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神经与发声的声带神经有部分交连，所以一听到声音，共振的结果，人的声带就会感到些微的刺激。这原是学习的结构基础，自然而然生命体就产生了模仿的行为。
当人能学习发声，又能模仿这种细微的分别后，声音便成为对此类经验的连接索引。这种索引可以代表一系列的经验，更进一步的简化了经验的复杂性。经验原本是由许多时空交错的事件连结而成，经常以经验串的形式存在，在调用经验时，必须从头到尾连续完成。有了声音以后，便可以简短的“符号”为媒介，以代表各个独立的经验串。
这种藉索引符号代表的方式属于以简驭繁的“系统结构”，系统结构分两个部分，一是系统代称，亦即前面所指的“索引”；一是所代表的数据结构，对人而言即为“经验”（以字典为例，有多重系统结构，若找字，可用仓颉码或注音符号为代称，文字为资料；若查文义，则文字为代称，其文义为资料）。代称简单，资料之繁简却视情况而定。
在系统结构下，概念既为代称，又为资料，交互灵活运用，个别的经验得以结合成为统一的体系。人类历经了几十万年，才发现这种“以简驭繁”的巧妙方法。所以中国人虽然善用文字概念，却毫无“字母索引”观念，也就难以厚非了。
举个例子说，我因为高血压、痛风、皮肤过敏需要吃药，医院发药时都已分装成小包，算是经过分类的了，否则各种药混在一起，吃药时的窘境可想而知。但对我来说，每天还要花几分钟把药包打开，再一一取药，仍是手续繁复。所以一想到要吃药，心中便感觉到一种负担，各种负担累加起来，便成了压力。
工作效率的高低，不在于工作的快慢，而是不能分心。所以我每次领了药，一回家，便一次把所有的药先分妥，到时只要往胃里吞就是，这就是“以简驭繁”。如果药太多，要定时、分情况服用，就还要加一项“索引”的顺位功能了。
有了这种系统结构后，人借着脑海中概念的跳接，可以把所有的经验连成网络。这种网络即为“概念网络”，网络的跳接，便是思维。
生理年龄决定了人经验的内容，早年的学习期只能学习思维的联想。基于“生命力”用则加强的原则，若幼年不用大脑，其思维能力必然低落。幼年同时又是生理心理成形的必经阶段，需要大量的刺激，家庭及社会对幼童过度的保护，往往损害其成长的机会。
人在自然的演进下，本与动物无异。虽然人具有更高层次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必须有更高层次的压力需求，才能一步一步养成。这样的压力其实是违反生理本能的，所以人虽然有思维的潜力，除非是必要，宁可以经验处理事情。
一旦经验不能应付，产生了痛苦、失败，在难以忍受的煎熬下，衡量得失，人才会强迫自己试着思考。这种“强迫自己思考”的能力，也就是意识强迫生化电流，在大脑网络中强行导通，故称“意志力”。意志力的特性是要能长期坚持，以抵抗身心的痛苦。
人人皆知思想的重要，也知道思想需要训练，却不知从何下手。殊不知这是自然的需求，只有在意志力被激起后，才能到达思想的境界。一般人多少都有一些记忆、联想、判断的能力，又因在人类社会上，人的价值与思想无关，故在经验层次中并不重视思想。
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常见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例证，究其原因就是人在成长后，用不用思想的关系。一般说来，思维的培养及训练，十二岁以后应立即开始。“苦其心志，空乏其身”是刺激用脑的动机之一，万万不可任孩子予取予求，得之既然容易，自然就没有用脑筋的必要了。训练时，讨论、辩论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胜负及奖惩为手段，那样会使目标偏移。
思维训练的基本要求是“意志力”，如果尚未养成，则应先培养“思维持续力”。不断起灭的电流所引起的大脑活动，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生命体的本能，也是维护大脑神经通路的一种机能，但如果不予以控制，即难产生有系统的思维。
思维持续力的训练方法之一为静坐，先练习“一念不生”，人若能一念不生，就表示能控制大脑思维的方向。另一种方法是集中思虑，以时间为单位，回想自己今天所做的事，其要旨就在于一心不乱。
有了持续能力后，就要练习水平思维，这是联想能力的锻炼。先任选一个主题，然后试着有系统地联想与主题有关的一切。要练习到随时随地对任何事物，都能随意指出其相关性，才算成功。
练习时如果不觉得累，表示游刃有余，可以进一步练习垂直思维。垂直思维是大脑的组织能力，亦可以说是系统分析能力，能对每一种联想的事物，找出其“体用因果”关系来。水平及垂直思维共享，就是有效的思维（请参阅＜智能学九论－－思维论＞）。
因为思维是大脑内部的活动，无法由外表观察得知。除非在动机的驱使下，能自动自发的思考，否则强迫式的思维训练效果不大。而动机来自环境，环境一优渥，人就丧失了机会，再如家长宠爱，孩子便依赖成习，没受过痛苦的洗礼，怎么可能激发力量？
人能力的高低未必与得失有关，却是成败的关键。不论什么能力的养成，其关键都在训练方法上。因为思维速度慢，唯有加强训练反应力（天生的能力也可藉加训练增进）才能得到较高的效率。而反应的训练必须有系统，反复地把一个动作练熟了，再练第二个。直到整个思维的过程都已成为反应了，这种思维能力才算是自己的。如果也和“胡思乱想”一样，东摸西搞不能熟练，这种能力将永远无法培养。
