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介入，责备敏姐任性，胡作妄为。
终于有一天，两人大打出手，互有瘀伤。
父亲甫下班回家，敏姐就在房中呼天抢地，哭诉母亲不在身边，竟连佣人也来欺负。阿香则泪珠涟涟，轻声细语，委屈不尽地向父亲辞职，要求返乡。
好戏连场，父亲一会儿大发雷霆，声震屋瓦，闹得鸡犬皆惊。却又立时婉颜悦色、温声细语，对阿香好言相劝。我躲在一边旁观，眼界大开，至此方知世上真有“双重人格”这回事。结果父亲不仅挽留了阿香，听说还加了薪，敏姐这时才知道大势已去。
一天，我正在车库门前玩耍，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猥猥琐琐、身材矮小的男人，他说要找“魏桂香”。我直觉地说：
“我家没有这个人。”
他犹豫了半响，从口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发信处竟是我家的地址，我抽出一看－－粉红色的信纸。我记得敏姐也有，而且最喜欢拿来炫耀。信纸上只画了一个不太写实的乌龟，我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便问他：
“你是找阿香吧？”
他点点头，于是我进屋去把阿香找了出来，阿香一见到他，几乎呆住了。
我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晚上，父亲眼睛红红的，不作一声。阿香侍候完毕，整理好行李，不声不响地走了。
敏姐预期的胜利并未到来，一家大小似乎都成了父亲的眼中钉，见谁骂谁。连从来重话都没听过一句的妹妹，也被骂得直哭。
敏姐曲意承欢，给父亲倒茶、拿水，自动地擦窗子、洗地板，破天荒地担负起所有的家务来。父亲则一时嫌茶冷了，一时又骂水太热，总之，没有一件事称心如意。
对我而言，这些算是小场面，棒子没落在身上，骂骂不关痛痒。可是，敏姐生平没有受过这么多气，常常背着人偷偷饮泣。
这种地狱一般的生活才不过半个多月，父亲的骂声沙哑了，敏姐的面庞也消瘦了。我则小小心心地，深藏在防空洞里，竖起了耳朵，连大气也不敢出。
突然有一天，阿香回来了，居然还是敏姐亲自去“迎驾”来的。阿香送了敏姐一套化妆品，送父亲一个手织的绣花枕头。家里恢复了平静，父亲不再骂人了，阿香则除了侍候父亲外，对谁都不假辞色。
老实说，我对阿香毫无恶感，甚至希望她永远留在我家，帮我化解无情的风暴。只有阿香在时，我可以向她请求买新鞋、新衣。出了问题，也可以请她代为说情。我常常听到她那带有黏性的温声柔语：
“老爷！小孩子嘛……”父亲哼了一声，笑声传来，雨过天青。
这次阿香回来，还有个附加条件，她每周只能做五天。也就是说，有两天晚上她必须回家陪她先生。每当她回家前，必定会细心地安排好一场“牌局”，然后吩咐我倒茶送水、收拾桌椅等善后事宜。
打牌有所谓的“抽头”，每次三十、五十元不等。第二天阿香来了，我再把头钱给她。如此这般，等因奉此，日子过得尚称平静。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头钱”应该是给辛苦侍候别人的人。既然工作的是我，为什么不该我得？我隐隐感觉到这种理论在我家行不通，但看看手中的四十块钱，那种诱惑力实在拒绝不了。说不定父亲不会知道，至少，我扣下一半，想来很难查出。
我只拿了二十元给阿香，过了一会，父亲一言不发，把我揍了一顿。
我知道是为了钱，壮着胆子说：
“这是我辛苦工作的钱，为什么不能拿？”
“你工作是应该的，我养你这样大，做点事也不甘愿？”父亲又打了我一棒。阿香过来把父亲拉开，说：
“老爷，不要生气了，二十元算什么嘛！”
“算什么？年纪这样小，就让他养成剥削别人的习惯，长大了还得了？这是品德及人格的问题，与钱多少毫不相干！快给我把钱拿出来。”
这种价值观是传统中国社会立身处事的标准，我知道父亲说得有理，但我从来没有零用钱，这二十元我已做了几十个难以取舍的计划。硬着头皮，我说：
“我把钱花了。”
“混帐！你不愁吃，不愁穿，还要什么钱？”
我一听到这句话，感到冤枉万分。我脱下上衣，拿给父亲，说：
“我的衣服破成了这个样子，比乞丐好不到那里，同学都笑我没爹没娘……”
那衣服破了无数个洞，都是用铁丝“缝”住的。铁丝见水就生锈，衣服上斑斑的暗红色，好似秋天的枫叶，飘了一地。
父亲见了，更是生气：
“你为什么不说？我又不是你的后父。”
“我怎么没说？每次说起，您老就骂我不爱惜衣服……”
“是呀！你看我的衣服，穿了好几年，有哪件像你这个样子？你不爱惜，就算给你买件铁的也没有用。”
我乘机又把眼镜取下，我的眼镜除了玻璃片还完整外，镜架上缠的是细铁丝，镜脚也是用粗铁丝取代的。父亲还要骂，阿香倒是眼圈红了，她说：
“这都是我不对，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小少爷穿的是这样。老爷，您也别生气了，让我来想办法吧。”
那是考高中之前的暑假，不必再穿制服。她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些救济品，总算把我的护身铁甲丢进垃圾桶中。
进了高中不久，有一天父亲回家后脸色铁青，我照例去给他换拖鞋，提皮包。父亲理都不理我，冲进屋里，与阿香谈了一会。出来后，不问青红皂白，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我莫名其妙。我还期望阿香来解围，但阿香始终在房里，没有出来。
打完了，父亲没有教训我，走了。第二天我正在做功课时，父亲又来揍我，说：
“你娘的狗东西，做功课装给我看！打死你。”
