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打那个大橘子的主意，希望那个“一元既始”永远停在那里。到了晚上，可就能满足我“一见就吃”的欲望。不幸的是来了一位熟客，一边和映斗聊着天，一边先下手为强，把那个又红又大的橘子，“一手拿去，二剥三剥，四口吃光”。
不仅是我又急又恼，映斗的脸都气白了，两个铜铃般的眼睛直瞪着那位客人。显然那个橘子太好吃了，客人吃得赞不绝口，根本没有看他一眼。自后映斗兄把这位熟客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一提起此事，他就恨得牙痒痒地：
“什么玩意！人心不古！真是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映斗兄的自信心也是一绝，有次父亲下班回来，他对父亲说：
“四爷，动物园打电话给您老人家。”
父亲一头雾水，怎么也想不通动物园有人会打电话来。大家七嘴八舌地瞎猜，都推不出道理来。
最后父亲下结论说：
“一定是你听错了。”
映斗委屈得眼圈都红了：
“四爷，我又不是小孩子，动物园三个字还会听错？”
过一会，电话铃又响了，映斗接起一听，马上洋洋得意地对父亲说：
“四爷！我没有听错！动物园又来找您老人家了。”
父亲莫名其妙地接过话筒，听了一阵，哦哦连声。挂了电话后，映斗问：
“四爷，是不是动物园请您老人家去演讲？”
父亲一肚子气：
“胡说！刚才是行政院政务委员董委员打来的！”
董政务委员是东北人，满口京片子，“董委员”与黄冈土腔“动物园”发音雷同，谁叫他不入境随俗？怎能怪映斗分不清楚！
映斗是个绝对坚守原则的人，只是他的原则甚多，每一个都彼此泾渭分明，各自独立，绝不妥协。母亲过世后，映斗为了消解父亲的悲痛，经常怂恿大家陪父亲打卫生麻将，藉以消遣愁怀。
在大陆时，父亲最反对赌博，每到一处，辄立禁令。可能是年纪大了，人间事也看开了。也可能是心里烦愁难去，所以常常欣然就坐。
人人都知道这是陪老太爷消遣，也就故意放水。父亲赢了，不过哈哈一笑，把牌一推，钱都不算，皆大欢喜。
有次因三缺一，映斗便披挂上阵，坐在父亲的上首。某一局中，映斗打了一张“七筒”，父亲正要“吃”，映斗忙说：
“这张不能打。”立刻把牌收回，放在面前扣着。
大概父亲以为映斗迟早会打，便一直等那张“七筒”和牌。而映斗就是不打，结果那一局被别人和去。父亲便问映斗：
“你不是有张七筒吗？为什么不打呢？”
映斗得意地说：
“我晓得您老人家要和七筒，怎么能打呢？”
父亲大怒，离坐而去，牌也不打了。人人都怪映斗不是，但他振振有词：
“这怎么能打？一打四爷就和了！”
人又问他：
“我们来打牌是为了什么？”
“陪四爷消遣呀！”映斗的头脑显然相当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打给四爷，让他老人家高兴呢？”
“这怎么能打？”映斗理由充足：“一打四爷就和了！”
十多年后，我们每次见面，第一个话题便是那张牌，而映斗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不论我们以什么理由，用什么方法告诉他、讽刺他，说那时的主题应该是让父亲高兴，而他永远不能了解，为什么“一打四爷就和”的牌“可以打”。
我的少年时期就在这样的背景以及这种人物的错综关系下渡过，我不相信偶然，每一桩人们认为是偶然的事件，实际上在这事件发生之前，早已种下了必然的因。我正好生长在这个时代的断层夹缝里，相信在同时代中，具有类似遭遇的人一定不少。所不幸的是在各种机率的组合下，我所面对的人、事、时、空恰好都处于极端而已。
古老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举凡社会形态、人物个性以及价值观念等，不仅早就凝固成型，且已僵化。二十世纪突然到来，在西方思潮猛烈冲击下，山河风云陡然变色，但却撼动不了深藏人心中的主观意识。只有我们这些幼苗，根浅干弱，激荡在巨大而无从抗拒的各种力量中。为了生存适应，不东不西、亦古亦今地渐渐成长。
敏姐初来时，与家中上上下下相处尚称融洽，父亲为了防止她闹事，严禁她外出。不多久，她就忍受不住了，时常大吵大闹。我们都还记得她在黄冈喝红汞水的往事，而父亲公务繁忙，因此才找了映斗兄来监督。
映斗一来，就开始与敏姐斗法。首先他检查敏姐的信件，有时用热水，有时用蒸气，信封是拆开了，但却没有一封能够还原得不露痕迹。他还买了碘酒，涂在信封信纸上，弄得脏兮兮的，无从辨认。据他说这样可以破密，别的我不敢说，但是却可以担保，如果信里真有机密，保证敏姐也认不出来。
敏姐似乎不知情，而信件反而更多了，常忙得映斗不亦乐乎。但几个月下来，什么都没有发现。直到有一次敏姐与映斗发生口角，敏姐口齿伶俐，映斗完全不是对手。可是两个人各说各话，尽管声量越来越大，却是谁也没占到便宜。
“你那一套，骗骗小孩子还可以，在我这里是此路不通！”映斗洋洋自得。
“啊？你是诸葛亮啰？”
“倒也差不太多。”
“听说你受过情报训练的，是不是？”
“当然，不然四爷怎么会三顾四顾地请我来？”
“那么你一定会检查信件啰？”
“那是小事，你哪里晓得？搞情报是门大学问。”
“我不是匪谍吗？信上的机密，你有没有破呢？”
“莫胡说！哪里有什么机密？要有，那还得了！”
