事态的演变都巧妙得不可思议，以常理而论，这些巧合只能出现在三流的小说中。除非是以母亲一再强调的“菩萨会保佑”这句话来理解，才能圆满地解释一切。
这些事件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助益，以致后来遇到任何打击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常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对原则总是坚持到底。但在另一方面，又使我虔信命运，以为在菩萨庇佑之下，不必积极去争取或追求世间的一切，最后终于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四九年，启德机场只有一个候机楼，来往的班机也很少。我一个人呆呆傻傻地，在四周全是玻璃窗的大厅中等着。我不断地自问，父母亲会不会来呢？如果不来，该怎么办呢？我想到母亲缝在衣领中的金块，用手摸摸，那坚实的感觉令我稍感安慰，可是这又能买几碗面？让我活几天呢？
我不敢再想下去，干脆专心地念起观世音菩萨来。
果然上天垂佑，到了下午，父母亲与妹妹都平安到达。随后父亲先去台湾，我们在九龙的大埔墟住了三个多月，在一九五○年元月移居台湾。
智慧之旅 （第一部） 三 、丧母 英文、橘子、孽障、失恃新家在台北市松江路一二五号，是省政府新建的宿舍，一片整齐划一的绿色双拚木房。院子不大，但足够种些花草。右侧住的是名将白崇禧，左侧是前南京卫戍司令宫其光，与我家同栋的另一端，则住着当时的新闻局长张彼德。
除了几排紧连的宿舍外，四周都被稻田包围着。向北望去，青葱葱的山一直延伸到东南角。台北市区则在西方的河谷平原上，离此大约有十几里路。
记得母亲见到新居时，曾感慨地说：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但愿我能死在这里。”
自从母亲住进自己的新家后，病情急剧恶化，躺在床上，再也不能起来。
我的化名没有派上用场，不需要任何文件，我进了中正国小六年级。从此，十多年安定的岁月掀开了序幕。然而，这种安定只是外在的环境，只是政治局势的偏安。对我个人以及我们的家庭而言，真正的苦难磨折才刚开始。命运如同盘石压顶，不论怎样挣扎、奋斗，渺小的我们，始终无法解脱。
一九五一年，父亲奉命筹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因为受到政府重用，共产党便利用我们大家庭的矛盾，先后派遣二娘的女儿宁生、汉生赴港，要求来台，都被父亲严词拒绝。最后大娘的女儿敏生也到了香港，声明若不能到台湾，便打算死在当地。
这时，彭孟缉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得知敏姐负有“任务”，特来与父亲商量，想利用敏姐将有关之“匪谍”一网打尽。一方面因母亲妇人之仁，力劝父亲接敏姐来台。另一方面父亲心中也觉得对大娘有所歉疚，所以便同意了。
自敏姐来了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家附近常有人身着风衣，日以继夜，晴雨无阻地徘徊在隐蔽处。也有好多次我被陌生人拦下，详细地打听敏姐的动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敏姐并不是所谓的政治匪谍，她只是受了共产党的教育，认为父亲对不起她们母女，心有不平，借着这个机会，来讨一个公道而已。
悲剧往往不是人们刻意安排的，它的到来无声无息，它的消逝也无踪无影。每一个身历其境者都是受害人，而可怕之处，正是它的隐晦处正与人性的私欲息息相扣。从古到今，因果相循，在日光下不断地回放，将人间化为无边的地狱。
初中被分到师大附中卅二班，我坐在第三排，右侧坐的是陈履庆，左侧是戚维义。班上多数是内地人，有些人甚至乡音难改，常被大家取笑。
第一天上英文课时，老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黄培根，和大哲学家“培根”同名。他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
“英文不是人人都能学的，比如说，湖北人就学不会，你们班上有没有湖北人？”
我听了，心中有点不服气，因为我客居香港时，常去附近学校玩耍。香港学校都教英文，听多了也懂得一点。为什么湖北人就不能学？事后我才知道，同班竟有五个湖北人。只因为我个性倔强，所以立刻举起了手。
“你是湖北人？”
“是。”
黄老师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英文字汇： LINE 及 NINE； 然后对我说：
“你念念看！”
我没有学过发音，当然不会，他又说：
“我先念一遍，你再跟着念。”于是他每个字念了两次，接着便叫我念。
老实说，那种舌音鼻音的分辨，正是做老师的责任，他应该先告诉我。虽然当时我的确分辨不清，但那与我是不是湖北人丝毫扯不上关系。