一连几个月，父亲见着我就骂，我若是开口，马上就拳下如雨。任何事都可以构成理由，甚至于不需要理由，就像冲着了太岁一般，万事不吉。打骂不说，父亲的眼中还带着一种恨毒的神色，彷佛我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令人心神俱颤。
古人曾说：“欲入人罪，何患无由”？可是总应该有个原因，比如说我做了什么天大的坏事，令父亲深痛恶绝，连向我解释都不齿。有什么事这般严重呢？我到底能做出什么坏事来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糟糕的是父亲不开口，我又不能问，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很可能我做了什么，但我却不知道是错事，更不知道后果如此严重，怎么办呢？
终日生活在恐惧中，风吹草动都令我心惊胆战。我并不是怕挨打，挨打其实是我练“气功”的良机，身体反倒越打越壮，骨头特硬。但父亲的神色让我感到自己是普天之下最不可原谅、罪该万死的恶棍，他越是不说，我越是不安。
有一天，父亲吩咐我中午请假回家，一进家门，志学已坐在客厅里。大家静静的吃完午饭，一副“山雨欲来”的情景。果然风起了，吃完饭，父亲突然对志学说：
“你带他去吧！”
“去哪里？”我忍不住问。
“去哪里？去医院！”父亲没好气地说。
“去医院干什么？”我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干什么？看病！”
“看什么病？”我越搞越胡涂，明知要挨骂，也忍不住要问。
“看什么病？神经病！”
是骂我神经病呢？还是说我有了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父亲答得斩钉截铁。
“我没有神经病呀！”我这才了解父亲的意思。
“就是因为你有神经病，所以你不知道你有神经病。”
我还能说什么？原来如此，我终于懂了！天天挨打是因为我有神经病！可是，我有神经病吗？我实在说不上来，说不定我真是有神经病，而自己不知道！满心懊恼下，默默不语的跟着志学到了台大医院。
那时的台大医院规模远不如今日，一进大门，只有左右两个挂号处。左边灯光明亮，是一般门诊，有两三个窗口，很多人在排队。右边则冷冷清清、阴阴暗暗的，只有一个小窗子，前面有人挂号，我们便排在他后面。
志学交游很广，朋友甚多。无巧不成书，这时对面走来一对夫妻，见到志学，立时亲热地打起招呼，随即关心地问道：
“怎么啦？来看病？”
志学苦笑了一下，说：
“不是我，是我这位亲戚。”
那位热心的太太看了我一眼，说：
“他身体很好呀，是什么病呢？”
志学一时语塞，连忙看看挂号窗口的牌子，我也跟着看。上面写的是：“花柳科、痲疯科、精神科”志学毫无选择，只好说：
“这个……精神科……”
我着实讨厌这位太太的啰嗦，便把眼睛一瞪，直直地望着她。她多半是被我那副精神病的症兆吓到了，忙拉着她那位不识相、还想问下去的先生，回头就走。
精神科在右侧的地下室，阴暗潮湿，里面等着看病的人无一不是稀奇古怪，有的手舞脚蹈；有的则仰首对天喃喃自语；有的龇牙裂嘴，其状可怖。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不禁怀疑自己在别人眼中是否也如此。
的确，如果一个人患了神经病，他多半不知道自己是神经病。我溜到厕所中，面对着镜子，仔细彻底地自我检查。表面上我一点都不像门诊室中的那些病人，可是当我模仿那些怪相时，自己也不禁怀疑，我和他们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分别？
志学虽然就在我身边，我却不敢问他。他只是奉命而来，难道他分得出谁有神经病吗？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有神经病，或许就可以不必上学了，父亲也会原谅我这个神经病儿子，对我好一点，也许还可以少挨些打骂。
在胡思乱想中，一位年轻的大夫叫我到一间小房中，他拿了一本涂满各种水墨、毫无规则的图画，要我说出看到什么。我看了半天，只是一团墨汁，什么都不像。但那位大夫坚持要我说，就算是胡说也行。
我觉得这个世界简直是疯了，父亲硬说我有神经病，平常又莫名其妙的打我骂我。现在碰到这个大夫，给我这本怪画，还强迫我胡说，到底是谁有神经病呢？
再一想，刚才不是想得很清楚吗？神经病又怎样？做人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还有什么好争的？你们既然要我胡说，好极了，我且胡说给你们听！
我连图都不看，脑中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说得又多又快。只可怜那位年轻的大夫，运笔如飞，连抄都来不及抄，不断地叫我说慢一点，怕遗漏了重要的线索！
说完了，如释重负，我开始相信自己的确有点神经。后来，又换了一个房间，有位年长的大夫，他坐在一盏灯的后面，把灯对准我。灯光直照着我的眼睛，我完全看不到他，就像对着一面光墙，弄得我心神不安。只听他问道：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里？”
他这一问，就像一把刀陡然刺进我灵魂的深处，是那么赤裸裸的，那么无情。伪装的面具只是纸一般薄的自我安慰，纵使小心翼翼的不去碰它，也难保能支撑多久。经他这么一戳，我再也控制不住了，立时声泪俱下。
一口气如同决了堤的长江大河，我把家中所见、所知的情形，由母亲的过世、敏姐的跋扈、阿香的传奇以及我在学校的遭遇等等，一股脑像是洪水般的倾吐出来。那道光墙彷佛是张白色的光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