“每天三封信，每封信你要忙上一个小时，够你玩吧？”敏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胡说！哪里要一个小时？三分钟就够了。”映斗依然信心满满。
“那么我从明天开始，一天寄十封怎么样？够不够？”
映斗听了，楞了半响，老神在在地说：
“随便你，十封又算什么？反正不管有多少封，都别想过我这一关。”
他们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深，敏姐骂起人来尖酸刻薄，而映斗屹立如山，声大气粗。两人往往吵得天翻地覆，声震遐迩。
这只苦了我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朝夕受到他们的疲劳轰炸，尤其是敏姐话中带刺，指桑骂槐，不是骂贱女人，就是痛斥小老婆。连我这个人事不知的孩子都听出些端倪，更何况是母亲，因而咯血的次数日益频繁。
有一个星期天，父亲开会去了，他们又开始了例常的叫骂。母亲痛苦不堪，叫我去把映斗找来，有气无力地对他说：
“映斗，你就让她一下吧，不要吵了。”
“四娘，”映斗气呼呼地说：“又不是我找她吵，她实在太不象话了，是四爷交待叫我教训她的。”
“你不理她就是了，我身体不好，希望家里安静点。”母亲求着他。
映斗说：
“我才不屑理她！我不会跟她一般见识的！”
映斗一出去，禁不住敏姐一再的挑逗，只听得他又狮吼起来。母亲掉下了眼泪，对我说：
“你去把映斗拉开，我实在受不了。”
我也很气，便冲出去对映斗大声说：
“妈妈身体不好，请你不要吵了！”
敏姐一听，顿时勃然大怒，声震九州：
“你这个小老婆生的小杂种，你敢管我？老实说，这个家是我的。你娘把我爸爸抢走了，害得我们一家离散，我是来报仇的！就是要气死你们！”
这段话是那么赤裸裸地，道出了全部事实和真相。我永生忘不了那一刻，只听母亲惨叫一声，我跑进去一看，一床一地都是斑斑滴滴的鲜血，母亲面色惨白，气息奄奄。
敏姐发泄过了，也是后悔不已，哭着向母亲道歉，一时一家人哭成一团。
父亲回来后，这件事谁也不敢再提。第二天，母亲便住进了阳明山肺病疗养院，家里反而安静下来。
我记得去探望过母亲一次，群山环抱中，疗养院坐落在一处滑向山谷的斜坡上。一栋一栋栉比鳞次的建筑，掩藏在茂密的树木花草间，环境优雅脱俗。母亲的病房正对着院中一棵高大似盖的百年桂花树，远远就散放着沁人的清香。
桂花，那金黄的粟粒，颤巍巍的散布在浓密的绿叶间。每当微风吹过，一阵花雨夹着花香，洒落在发梢肩际，有如经过了一番空灵的淋浴。
记得在重庆南岸，曾有一个召灵人指称母亲是王母娘娘天庭中的一颗桂树，因故谪降人间。当时母亲把这件事视为笑谈，然而此时此刻，沉重的心情，令我呆立树下，久久不能释怀。可能是这种永不再返的记忆，使我对桂花特别偏好，终身不移。
母亲知道疗养院的费用高得惊人，稍有起色便吵着要回家，记得她对父亲说：
“我的病不可能好了，与其在这里记挂着家里，倒不如让我与你们多聚聚，早点死也好少受些活罪。”
敏姐也真心改过，虽然与映斗争执难免，但已收敛很多。
母亲自知不久人世，为了遵照医生嘱咐，以免把肺病传染给我，每天放学时，便叫我站在她的门口，上上下下地看个够，然后便把我赶走。我不是不懂，只是心有未甘，要传染何必等到今天？所以母亲每次叫我走，我立刻把头一掉，气呼呼地就跑开。
那年的除夕夜，父亲为了解忧遣愁，特意请了很多客人，家中热闹非常。敏姐领着头，在一个房间里和我们七八个孩子，玩“十点半”。敏姐输了，开始玩些花巧，我毫不客气的拆穿，她立刻大发雷霆：
“你自己耍赖却来怪我！”
“谁耍赖谁先死！”我反唇相讥。
“你咒我死？我孤身一个人，娘也不在身边，你还欺负我？”她越骂越气，一面哭着一面打了我一个耳光。
这清脆的一声，惊动了全家大小，母亲先把我叫去骂了一顿。接着父亲又赶过来，拿着鸡毛撢子，没头没脑地向我全身抽打。
难道这是我的错吗？为什么没人问问是非真相呢？我气得跑到街上，蜷曲着身体，蹲在墙角，眼看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自怜自艾地冻到半夜。
倒霉的事一件一件来到，学校的成绩单寄来了，英文不及格。父亲把我打得浑身青肿，母亲顾不得病，抱着我痛哭，一面说：
“儿啊！你知道为什么为娘的命这样苦吗？只因为你外公没读过书，没有谋生的本事，你还不好好念书，给娘争一口气，你怎么对得起人啊？你要记住，娘不久就要死了，你以后只能靠自己了，你不好好读书，爸爸永远不会喜欢你的。但是，我不准你作假、作弊，头上三尺有神明，你只有做个好人，菩萨才会保佑你。”
这是母亲给我的最后遗言，过年后，才开学不久，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操场上玩耍，姨爹身着军服来到学校。我一见到他，立刻知道母亲终于去了。
如今回忆起来，母亲一直只是个躺在病床上，终年咳血的影子。除了孩提时期，她从不曾亲切地抚慰过我，没有殷懃地照料过我。但是当她在世时，我知道有人会保护我，一切不必担心，天塌下来有人担当，吃的穿的少不了我一份。
母亲过世后，不只是病床上少了一个影子而已，少的是一份家人凝聚的力量，一个平衡调和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