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袈D焉”。邓丽君之志节，在当今浊世中，犹如雪峰凌云，傲睨群伦！
但是，令我钦敬她的，却是她具有时贤所缺乏的反思精神。一个孅孅弱女子，坚持自己的信念，敢作敢为，自己错了也敢于承认，虽天下英雄豪杰，不过如此！
有一次她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提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前，她曾在香港，当时额上绑着布条，声嘶力竭地支持着北京的民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背景，各人的政治信念不过是洗脑的成功罢了！有政治野心者，专事强调人的政治立场，而我所看到的，只有人性！
邓丽君眼中含着泪，她说当时只是希望中国人民能透过这些活动，获得更多的民主自由，结果却是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她以一个艺人，亲身参与了这场震惊世界的灾难，而在语调中，没有丝毫的自鸣得意。反而是站在人性的立场，用理性的态度，带着真纯的忏悔。她的心是哀伤的，她的情是悲痛的，她低沉又略带沙哑的嗓音，诉说着：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支持太过分了，才造成了他们的不幸？”
人间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不幸，有哪一件不是肇因于人类无知的愚行？愚行导致的不幸还不算严重，因为愚行而掩饰、而欺骗，少数人的无知操控了大多数人，小事件化为大灾难，总有一天会把人间化为地狱！
人生太平凡了，平凡的解脱就是期望，“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罢了，不来也罢，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块净地可以供奉这朵青莲？
生与死的意义不正是如此吗？重视肉体的人只看得见肉体，所以有生有死。对一个重视精神的人，肉体不过是看得到的一个机构，摸得到的一堆能量。如果这个机构的能量不能对周遭的环境发挥一些影响作用，生生死死又有什么分别呢？
记得在深圳举行“聚珍整合系统”评估的时候，现场由深圳市朱副市长主持，香港派了大批记者来采访，问的却都是一些政治问题。副市长回答后，记者们找到我，问我一个从事高科技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从台湾到大陆来，甚至在六四之后还要为中国服务？
我知道他们的立场，也知道彼此很难沟通，只好敷衍一番说：
“有什么办法？你叫我到哪里去发展中文软件？”
“你不是从台湾来的吗？”有一个问。
“不，我是从美国来的。”
“那么回美国去吧，你有这种技术，哪里都可以去。”另一个说。
“有能力的人都该往国外跑？”
“当然，为什么不？”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快跑呢？”
“我们吃文字饭的，不赶快多弄几个钱，到外国去怎么办？”他说得很实在。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谁不是这样？你说说看？”他理直气壮。
“台湾香港都一样，能捞钱就捞，有钱到时候才跑得了！”另一个补充说。
我这个被访问的人，竟成了访问者，彼此聊将起来。想想也很可悲，自己的国人离心离德，宁做亡国奴也不愿做顺民。最后我问他们：
“六四闹得那样大，你们记者不怕秋后算帐吗？”
“怕有什么用？捞了钱，在国外落了脚，就不怕了。”
“那些逃不掉的人怎么办呢？”
“活该倒霉！这个世界老实人吃亏，会起哄的人才有路走！”
他这句话正是今日的写照，政客们有谁真想把社会治好？谁不是存心大捞，存心激起各种各样的对抗，然后从中得利？倒霉的小老百姓，被迷惑得真相不明，还自以为是时代的主人！等到一有风吹草动，捞够的人都跑了，剩下的人不是活该倒霉吗？
邓丽君一句话道穿了其中因果，少一分抗争，多一分和睦，悲剧可以成为喜剧。假定那些在内哗众取宠、在外开拓自己国际知名度、“捞”字顶头的达官斗士们，在身后已经安排妥当之余，而尚有一分邓小姐的良知，有天或许会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当年表演得太过火了，才造成了台湾二千万老百姓的不幸？”
五月二十九日，沉红莲的父亲沈少逸先生过世了，享年七十五岁。
沈老先生是个义人，对于这个社会而言，他默默无闻。但是他终身无为而为，在人间留下了宝贵的典范，虽千秋万世都无法抹灭。
他只是个基层警察，年轻时无家累，有升职褒奖的机会，他总让给最有需要的人。等到年纪大了，升迁也轮不到他头上。在绚烂的舞台上，他不忮不求，只是扮演清道夫的角色，保持着后台的洁净。
退休后，很多人劝他去做警卫，他总说：“我的钱够用了”。他那几百块零用钱，除了买香烟、理发外，就是每天傍晚买几个煎包给下课的孙子吃。他没有什么嗜好，除了每天一包新乐园。而且不论寒冬、炎夏、晴天、下雨，他都会躲在院子里抽烟，以免让别人感到不便。
他是透明的空气，是阳光下的荫影，人不容易感觉到他的存在。但是没有了他，人们会感觉到一股沉重的气压，少了一朵有担当的云彩。