感官本能的利害认知，经常支配着人的行为。唯有当人具备了意志力，以意志力控制自我，思维的电场强度不断增加，才能忽视感官的影响。但是自我意识是主观的，意志力受到意识的左右，私心重者，对他人仍会造成不利的后果。
当人的认知力质变为意志力时，第一个改变的就是群居的社会观念及行为。但应该注意的是，在社会中的社会人不见得具有意识层次的境界，或许在某种情况下，略有社会意识。但是层次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人性以及人类的行为，对于每一个体在什么时候处于何种境界，则不是当前讨论的范畴。
在意识层次中，意志力的积累为量变，意志力改变为信念力，则为质变。量变的结果，意志力决定了行为的方向。人类的行为大体可分为生存与社会行为两种，前者承袭自动物的本能，以保障生命体的生存为职的。后者则与意志力有关，人本来自自然，因认知个人私心对群体的危害，特以意志违反自然，产生了社会上的各种制约观念。
社会是意识的衍生品，社会的制约来自人类“私心”的反思。然而，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使得人们有不同的诉求，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不论哪种社会制度，其最基本的核心是“自我”，在生存的需求下，“家庭”制度首先确立。在家庭制度中，“性”是因，世代交替为果，家庭的成员是体，共同的生存是用。在早期的生存水准中，年龄、性别、经验是力量主导的指针。
现代人习以为常，早已浑忘家庭的意义，只是随着生理的需求，根据社会的习俗，时候到了便成家育子，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事实上社会结构在改变，家庭的制度也随之改变。当人类无虞于种族的灭绝时，人本位的力量逐渐增强，一夫一妻制便成为主流。
接着，知识形成了力量，社会福利不断的改进，生存变成了人类的权利。人的年龄、性别、经验三者不再是个人力量的指针，家庭失去了原有的机能，宣告破产。此时所剩下的，只有人因为孤寂而对情感的憧憬，始终难以释怀。
人类最初的社会是建立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结构上，所以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家长制就是君主制，只是规模较大，关系较复杂而已。
社会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如何生产及分配社会资源。社会资源不外乎生存所需的物质与心理所需的精神。在西方由于人们对人性的了解不足，社会制度无法对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做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因此，在物质资源的处理上，形成了经济及政治制度，而在精神需求上，则独立为宗教。
中国则不然，在汉朝以前，社会制度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全部。由于先民的卜筮传统影响了思维方式，宿命论大行其道，所以家庭社会的伦理道德遂成为人民的精神支柱。及后佛教传入中国，才有标榜中土玄学的道教兴起。人类的精神依归，未必非经过宗教的过程不可，但是无可否认的，宗教确有其阶段性的功能。
然而，宗教只是理智层次的过渡，是人类追求宇宙真相的中继。在人类还没有累积足够的知识，无法解释各种未知的现象之前，不得不假设一些权宜的观念，此即宗教的由来。从人类文明史可以证明，知识与宗教的认知互为消长，同属精神的范畴。
中华文化之伟大，就在于早在几千年前，一些先知就已经跨过了宗教的迷思，直达理性的本体。《易经》和《道德经》是两个无法否认的明证，只是西风东渐，今人对传统思想蒙然不识罢了！
物质资源的问题涉及生产及分配，生产是能量变化规律应用的技术，需要的是知识与劳力。分配则触及人性的私欲，是一种权与利的交集，人无权则不能分配，分配而不得则无利益。人既然有私欲，为了多得利益，必然要争夺权利。
在任何一个社会上，不论实行任何制度，只要是由人来处理分配的问题，就不可能令人人满意。不满意的结果，就形成意志力的动机，意志力会团结一批不满的力量。于是，意志力与意志力对抗，便有了党同伐异，兵戎相见的流血革命。
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当权者谦让，执行者公正，人民明礼知义。然这些都违反人性的私欲，变成可望而不及的幻想。因为人对世事的认知全凭自我的经验，出生在艰困环境中的人，深受痛苦折磨，因之激起了意志力，从而能克制私欲。唯有这种人，在当权时不恋权势，在执行时不分亲疏，即令身为庶民，也能读书知礼。
在圣人之治下，社会公平了，天下大同了，人的经验平白如纸，动心为念，为所欲为。前文说过，人的意志力仅在极端痛苦的煎熬下才会产生，在平安快乐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坚强的意志力。缺乏了意志力，人就停留在经验层次，人人急功近利，短视媚行。掌权者至死不放，执行者无利不贪，老百姓则能争则争，可赖就赖！
这个道理老子看得最为透彻，整本《道德经》无处不是暗示这种现象。所以有人把老子当作反社会的代表，其实他只是先知，早就看透了！
《道德经》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