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过世后，不只是病床上少了一个影子而已，少的是一份家人凝聚的力量，一个平衡调和的重心。家里一片冷清，父亲挂着一副严肃的面孔，经常把自己关在房中。映斗与敏姐的斗争变成了冷战，从此吵闹之声也消逝无踪。
失去了母亲的庇护，才知道平安的生活珍贵难得，绝非理所当然。再没有人关怀我，欢笑、温馨成为空谷足音。以十三岁的稚龄，自己照顾自己，衣食住行样样都短缺不足。风刮过来，寒得刺骨，雨淋下来，浑身透湿。饱一餐，饿一餐，从来无人闻问。即使生了病，也是一天拖一天，好也罢，不好也罢，直到后来，弄得从头到脚浑身没有一处正常。而且拖得久了，成为慢性痼疾，以致我终生与病魔奋斗不止。
除了学校规定的制服外，没有人会想到给我买件衣服，身体一天一天长大，旧制服越来越小。我想了不少办法，发觉若把裤管剪开一点，就勉强能绷在腿上。但是一到学校，教官却说我是太保。衣服破了，我设法用铁丝给连起来，每次女佣洗衣服，便咒骂不已。我干脆不交给她洗了，直穿到每件衣服都发出油亮亮的乌光。
母亲在时，卧病在床，自顾不暇，而我又懒又不懂事，一直把洗澡与刷牙视为苦事。现在正好无人闻问，我乐得每天过盥洗室而不入，弄得身上又脏又臭，家人见惯不怪，习以为常。有一次家中来了个生客，在屋中东闻西闻，一口咬定说屋子里有死耗子的气味。我们把屋里翻了个遍，谁都想不到会是只“活耗子”。
台湾雨量特多，尤其在台风季节，没有哪一天我身上干过。因为我没有雨衣或雨伞，又从来不敢向父亲要什么，父亲一向有人侍候，出入有车，他从来不明白生活中怎么会缺这缺那。我只要一开口，他就认定是我不知爱惜，不是弄坏了就是弄丢了。虽然这也经常是原因之一，但是等到父亲“机会教育”完了，又忙于他的公事，一切又都置之脑后。这种固定程序一再循环不已，既然要不到，我何必自讨骂挨？
淋雨成了习惯，仗着年轻，反倒喜欢那种冰凉的刺激。特别是暑假时，天气又热又闷，一碰到下大雨，我就坐在防空洞上。顶头有个突出的漏水槽，雨大时，那股激流宛似一道飞瀑狂泻而下，恰好冲在我头上，顿感痛快淋漓。过了些时，我常觉得头皮发痒，抓起来感到非常怪异，彷佛隔了层什么东西似的。直到理发时，理发师在我头上揭起一张薄膜，才知道是在防空洞上享受时，屋顶脏水冲刷下来，长时期积累而成的污垢。
那时年纪轻，什么都不觉得，然而病因已种，后来我终生都受到皮肤病及气管炎侵扰，任何药物皆不能根治。由十六岁起，曾有十年之久，我颈上长了顽癣，电疗、烧皮、贴狗皮膏药、服抗生素……，一切方法都用尽了，弄得又脏又臭，就是好不了。又因从未刷牙，常闹牙病，到后来补了四颗，拔了四颗，年纪轻轻就齿牙动摇。
然而当时最糟的还是肚子，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开溜到学校去了。因为敏姐会赶在父亲起床之前，大声朗读英文，她读的永远是同一段。但父亲不懂，一听到她读书，便骂我不争气，也逼我去读。为什么一定要读英文呢？我恨英文，又不愿做假，只好开溜。
早饭不吃没关系，中午是自备便当，如果前一天有剩菜还好，没有，就只好带白饭。再如果我起晚了，一听到父亲的叫声，我宁愿不带，背了书包就走。由于早饭没吃，午饭没有，常在饿了一天之余，一回家便到厨房中，不论生熟先塞个够。到了晚餐时，按父亲的规矩，吃饭是要定时定量，吃少了也要挨骂，所以我又撑得死胀。
师大附中有很多遗族学生，他们无爹无娘，但却有个“大家长”蒋总统作靠山。我非常羡慕他们，不仅自由自在，而且吃的穿的样样都比我强。有时我真恨不得自己也是“遗族”，甚至打算离家出走，做个乞丐也心甘情愿。
在家里，我正是只活耗子，不仅怕父亲，怕敏姐，连妹妹我都怕。我常常提醒自己，母亲曾吩咐我照顾她。可是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父亲把她当作心肝宝贝，客人来，她躺在父亲怀里；父亲出去应酬，她也随着前后飞舞。尽管父亲也很少买衣物给她，但是客看主面，父亲是陈诚面前的红人，来客为了讨好父亲，要巴结就得先投其所好。因此她的新衣、新玩具从没有断过，至于我，客人连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的都不多。
我嫉妒，我忿忿不平。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总难免有争吵，妹妹动不动就向父亲告状，而我总是以挨打终场。最后我学乖了，尽量躲开她，躲开所有的人。幸而父亲太忙，我们全家见面只限于晚餐的十几分钟，熬过了那段提心吊胆的紧要关头，我就解脱了，立刻逃避到自己的小天地里。
我家有四个上房，父亲一间，敏姐和妹妹一间，另外两间则住着投奔父亲的朋友。一位我没有印象，另一位姓曹，我们称他曹叔叔，为人非常正直，是个标准的道学先生。他也是我的克星，常常逼我读书，而且把我的劣行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
此外还有在车库旁加盖的两间下房，分别由映斗及佣人占用。所以我只好睡在客厅里，就在饭桌上做功课。那时家中牌局很多，父亲由反对进而旁观，最后成了领衔主角。
一到打牌，我立刻开溜，我有个“秘窟”，是车库外搭建的“防空洞”，那是政府为了怕共军轰炸，规定大家兴建的。洞里是个横放的水泥圆筒，又阴又湿，谁都不敢进去，正好供我避难。由经验中我知道，只要不露面，不会有人突然想到我的。
