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专利局说理论不成立，需要样品。我临时用“奇异墨汁”浇在包香烟的塑料纸上，等干了后，把铅字烧热了，在纸上一按，字就印出来了。我把样品再度送上，过些时，又给我退回了。理由是：“本项技术没有实用价值”，专利局能知道什么实用价值？我没有再申诉，花时间、金钱不说，还要生无谓的气，何苦来哉？
我申请专利的目的本为造福他人，但须防别人告我盗窃。后来一想，何不把自己的构想写出，公之于众？于是我动手整理，由日常生活到高科技，以至于未来的新材料等，共有数百件。草稿定名为《一千零一件》，然因飘泊经年，原稿散失无存。
专利局指责我的发明没有价值，而五年之后，日本的热转写打字机大行其道，不知道赚进了多少钞票。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赚钱是应该的，谁叫他们的制度上轨道？
一九八二年，有位严道律师（现为董氏基金会的董事）代表香港的董之英先生，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投资。我们见面商谈了几次，董先生也特别由香港赶来，彼此都有志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倒是一拍即合。
董先生对中文计算机兴趣不大，看中的是中文打字机，这更令我兴奋。这时我手中已经有了两个中文打字机的专利，其中一个是以仓颉码为索引，控制一个缩影的中文字模底片，当所找的字定位以后，字形便投影在一个由集成电路所制的“电热堆”打字头上，另一端就可以用前述热印的方式，透过可熔色带，把字印出。
总之，有了董先生的投资，我便立即动手进行各项工程的设计，如字模、投影控制等，我们很快就做好了样品。字头则委托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代为设计及实验，理论及设计细节上都有了共识，经费约需三、四百万，董先生也同意了。
剩下来是“热转写”的部分，董先生也同意另请专利律师代为申请。在我的计划中，将来每台生产成本，如果以每月生产一万台计，约需美金五十元。产量每增加一倍，成本就可以降低一个指数。
我们的约签了，董先生第一批付款约一百多万也汇到了，久旱逢甘霖，公司中一片喜气。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不像是生意人，每次谈到钱就觉得满心屈辱。做生意能不谈钱吗？当然，我可以找经营管理的人来主持，可是那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的长处是思想，我的假想敌是人的私心，做生意能没有私心吗？让别人代我循私，我就可以唱高调了吗？当然，要生存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没有钱，要想发扬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没有钱。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要以非凡的智能才能解决。今天我还未具备这种智能，万一先向金钱投诚了，我还有获得那种智能的机会吗？
金钱本身是清白的，它只是一种信用的代表，问题在于取得金钱的方式。赚合理的钱？什么叫合理？什么标准是合理？
在当前的社会，合理是种自由心证，在我的理想中，未来由计算机负责所有物质的生产、供应，一定能使人人具备相同的生存权。至于多余的享受，那就没有必要平等，也不可能平等。这样既符合人类整体的公平，又符合人性的私心，才能称做合理。
在目前的阶段，如果有一笔庞大的资金，就算是我“良知的借贷”吧。先发展出这种计算机体系，再以一个寡民的小国家做实验，成功了自然会受到世人的重视。
谁会相信我的良知？又有谁能建立起此无上功德呢？当然，那一定是已经拥有金钱，却又不做守财奴的企业家。我对董先生抱着万分的期望，果真他是个守信而有眼光的人，我绝对有信心辅佐他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人。
是不是他呢？且走着瞧吧！总要有一个人先付出诚意的。我全面检讨了计划的细节，色带的专利不是问题，我有的是点子，立时想到了另外几种可行的方案。“热打字头”也没有问题，清大的那位教授保证，钱一到就可以动手。我再问严道，董先生的信心如何？严道也保证董先生是个知名的企业家，绝不轻举妄动，更不会毁约。
言犹在耳，过了不到一星期，严道来电说，董先生紧急叫停。缘因大陆有位钱伟长，在香港推广其钱氏输入法，号称为中国大陆的标准。董先生怕我们的产品卖不进大陆，所以决定放弃。以往的投资则视为贷款，待我们有钱之后，代他捐给孔学会。
这件事再一次告诉我，天下利器，唯至人得之。姜子牙八十始挂帅就说明了时机不到大事不成。我没有灰心，继续抱着同样的态度，在各企业界中寻找有福消受的大德。台湾各大财团皆接触过，包括国泰及台塑等。后来去美国、回大陆，又阅人无数。时到今日，我可以一言以蔽之：能力不足的人无能为力，而小有能力的人往往就自以为是，抱着一点成就踌躇满志，所以中国人只能有小成而无大就！
在与宏碁合作之初，为了保障宏碁的投资，我自愿将向量组字的专利权与之共有。当天龙成功以后，宏碁认为输入法也应申请，于是我们又申请了仓颉输入法的专利。
在我们推广汉卡时，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说过，文化是全民所有的，中文输入法自然是属于文化，我无权要求专利。因此，在征求宏碁的同意以后，我们登报声明放弃仓颉中文输入法的专利，开放给各界自由使用。
有人说我傻，也有人笑我痴，更有人说，那是因为当时仓颉输入法根本没有人用。人如果太在意别人的意见，那就不要活了。在仓颉法被社会接受以后，又来了一批“专家”，认为我的发明不尽合理，随意篡之改之，以致仓颉输入法竟有十几种版本！为什么国人居然认为我这个发明人还比不上他这个使用者呢？什么时候青出于蓝的？
只因为我不收费，别人就认定我智能不高？因为我没有金权背景，别人就任意作践我的心血？在著作权立法之后，也有人劝我申告这些人侵犯我著作的人格权，我一笑置之。何必跟这些可怜人作对呢？仓颉输入法的成败不在于一天、两天，也不是这一代、两代。孔老夫子的思想也是到了汉朝以后才彰显于世的，真理要经得住考验，急什么？
