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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悲剧，就是在时代压力与传统价值观两者的冲突下形成的。我的父亲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前半段，他看清了政治的真面目，却没有能力脱离苦海。我个人则又承袭了他的无奈，继续挣扎在另一个崭新的时代战场上。
因为有了父亲的前车之鉴，我完全放弃了对政治的任何幻想，从而立志探索，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实的方向。我所看到的，是人类更大的灾难，中国不过是险滩中的一个礁石，而河水已经泛滥，人类文明面临崩溃的边缘。父亲没能为苦难的中国尽到多少力量，我也对当前的危机束手无策，因为，人性如同脱了缰的野马，整个世界已经濒临疯狂。
所幸，在我们传统文化的洗礼下，我走上了自己该走的道路，看透了事物的因果。最后终能全身而退，所以才能陈述这一段因果。
国民政府在革命成功之后，打着民主的旗号，却用违反民主的理念，要以武力统一全国。可是，“民主”如何统一呢？政治意见一致？利益权力相同？还是在万众同心之下，理所当然地捧出一个真皇帝、假总统？
各省要求“联省自治”，而中央则坚决反对。于是地方群起反抗，结果是生民涂炭，二十多年之中，年年内乱不已。
父亲并没有看到这些因果，他是革命的忠实信徒，只是他却在其它“同志”们没有觉醒之前，就认定与其仅用武力征服异己，不如以“王道”化之。在他的观念中，新时代的王道，就是“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
陈诚也有相同的观感，在父亲的协助下，在湖北省首先揭橥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其中包括民生主义新经济政策、计划教育以及二五减租等。不幸的是日军节节进逼，新政虽然略见成效，却无法彻底实施。直到大陆易帜，陈诚主持台湾省政，再起用湖北原有干部，重订“三七五减租”政策，因而奠定了台湾小康的局面。
那段期间，我们母子寄居在鄂西建始县景阳河乡下。那里有一片峡谷平原，中间是条细长而清澈的河流，鹅卵石的缝隙间，游鱼清澈可数。入春，原野满眼新绿，秋至，则是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放眼向四外延伸，远处可见由平地拔起的陡峭悬崖耸入云际，横亘在天边。我片片断断的记忆，就像甫出土的嫩苗，领受着大自然的洗礼。在这个阳光照耀的山麓间绵延凝聚，日渐串连成形。
母亲的肺病已进入第三期，时常咳血，八岁的峨姐负起了照料我的责任。我对她有印象大约是三岁多，我常对她挥以小拳，但她总是微微的笑着。她越不在意，我越是生气，打得也更凶，不到她叫痛不止。
人生的悲哀就在此，身边美好的事物，我们总认为是理所当然而不知珍惜。一旦成为昨日黄花了，美好的记忆才无休无止地萦回脑际，不断地啃囓着心灵，于是痛苦烦恼纷至沓来。然而，时间彷佛一道道锈蚀的重门，过去的已经紧闭，未来的尚未开启。徘徊其间的人们，永生只能在隐密的缝隙中，吮吸那点点滴滴。
因为母亲的病情，峨姐自然而然取代了慈母的地位，她对我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只惜人在幼年不通事理，纵使沐浴在和煦的微风里，也不知春日的可贵，反而在她的宠爱下，筑起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小王国。
