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职上，民政厅较行营第四厅为高，然而中国向以人治为主，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南昌行辕是当时的权力核心，尤以第四厅在职责上最接近先总统。不论何人，要面谒先总统，必先通过此关。父亲为人耿直，不假词色，为此树敌甚多，一旦远离君侧，前途自是堪虞。
待父亲查知系杨永泰调虎离山之计时，命令已然布达，在杨氏蓄意阻挠下，父亲累次想面见先总统，禀报解释均不得逞。父亲怒不可遏，竟不自量力，愤然挂冠而去。先总统生平最忌部属之不忠，为此，在父亲之档案上批示“永不录用”。
父亲官场失意之余，遂西行游览苏杭风光，途经江苏溧阳，买了一位年方十八的贫家女汪氏为妾，并携回家乡，这位贫家女便是我的生母。
当时三妻四妾乃社会所容许的风习，父亲除了大房周氏外，还有二房桂氏。桂氏为贵州某一名门闺秀，生了三女，为宁生、汉生、雨生。父亲常年在外，大家庭中争宠夺权，时起勃溪。我的母亲无钱无势，无亲无友，地位低贱； 以致沦为仆役。
世态炎凉，为了生存，无人不设法攀龙附凤，排除异己，故而弱者永远是残酷现实的贡品。母亲受尽欺凌，唯有忍气吞声，每日以泪洗面。不久即因“呕气伤肝”，体弱操劳而罹患肺病，直到弃世，始终没有康复。
民国二十一年，母亲生一女，名峨生。在过去传统家庭中，不论妻妾，不生男儿就得不到应有之地位。此时又因父亲失去上欢，无人敢于任用。贺国光掌四川省政，多次举荐父亲，皆为先总统所拒。家人更怪罪母亲，认系不祥之祸水，境遇不堪想象。
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时，父亲为学校助教，曾担任陈诚之分队长，彼此相知甚深。民二十四年，陈诚任陆军整理处处长，特向先总统竭力担保，父亲始得出任副处长。此后数十年间，父亲始终与陈诚保持着部属及相知至友的特殊关系。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圣战开始，父亲调任第九十七军军长，并兼河北省民政厅长及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七七抗日圣战方起，我于十月呱呱落地。父亲原来期望大哥之出生得以“邦保”，战事既起； 遂将我命名为“邦复”。由于生了男孩，母亲才算在家庭中有了地位，人情冷暖之余，朋友也多了起来。
在记忆中，有许多亲友常说我呆头呆脑，尤其是母亲，她总担心我会成为白痴。原因是在我三岁时，有一个勤务兵突然良心发现，坦承受到唆使，常喂我吃朱砂。传说吃了朱砂后神智受损，人会变得痴呆。父亲知道后，为了避免家庭纠纷，训令母亲带着峨姐及我北上，到太行山军营居住，同时并邀了舅舅汪泰荣同行。
在军旅中，父亲曾着《孙子十三篇阵中笺释》，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并被选定为国军指定教材。当时在太行山战区除父亲所率之九十七军外，尚有共军朱德、刘伯承之部队。父亲自负文武全材； 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某日，竟然单骑赴共军总部，与朱德等将领辩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优劣”。
不料共军乘父亲不在，立即向国军发动奇袭。由于事出不备、变生肘腋，主帅又身陷敌营，自是溃不成军。在荒乱中，母亲被一小队卫士救走，峨姐与我则人各一头，睡在滑竿中，由竿夫抬着逃命，兵慌马乱之间，大家都失去了连系。不幸的是一颗流弹击中峨姐的左肩锁骨一侧，竿夫怕受责备，竟将我姐弟俩弃置荒郊，逃命而去。
所幸大舅汪泰荣骑着马到处找寻我们，后来在路旁一处发现了滑竿，我尚在熟睡中，峨姐则是满身是血。大舅以为她已经死了，不得已，仅将我一人带走。
峨姐乖巧可人，深得母亲疼爱，母亲坚信在菩萨保佑之下，峨姐不会死，便派人到处寻找。过了数月，居然发现峨姐为一农家所救，创口已合，但弹头深陷胸腔，再也无法取出。到九岁时，终于死于弹伤之并发症。
事件发生后，国府中央大为震怒，而共军则解释说是一场误会，为了抗日救国； 双方遂不再追究。经过这次变故，父亲深痛政治斗争之尔虞我诈，无视真相以及国家利益；灰心之余，遂向中央提出了辞呈，打算隐居山林。
同年八月，父亲改叙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但他已无心军旅，坚决请辞。时陈诚任湖北省主席，又身兼军事重责，南北转战，以致省政荒驰。陈诚力劝父亲应以国事为重，旋调父亲为湖北民政厅长，代摄主席职务。
由于祖先世代务农，兼又出身寒微，父亲深悉民间疾苦。早年虽然曾经多次担任民政厅长，但因阅历不足，且对军事及政治尚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故少有建树。这次与朱德等人讨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优劣，使他憬悟到仅仅空谈理论而不实践，再好的主义也只是动人的口号，很难让别人信服。
辛亥革命以来，整个中国分崩离析，内战连年，民困兵疲，国力斲丧。原有的势力瓦解了，新生的凝聚力则尚未成形，民族自信心早已散似落絮。主流论者常把责任推给各地的军阀，认定军阀据地自大，国家因此不能统一，三民主义遂不能实现。
所谓的“军阀”，不过是掌权的中央，对拥有军权的地方敌对势力所下的定义。政治上一向是成者为王败为寇，谁被视为军阀，就表示即将成为俎上之肉。于是乎党同伐异，便成为名正言顺的口实。千千万万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轻易地断送在无情的战火中。
实际上当时中国人的知识水准不高，兼以中国五千年来菁英式的士大夫观念已经根植人心，革命所标榜的三民主义，了解的人寥寥无几。要想让全国人民放弃自己的意识型态，团结在毫无所知的主义下，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奇闻。
二十世纪中，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民主”，且基于相反的意识型态，彼此敌视。其实“民主”是社会上中产阶级壮大后，人民知识水准齐一，而且权威力量式微后，人民自然而然产生的自主方式。