黄老师听我念完，笑着说：
“我说湖北人不能学英文，是吧？”
一时全班哄堂大笑，笑得我无地自容，我满腔愤恨，咬牙立下狠誓，就是不学英文。螳臂当车，其后果可想而知，不知不觉间，天边已聚集了一团乌云。
学期终了，英文不及格，补考时老师网开一面，勉强过关。
这时敏姐已经来了，父亲找了一位远房堂兄朱映斗来做管家。因为他曾经当过宪兵排长，在父亲面前夸下海口，对付一个小“匪谍”，简直易如反掌。
映斗兄的个性鲜明，较鲁迅笔下的阿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人正直忠诚，是非分明，自信心极强，做事丝毫不苟。而他的成见之深，使他深信普天之下，只有父亲略胜他一筹，父亲的话就是唯一真理。
他满口道地的黄冈乡音，说起话来悠扬顿挫。加上那严肃认真的态度，每每令人忍俊不止。他称父亲为四爷，常说：
“四爷那不用说，这个世界上，别的人没哪个比得上我！”
最初我们以为他随便说说，后来才知道他所认知的“世界”，只限于他家乡方圆十里之地。由于他从小“进过学”（读过私塾），在“乡里”（也就是他对“天下”两字的谦词）是具有贵族身分的人物。过多的优渥导致他的思维固化，封闭执着，他所不愿听的话，一句也装不进耳朵里。
他很像停留在时空隧道中的木乃伊，透过对这个活标本的剖析，可以认知人性的模式。所以我从小就喜欢以他作为观察分析的对象，且往往大有斩获。
“那么你是怀才不遇了啊！”我也常调侃他。
“在乡里人人称我圣人，”他很笃定，一本正经地说：“我读祭文，谁都会掉眼泪！”似乎别人丧失亲友的伤痛都是他的功劳。
“读祭文算什么本事？”
“唉！你懂什么？”他那一副不屑的样子，真叫人觉得自惭，好象白活了一辈子：“祭文学问可大哩，那才是圣贤之道。”
他来了以后，对我们家里的陈设诸多不满，倒不是嫌家具旧了或是少了，而是认为摆的方向不对，风水不好。比如说，饭桌绝对不能放在房子中央，因为上下有序，父亲的座位后面，要留出很大的空间，而我们小孩的“下座”则要靠墙。
这种安排很不符合工作的要求，因为添饭上菜都是我这个“下人”的工作，而“下座”后面空间不足，每次进出都得挤来挤去，很不方便。
他又说一进客厅，就必须要有一些屏障，这叫“财不露白”。我们家客厅并不大，放不下屏风，他则坚持至少要放一些象征性的什物，哪怕是一张椅子、一盆花，只要能挡一点，就少露一点。这又造成了不少困扰，父亲老嫌走路碍事，我们也常不小心，碰倒了这，打翻了那。只有他，为了不露白，任劳任怨地随时动手整理。
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种子，说那是“桉”，他把桉“压碎”、“平平”地铺在柜子顶上。于是，不再管露不露白，他宣称我家已经“岁岁平安”了。
他这些小花样，和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禁忌，常弄得别人莫名其妙。如果有人无心中破了他的法，得罪了他，可得受他一辈子的埋怨。
有一年大年初一，他拿了些水果，在客厅中折腾了一上午。最后，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兴奋无比地向全家宣布，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高明的设计师了。
谁也看不出屋子里有什么出色之处，他叫我们看案头的水果。那是三个盘子，中间一盘放了四个大橘子，两边则是瓜子。父亲摇摇头没有说话，别人也觉得无趣，都走开了。只有我这个楞人还不死心，一定要看出点名堂来。
看了半天，除了有个欲望，想把那个放在顶上又红又大的橘子吃掉以外，实在领会不了他的微言大义。我只好向他请教，当然，免不了要忍受他那份优越感。
他神气活现地说：
“你当然不懂！这是国粹，只有四爷看得出来。”
“你就教教我嘛！”
“这和诸葛亮的八阵图大同小异，”他得意地踱着方步，侃侃谈来：“最上面的那个又红又圆的橘子，代表‘一元既始’……”
“为什么不是‘一见就吃’呢？”
“唉！你们小孩子，一点鉴赏力都没有！那两盘瓜子，在橘子两边，叫‘二龙争珠’。三个盘子是‘三元及第’，四个橘子，表示四爷‘四海扬名’，这五样东西，是指‘五子登科’，那六……”
“哪里有五样东西？”我也跟着在数，这时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你这不是吹毛求疵吗？瓜子加橘子再加‘三’个盘子，不正是‘五样’吗？更何况瓜子里面还有‘子’哩，有‘五’又有‘子’，再把瓜子放在牙齿中一‘嗑’，那不是‘五子登科’是什么？”
我们话不投机，懒得听他数到什么“十全十美”了。
我仔细观察，家中来客，不论饱学之宿儒或是政府的显要，竟没有一个人能欣赏映斗兄的杰作。好在映斗也不以为意，他每次走到客厅，总要停下来，自我陶醉一番，由一数到十。数完了十全十美，才志得意满地走开。
我一直在打那个大橘子的主意，希望那个“一元既始”永远停在那里。到了晚上，可就能满足我“一见就吃”的欲望。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