不知什么时候起，她得了白喉，那好象是一种很可怕的病。有一天，母亲带我到一间极大的房子，那里有张小床，上面躺着峨姐。她见到我，没有说话，只拿了两个又大又红的橘子给我。我一见到橘子就忙着吃，以后的事一概都不记得了。
下一幅景象，是在一个小山丘旁，母亲伏在土堆上痛哭，我在泥土中找到一只透红的小蜘蛛，正打算把它掐死，母亲突然说：
“那是姐姐的化身，不要碰它！”
我不记得母亲还说了什么，只是搞不清，为什么峨姐化成了小小的蜘蛛？我眼见那蜘蛛消失在泥土中，自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已变成蜘蛛的峨姐。而且，在我尝到了人世艰辛、真正懂事以前，也从来没有认真地想念过她。
多么不幸的人啊！人永远只能在时光流逝之后，才领会得到生命的宝贵。也只有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亲人，撒手离开我们而去，平安、欢乐化为乌有后，人才知道什么是空虚、孤独。亲情就像温煦的冬阳，若有似无地，淡淡而又持续地，给我们提供了生存的保障，让我们得免于严寒的侵袭。
峨姐曾是我的褓母，我的朋友，我遮风蔽雨的护身所。每当我做错了事，惹了祸，挺身而出，代我受责的是她。每当我无理的要求，在父母拒绝之后，让我出气泄愤、饱以小拳的，也是她。
母亲长年卧病在床，在受尽了人间的磨难后，还要承受父亲在日益恶化的国事、家事中，所爆发的戾气。母亲的抱怨与泪水，有如长江黄河的滚滚浊流，包罗了千古以来所有炎黄子孙的苦痛与灾难。母亲没有地方倾诉，最后都一股脑地倾倒在峨姐小小的心灵中。我还记得，峨姐总是默默的听着，似解非解地微笑着，在平静中吞没了涛天的骇浪。
直到我历经艰险，航行到了风平浪尽的虚无大海时，这才又想起了峨姐。同时也真正地领悟到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即使仅仅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幼童，她那平静的心灵却已包容了万有，与天地同寿。
在我记忆中，还有一幅鲜明的景象，四周是一片枯黄的稻田，我走在田埂上，后面跟着一位奶妈，我一直盘算着想吃她的奶，却又难以启口。突然间，她说话了：
“小少爷，要不要吃奶？”
正是做贼心虚，怎么被她看穿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往前逃去。待我回头看时，她正将雪白的大奶子掏出，颤巍巍地对着稻田，挤出一道道诱人的乳箭。后来我对女性的胸部充满了憧憬，除了受到造物者的播弄外，也有部分是基于当时的印象。
接下来的缕缕记忆，隐约是在一所医院中，一个高高的圆顶白纱大蚊帐，像是一座小山似地横亘面前，母亲指着蚊帐对我说：
“来看看你妹妹！”
我并没有去看，因为我不了解蚊帐与妹妹的关系，但我对医院光可鉴人的地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刻在地上找到了一根绣花针。母亲见了，一把抢过去，仔细地别在蚊帐上，口中念念有词。别好后，她对我说：
“你妹妹很尖，你要小心点！”
一直到现在，这些琐事还深深烙印在我心中，不仅因为我曾经被各种迷信影响过，也有感于人的成见，竟然会建立在一些毫无基础的偶然事件上。可是我们兄妹之间，基于我个人特殊的情况，在成年之后，彼此很少来往。
根据立妹的生日，这段记忆应该是在我四岁之前，自此以后，掠影逐渐串连起来，一幅一幅的画面，清晰而明确。可能是由于幼年时的不幸遭遇，使我经常逃遁在过去的岁月里，以致能保持其鲜明度。姑不论是什么原因，至少我能意识到，自己这一生的经历似乎与他人不大一样。我童年时期相当孤独，只能尽量利用回忆，不断地整理、分析，并且研究、检讨。我充分应用了自己生活中宝贵的资源，使我得以认清自己。