虽然双方都主张民主，但两者的着眼点背道相驰。资本主义主张资本的自由运作，从而激发人性的物欲，从事生产竞争，政治仅仅是经济的附庸，故可由人民自行决定。共产主义则认为资本易受少数资本家垄断，强调物质分配的平均性，坚持中央集权，人民仅能在一个集体力量组成的机构下，间接选举代表，以行使其权利。
由于对人性缺乏真正的认知，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人与人性的互动关系。因为人有私心，主义只是一种工具，只要有利于己，利益既得者可以任意阐释之。换句话说，主义不过是一种糖衣，里面可以包里任何药品。不论拥护也好，反对也好，说穿了，人人着眼于私利，不过有先来后到、能力高低之分而已。
资本主义放任人性，漫无止尽地追求物欲，很能满足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则控制人性，抱着平均分配的理想，颇受能力不足的社会大众支持，但是却因对知识分子的疑虑及受到知识分子的排斥，而失去了他们的服务，以致物质生产的水准低落。
刚巧，二十世纪的知识爆炸，一举赋与了知识分子无以伦比的生产力量。当资本主义日新月异，将新世界的生产力推向新的高峰时，共产主义却仍然停顿在原始的环境中。如果这两大阵营永远没有交集，倒也可以各行其是。但是，时代在改变，媒体传播成为人民认知的窗户，共产主义的控制方式，立刻在媒体的诊断下，成为举世审视的交点。
民主的滥觞，缘因欧洲历经千余年的宗教统治，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率先启发了人们的省思。到了十七世纪，知识崛起，理性抬头。十九世纪，地下贮存的巨大的能源被发现了，工业革命成为主流。这一来，中产阶级如雨后春笋，在欧洲应运而生，新的贵族登上时代的舞台。
欧洲的封建制度建立在社会阶级上，除了封建贵族，一般人民有如奴隶，无法获得教育机会。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力，造就了大量的中产阶级。他们虽然主控了经济，但在贵族杯葛下，仍然不具有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没有政治主权。
十七世纪的英国人洛克，首先喊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接着，法国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青年卢梭，厌弃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根据“自由平等”的观念，写了一本《民约论》，提倡民主制度，掀起了新时代的序幕。
实际上，从欧洲民主思潮的兴起到当今的民主政治的成型，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变化过程。欧洲民主风潮蔓延后，传统的力量式微，与新兴势力之间不时爆发战争。难民们纷纷飘洋渡海，移居到尚未开发的北美洲，由于新大陆地大物博，移民得以无限制的自由发展。反传统、反菁英、唯我独尊的自主思想，本是移民离乡背井所追求的梦想，遂形成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到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遍欧洲，美国不仅未受波及，反而渔翁得利，收容了无数顶尖的欧洲科学家。加以幅员广大、物产丰饶，军火、民生工业应运而生。是以在两次惨烈的欧战之后，一跃而成为超级强国。
既得利益者为了永保所得，最好的方法便是独占。美国真正的利益是经济，经济利益来自资源、生产技术与贸易。要独占就必须防止竞争对手的壮大，最好对方永远积弱不振，方得予取予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再应用各种手段分化或颠覆其它国家，且全力推行民主政体、人权外交，其中原委，思之即明。
强行将一种现成的社会制度，移植到水土不服的异地，在历史记录中，除非是亡其国灭其种，还没有成功的前例。没有智能的人往往喜欢幻想，看到有钱人挥霍无度，以为只要学习其生活方式，就是迈向富足的不二法门。事实证明强行改革惯性极深的社会传统，其结果必然是动乱、冲突，结果付出代价的总是无辜的民众。
民主的根本在于人民的自觉，而自觉需要有客观的条件。起码人民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准、独立谋生的技能与充分的就业机会，才不致受到金权、政客的诱惑及愚弄。此外传播媒体、职业军人必须中立，以免社会大众受到欺骗及操纵。更重要的是有完善的法规，有守法的社会大众，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繁荣、稳定的民主社会。
这些奢侈的客观条件，对挣扎于生死存亡边际的第三世界而言，正是他们努力奋斗的理想。为了理想的实现，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但是本末不可倒置，绝非先实行民主，知识及力量便随之而来。不幸，无知的人无法分清什么是必要的手段，什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民主制度的精髓是不论贤愚是非； 无所谓尊师重道，更免谈什么讲信修睦。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见解凌越真理，自我就是宇宙的中心。而维持这个制度的手段，是各种利益团体把票源视为禁脔，各自包装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的选票交换。最后，一张一张的选票累积起来，就此决定了国家社会的命运。
时代是人生活的大环境，个人是环境的一部分，风起云涌，花落花开，无一不是息息相关。人因应环境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意识，个人的意识又支配着个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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