当他看到七岁的沈红莲姐妹俩个弱小的身躯时，他义无反顾地，负担起了教养她们的责任，也散播了他无私无欲的情操。如果没有这样的父亲，沈红莲早就出国去作她的博士夫人了。如果不是她的鼎力协助，我也可能成为一个得道的高僧，步上弘一大师的后尘了。人生的机缘环环相扣，一点都没有疏漏。
有一天，沉红莲与朋友聊天，谈到另一个为人后母的朋友。
她的朋友说：
“她（指另一个朋友）真是了不起，做得连前妻的三个小孩都叫她妈妈！”
沉红莲说：
“我继父什么都没有做，我也叫他爸爸！”
“至少他抚养你啊！”
沉红莲咬文嚼字的问：
“你爸爸有没有做什么，让你觉得他本来不是你爸爸，做了以后就成了你爸爸？”
“没有！”朋友想了一想，摇摇头说。
“因为他本来就是你爸爸，还有什么要做的呢？我爸爸待我和待他的小孩一样，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费心去做爸爸的！”
《道德经》第八章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
“夫唯不争，故无尤。”
沈老先生的肉体回归到天地之间了，但他那上善若水的精神，与中国的文化合流。沈老先生谦谦的君子风范，熏育了沉红莲，汇聚了社会上无数无为的沉默大众，成为一股股清流。只要这股清流不断，黄老思想就有传人，中华文化就不会绝灭。
当今是个浊世，争的人多，让的人少，大家争利的结果，人世成为战场。幸福本是主观的认知，在天堂中，如果人人只顾自己的幸福，天堂又在哪里？就算进了地狱，一心不乱，视痛苦为理所当然，又何曾有个地狱？
人们口口声声讲求现实，有几个人了解他们讲的是什么？现实就是现实，不容任何人增减分毫，人生不外生老病死，名利也离不开荣辱得失！不幸的现实是，古今中外有谁能逃脱生老病死的威胁？又有谁的名利不是在得失互见中上下浮沉？
现实是人永远只感觉到现在，只有现在的感觉，才是现实！而人在出生后就开始走向死亡，生时得的越少，死时解脱越多。若生时所得越多，在死的那一剎，痛苦也就越大。现实是，人生的荣华富贵恰是心理的累赘，满足了一时的虚荣，却要付出无穷的代价。
上面的人讲现实，自然就有了下面的现实社会。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时报刊载，有位十二岁少女在酒廊坐台。警员临检发现了，问她为什么要来坐台，她理直气壮地说：
“赚钱！”
“赚钱那么重要？”
“当然，这个社会很现实。”
这话出自十二稚龄之口，能不令人感叹？
同日，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刊载曾大谈“有钱不是罪恶”的贵人，为了表示自己有诚有信，公开宣示他曾经说的事，只是“当时的想法”，意为“现在的想法”与“当时的想法”不同，因此无涉“诚信原则”！盖诚信之说，因人而异也！
从人性来分析，方知古今依然，良有以也。盖权势未能在握之前，闻髓不得知味，大欲未能熏心。既已黄袍加身，为社稷谋，岂得不效法前贤，杯酒释兵权？
水清无鱼，人静无声，有腐尸之处，蝇蚋始群聚而鼓噪。其鼓噪之一，是壮其声势，号召同好；其鼓噪之二，为制造舆论，影响其余；其鼓噪之三也，声雷霆而势海涛，群山响应，既有股肱之投效，又得蛮夷之撑腰，虽三皇犹愧一筹！
古往今来，多少人实为贪恋权位，而美其名为“贯彻理想”！妙的是一人为圆梦而大说梦话，百人为醉生梦死而吠声吠影，这才是倒金山，倾玉柱的征兆！
上行下效，有玩蟋蟀的主子，就有一院家奴养虫的歪风；群貉同丘，在一个吹牛拍马成习的圈圈里，也只有爬得上去，才享受得到那种飘飘然的滋味。中国人的气节从几千年起，就和地球上的臭氧层一样，在两极破了大洞不说，而且越来越薄。这也难怪，外国恩公的字典上，就没有“气节”这两个字，连翻译都难！
到了这种地步，居住在这个圈圈中的小民有何想法呢？当权者以落实“推动民主，主权在民”而夸夸其词，私下却发动御林军、东林党，大肆咆哮：
“人民不得侮辱元首！”
标榜民主的大人啊！自命为贯彻民主的伟人哟！请裁示一下民主的定义吧！既然以民为主，什么又叫元首呢？根据中文概念，“元”为始，是本，“首”指头，蛇无头不行的头。记得老总统在位时，我们也是民主国家，他不谈“元首”，他谈的是“领袖”两个字，“领”是领导，“袖”者由也，手出入之处。两者相较，显然“领袖”比“元首”要含蓄得多。
听说有一次，某单位为了改善工作环境，特别设计了一种圆领短袖的便装。这等小事，自是有了经费，便告搞定。不料，老总统看到了，说：
“这是什么衣服？成何体统？”
“报告！这是便装！”
“便装？无‘领’无‘袖’！这不是要造反吗？”
我知道的老总统相当爱民，利用他的耳目，以察民间疾苦。只是他的耳目是人，是一堆专业的马屁精，除了个人的既得利益外，其它都不关心。老先生自奉甚俭，从来不来“高尔夫”；自有一股气节，从来不自甘作践，出国作小人国元首行。
有次部下买了双新鞋，他看见了，问道：
“这双鞋多少钱？”
“报告！三毛钱。”
“你的薪水多少钱？”
“五十块钱。”
老先生一想，如果真的这样，老百姓的生活应该还不错。于是，他决定上街看看。这一来可忙坏了各级军警保防人员，专门在衡阳路布置了一个“现场”。当然，其中的内容都是那些专家希望老总统看到的“实况”。
今天呢？状况改进了多少？主权在民的大梦，在御用学者专家等的设计下，连作主的小民都成了被统战的对象。为了要封杀其它的声音，另一个现场又布置开来，反正有奶便是娘，用权势换取了各方的劝进，用钞票买来国际的支持。我们要争取！我们要奋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