另外还有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深远，那是我最早期的“思维”痕迹。峨姐死后，母亲为了“暖脚”，要我与她同睡。而我浑身是劲，连睡梦中也在奔跑，母亲实在消受不了，便把我的双脚绑起来。
那时乡间常有土匪出没，而我一入梦，就会碰到土匪，人人都逃走了，偏偏我无论如何用力，总是动弹不得。有时我还可以用双手爬行，但每爬到门口，那高约尺许的门槛，就令我有咫尺天涯之感。那种恐怖、无奈以及绝望的感受，多年之后仍萦绕心际。
这种梦不断地重复，害得我胆小如鼠，白天怕土匪，晚上则怕上床睡觉。直到有一次，梦境实在吓人，我忍不住撒了一床的尿，于是母亲再也不准我与她同床了。
自后不再梦到土匪，但尿床的恐惧却又接踵而至，我愈害怕，梦中小便愈急。妙的是我明知身在梦中，也不断地提醒自己，千万要找个厕所，不要尿在床上。千篇一律地，最后总是在找到厕所后，心中还在犹豫，下身即感到一阵温暖，已是覆水难收了。
家人天天耻笑我，这种羞惭远比梦到土匪的恐惧还要糟糕，我开始“想”办法，包括用身体把尿煨干；给自己包上“自制尿布”；甚至把床偷偷挖个小洞，下接尿壶……但是不论如何掩饰，却没有一次骗得过别人的法眼。
直到九岁那年，有人教了母亲一个偏方，用猪膀胱熬汤给我喝。不知道是不是那种骚味远比挨打、挨骂还要可怕，总之，居然喝了一次就奏效了。但因为尿床的余悸犹存，我始终不愿到亲友家做客，尤其是绝对不肯过夜。
幼儿园也与我无缘，有次佣人把我送到一个地方，里面团团地坐着一圈小朋友。每人胸前兜着白色的围巾，正在拍手唱歌。佣人丢下我走了，老师把我拉到座位上，我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只觉得一切好陌生，动都不敢动。不巧小便告急，我更是紧张得傻了，不知不觉竟尿了一地。发生这件事之后，只要听说是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方法，我宁愿挨打，死也不肯再出家门一步。
六岁时进小学一年级，这时二娘也到建始来了，三个姐姐都与我同学。我当时实在不懂，雨生姐姐竟变成“男生”了，改名邦男，一定要我叫她哥哥。但是在学校里，她老跟女生玩在一起。由于父亲官大，二娘又有钱，很怕出事，所以派了个卫士，腰间挂着“盒子炮”，亦步亦趋的保护着。
同学们好奇不已，后来发现我是她的弟弟，特来问我，我说：“她是我姐姐，我叫她哥哥。”这话一传开，我被母亲狠打了一顿，以后我们两家就很少来往。
我们的邻居是建始的顾乡长，他们一家三代同堂，人口众多，老奶奶特别喜欢我，我也就恃宠而骄。他们有很多果园，四季都有水果收成。他们家最令我感到兴趣的地方，是贮存橘子的仓库。我向老奶奶磨菇，要到了仓库的钥匙，然后就整天睡在橘子堆中，吃得不亦乐乎。橘子有酸有甜，有的多汁，有的干涩。因为怕酸，从经验中我学会了分辨的方法，一摸皮就能断定内容，百拿百中。
不久，麻烦来了，吃了上千个橘子，胃酸过多，后来饱受其苦，得不偿失。
民国三十二年，父亲调任鄂西行辕主任，我们便搬到恩施去。离开了景阳河； 坐上滑竿，眼见那天天看到的峭壁越来越高，青黜黜的直插上云里。本来走得很轻松的竿夫们，突然慢了步伐，领头的一哼一吼地唱起了山歌，跟在后面的，则一声一声地应和。
他们都穿著草鞋，重重地踏在湿漉漉的青石板阶梯上，山壁也回声应响。由大人的神色中，我知道事非寻常，乖乖地握紧了把手，仔细观看。
先还看得到远处的景阳河，渐渐云气弥漫，除了前面滑竿蒙眬的影子外，只有右侧长满苔藓的巨石，倒挂着串串水珠。幸而有竿夫们前后相应的歌声，使我感觉到还在人间，否则真像一场茫茫无止的恶梦，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以往在梦中的恐惧是无助的，我并没有真正看到我所逃避的土匪，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