尽管如此，我挨打的机率还是很高。父亲只打头，他惯用反手，四个指节一敲下去，我的头上立刻冒出一排小丘。那时的中学生一律要剃光头，每次的战果在学校都为我带来许多羞辱。为了掩饰，下课时我常把红色的童军领巾包在头上，大玩“红巾贼”追逐的游戏。
最初同学们围观我濯濯童山上的突起时，确令我难过异常。渐渐习惯了以后，哪天头上没有新的成绩，得不到大家的关心，倒反而使我觉得备受冷落。所以在潜意识中，总想找个机会挨顿打，在心灵的慰藉与肉体的折磨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们班上只有三个女生，有一位叫马湘君，由于自惭形秽，我从来没有面对面地看清楚她的容貌，但却偷偷地仰慕着。祗缘在一次满头累累的伤痕下，我瞥见她投过一道充满同情与怜悯的目光，那是任何人都能体会的母性情操。剎时一股暖流由脚心浮上面颊，我红着脸，逃到厕所，任凭泪水滚滚畅流。
那一剎，我突然想到峨姐，这是自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如果她还在世，我的遭遇也不至于这般不堪。当然，这些假设完全不能成立，可是另一个期望却油然而生。马湘君很可能就是峨姐的化身，至少，在心底我把她当作我的庇护神。
除了英文外，我的功课并不算差，我最喜欢代数，只要按照一定的方法推理下去，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只是我很粗心，又过于有把握。任何题目我都会解，但答案却常是错的。老师每次都对我的考卷摇头，说：
“朱邦复，你叫我怎么打分数？说计算过程，你都对，而且常有创意。可是答案却错得离谱，为什么呢？”
等我知道为什么时，学习的时机已经过了。在学习过程中，首先是了解，然后要不断的反复练习，将所知的化为直觉反应。除非有直觉反应的辅助，大脑中枢不可能同时处理两个以上的问题。当大脑在处理一个问题时，浅层记忆区必须调用一些相关的资料，这时原来暂存的其它问题，便自动地被清除了。如果我们勉强地将各种问题都记住，则在考虑问题的同时，随时都得分心回忆，这样一来便造成极重的负荷。
如果浅层记忆神经的负荷太重，就容易疲劳。一疲劳，大脑功能就降低，容易产生“错误”。如果强迫它继续工作，生理的本能会提供一种信息，以防止器官因过度疲劳而造成伤害。这种讯息对人的心理而言，便是所谓的“痛苦”。人都厌恶痛苦，因而直觉地排斥思考，连带着对所思考的问题失去了兴趣。
年轻人最大的弊病，就是自以为懂就够了，不喜欢反复的练习。不练习，直觉反应就不能形成。一到处理问题时，不是顾此失彼，就是茫无头绪，无从着手。
因为家里的环境与气氛，使得我只能躲躲藏藏。学校的作业很简单，既然都会，又何必花功夫去做？由于我很少做家庭作业，失去了练习的机会，所学也无法正确的应用。而不经常应用，久而久之，就渐渐遗忘，从“会”再回到“不会”。
我认为，教育的真正目的，绝不只是填一些“死的知识”在学生头脑中。而是提供一些必要的工具，人掌握了工具后，就可以在各种随时发生的情况下，灵活地应用。学习“知识”，实际上就是学习面对一种新的情况。知识的累积可以加强“工具”的功能，使人更能适应未来所不能预料的各种情况。
这种工具，就是了解“为什么”，而不是“什么”。不了解“为什么”，“什么”便是僵化的、死的“知识”。中国文字的奥妙，很可以在“知识”两字上看出来，“知”就是“了解”，“识”指的是所察觉的、感受的事物。“了解所察觉的事物”，在静态上可以看做一种结果，那就是“什么”。
一般人把“什么”就当作知识，而我则认为“什么”只是“静态的、死的”资料。因为各种事物都是动态的，人要了解就必须不断地去“观察”，把静态的资料结合起来。这样所了解的，便是“为什么”，也可以说是事物的“道理”。
中国文化之光辉伟大，是很多圣哲孜孜不倦地追求“道理”积累的结果。今人误以为静态的知识本身便是“道理”，只要装进脑中即可。所以虽然“知识”随着时间、空间与日增进，却与“道理”相去日远。
不记得是谁教过我一种检验答案的方法，在应用乘法时，其积会有一种等量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化为个位数。方法是把“数字”皆视为个位值，凡超过个位值时，则将数字相加，其结果必然有一全等的个位数值。我试了又试，的确完全符合，这件事不禁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为什么运算数值会与其最终之个位数值有关系呢？
我开始潜心研究，才知道所谓十进制就是十个数值的延伸。任何一数值在化成个位数以后，只有十种基本值。乘法只是将数值成等差级数倍增，而其基本关系不变。在这种做法下，数字的顺位毫无关系，故其精确性并不高，只能供我这种懒人参考。
我想找出比较精确的方法来，比如说，仅凭个位值可以看出是单数或双数，说不定能根据所有基本值，找出一切数的关系。于是我列了一张大表，由个位数之乘值，一直做到百位数之平方值。当然我找到了一些关系，但都很麻烦，不如重新计算一遍简单。
此外我发现如果不用十个数，只取九个、八个，也可以进位，只是不如十进制方便。为什么呢？想来想去，我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有十只手指，习惯了而已。
这种进位的观念，就是“数系”，一般人仅把数系当作不同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