美国有一家颇具盛名的计算机杂志社，派了一位女记者来台采访。不知是谁介绍她到零壹公司来访问我。
她见到我，开门见山，劈口第一句话就问：
“他们告诉我，说你很特别，我想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那时我刚刚宣布放弃仓颉输入的专利，这算特别吗？再不然，是因为我没有学过计算机，却闯进了这片天地？也有可能，我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所以有人说我特别。
“那你为什么把辛辛苦苦的发明，公开给大家使用？”她拿出纸笔，准备记录。
“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中国文字技术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
“你的责任？算了吧！”她很年轻，也相当漂亮，但那一副不屑的神情，却使脸上的肌肉歪到一边了：“难道政府付你薪水了？”
“我是中国人，为我们的文化奉献，就是责任！”
“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们的杂志只报导事实。”
“那你要我怎样说？我已经告诉你全部的事实了。”
她的脸色更难看了，相信我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她耐着性子，又说：
“你说实话，是不是得到你们政府补助了？”
“你自己看吧，我这个办公室像不像得到补助的样子？”
“那么，你期望政府补助你？”
“我不能说没有期望过，但是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以为我们的读者会相信？这是科技的新社会，你有技术，你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给我谈些没有意义的话！”
彼此的意识型态南辕北辙，她一口咬定我别有居心，争到最后，我们不欢而散。她可以说是一怒而去，连一支精美的克罗斯金笔也顾不得带了。
常有人问我，东西方文化有什么分别，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我的答案却很简单，除了生活习惯不同外，只有发展时间的长短以及观念累积的多少两种差异而已。
西方不是没有文明古国，但其历史演进的规模远不及东方之钜大且复杂。仅以中国来说，五千年来，不论政体的变迁如何，人民的生活型态、文化的发展等始终是以家庭、社会、国家为重心。兼以文字相同，因为时间或地域的差异而产生的语音之隔阂，不致影响其认知，而得以形成一种融合型的多元式、连续性的累积文化。
因此，再怎么西化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接受了这些“传统”的洗礼，本着历史的教训，知道在众多的人口压力下，法治有所不足，必须遵守道德规范，自我抑制。又在现实经验中了解到生存竞争的艰困，唯有结合家庭的力量，唇齿相依。最后又认识到，人的力量与环境相比，实在渺小得微不足道，唯有个人的牺牲小我，才能有大我的幸福。
当然，这最后的阶段只有极少数的圣贤能达到。一般说来，中国人多半保守、知足，从好处说是容忍、谦和、安定，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则是愚昧、自私、不事进取。
在一个变化和缓的环境里，就如一个清彻的湖泊，静静地徜徉在群山的环抱中。湖中鱼虾悠游自在，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大不了有大鱼如鲲，也有小虾似泥的分别而已。
中华文明正如奔腾澎湃的黄河，环境变化激烈，直到黄淮平原才缓和下来。河中有种鲤鱼，诞生后顺河而下，在下游平缓的水域成长。鲤鱼一旦成熟，便奋力逆流回溯，要跃上龙门才交配产卵。这种鱼都健壮善泳，生就永不臣服的特性，禀赋天成。
而西方是分裂型的文化，没有中心的主流，盛衰强弱交替，此起彼落。由于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之生存竞争激烈，观念、制度也不断地调整、兴革。不能适应的遭到了无情的淘汰，存在的也继续在演变，终于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
工业革命后，物质生产导致了人类需求的丕变，平和安宁的农耕生活方式被激烈竞争的工商文明所取代，谦忍容让的社会美德则被冲突吞并的策略所侵蚀。西方经过了百年的阵痛，建立了物质文明的规范，而中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发现黄河业已泛滥。
我们这一代正好是各个文化汇聚合流的时机，东西方不可避免的正面接触了，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冲突更难以避免。基于型态的不同，人们难免开始反省，到底是哪一种文化比较优越？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站在人类的立场，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另外一种，就像人种之间的比较一样。站在进化的立场，生存淘汰则全基于适应与否，也与我们观念中的优劣无关。
今天若单纯用物质条件来比较，谁都不能否认西方远远的领先东方。可是人是否能永远自满于物质的刺激，永无休止地追求那无穷的排列组合？另一方面，富裕的结果，人是否还能够永远保持其冲劲，一代一代地努力下去？
基于对人性以及地球资源的了解，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如果人以追求物质满足为目的，即使消耗了所有宇宙中的资源，人的感官刺激只有不断的更新，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