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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梦中的恐惧是无助的，我并没有真正看到我所逃避的土匪，只是手足无力；动弹不得。现在身临其境，虽然也感染了一分不知名的惊悸，但手脚全在自己控制之下，心里虽然怕，胆子却很大。
这样一直向上逐步地走着，天气越来越冷，我们里着毯子犹自发抖，竿夫们却披着破絮般的衣衫，一个个头上冒着淡淡的白烟，不一刻就与雾气融为一体。
最令我迷惑的，是那些伸手可及、而又抓不住摸不着的云雾。它们蒙蒙眬眬地环绕在身边，是那样地潇洒，那样地轻柔，它把我身边的景物都美化了。阴暗又狰狞的巨石，披上了半透明的细纱，幻化为神秘脱俗、若隐若现的仙山灵境。更有那透体清凉、沁人发肤的感受，完全超出了日常的经验。
我完全遁入到另一个时空中，那种印象虚而不实、鲜明又强烈，常常导引着我忽视现实、向往玄秘，并伏下了日后我迷恋神怪小说的因子。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到了崖顶。立时，天清气朗，起伏不止的丘陵，向天边绵延无尽。回望来处，是一条沿着石壁直下千仞、云雾隐约的小道。竿夫们如释重负，一个个古朴的面容上，展开了彷佛被长年风霜刻蚀出的笑颜。他们立刻摆好香案，祷祝天地。原来这段山路名为“鬼见愁”，一个不小心，人就会失足深崖，粉身碎骨。
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心肠慈悲，记得她不止一次向父亲提起，希望政府给他们修一条路，每一次父亲总不耐烦地说：
“唉！你们女人家懂什么？比他们更苦的人多的是！”
那时我才六岁，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高大、披着深色风衣的影子。他没有一般人初见我时的亲切和蔼，也没有别人父亲的那种热情。陌生加上惧怕，我躲在母亲背后，不顾她的呼唤，就是不肯出来。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由于对儿子的期许高，作父亲的必须摆出严峻的姿态。所谓“玉不琢，不成器”，男人是社会、家庭的中坚份子，一定要坚强，经得住考验。父亲对我的第一个印象显然不好，我也对他深具畏心。
由这次见面起，我们一直跟着父亲，随着时局的变化，奔波连年，迁徙无定。父亲开始对我施以严酷无情的教育，幼年自由的岁月从此消逝无踪。为了逃避，我常常躲在回忆中，使得现实与虚幻永远交织成为一体，形成另一个天地。
父亲难得对我展露笑容，也从未表示赞许，不论做什么，不好当然要受责罚，好则更待改进。无尽的督促，无情的鞭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似乎要将整个苦难中国的重担都加到我的肩上，他所有的失望、不满，都化成了对我的寄望。
抗日战争惨烈异常，国事一天一天恶化，他的神色也一天比一天更为沉重。在我记忆所及，他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他做事的要求很高，而且就事论事，言出如山，绝不假以辞色。不知是谁说过，我父亲一生的遭遇，就是他刚愎个性的写照。现在想来，我们这古老的中国，文化思维已然定型，在今昔世态的变迁中，又何尝不然？
常有人说，父子、夫妻之间经常呈现出互补的关系，正因为优点与缺点不是绝对的，所以当人不满于一个角度上所见时，他经常会改换另一种方式，以资弥补。我曾力求避免跟随父亲的轨迹，但那只是外表的行为，内心深处，处处都是他的影子。
人在启蒙时期，心智一片空明，这时环境的影响奠定了个人意识的基础。在一个一丝不苟，崇法尚礼的家庭中，远在产生自我意愿之前，是非善恶的准则已然深植。成长之后，只不过是因袭过去的意识，以资因应当前的环境罢了。
我继承了父亲的血统，更承受了父亲的人生理念，所不同的只是环境变化所得到的讯息。父亲所经历的是一个国家的战乱，而我所见到的，则是中华文化的衰微及整个人类的兴亡。当人已经养成了负责任的意识型态时，一旦看到事件的真相，责任就自动压上肩膀。这时已经不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尽心尽力去实现了。
父亲也有他温柔的一面，妹妹立立是全家人欢乐的中心。记得在她四岁那年，不知是谁教她，在一个全家团聚的当儿，她说：
“我是爸爸的心肝，舅舅的宝贝，妈妈的肉。”
她说时撒着娇，依偎在父亲怀中，剎时，人人欢畅大乐。父亲搂着、亲着她，笑得嘴都合不拢，却只差一点没把我气昏。一股嫉妒之情油然而生，这种肉麻的话，她怎么讲得出来？父亲也居然听得进去？
她是开心果，我却是眼中钉，这种相去天渊的待遇，导致了我对她的偏见。我也曾东施效颦，用些手段争取父母的宠爱，却只看到父亲铁青的脸。究竟是为什么呢？每当我受到委屈时，这些情景就浮现眼前，自怜自艾，由不得悲从中来。
民三十三年，日寇大举进逼，在血战之后，鄂中易守。我们全家撤至重庆，父亲调任军法总监部副总监，兼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训练委员会操场的一端就是我们的宿舍，只要父亲一上班，操场上立刻冒出十多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小朋友，玩起“官兵捉强盗”来，喧哗吵闹之声，往往要劳动警卫叔叔前来才能制止。
不久，父亲发现“强盗头头”竟然是我，大为震怒。可是打、骂都发生不了作用，我只怕罚站或罚坐，但也只有在父亲亲自坐镇之下，才感到害怕。我血管里似乎有无数只小虫，如果不许我动； 小虫就浑身乱爬，令我又酸又痒，难以忍受。
只是父亲公务繁重，他前脚一走，我后脚就跟着开溜。最后父亲只好把我锁起来，群龙无首，训练委员会才又恢复了平静。后来我常听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这个娃，我真拿他没办法，怎么打、怎么骂都不管用，拿绳子把他拴起来，他可以跟绳子玩上一天！”
然而，母亲却有一套非常有效的方法，她先灌输了一些忠、孝、节、义的观念，再加上一些栩栩如生的神话故事，令我不得不对冥冥中的秩序感到由衷的敬畏。
她一再强调，人的“头上三尺有神明”，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神明都有详尽的记录。在人间有人间的法律制度，神明无意干涉。但是当人死了以后，就要回到神明面前，这时阎王爷就会率领判官小鬼，把人在世间的所行所为，一一提出来检讨。神明的因果爽然，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若是大奸大恶，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在母亲的教诲中，我依稀看到了阎王与小鬼狰狞的模样，还有那油锅刀山，森森的白骨。神明这种力量显然比父亲的棍棒更可怕，我逃得了父亲的监视，却摆不掉头顶上的良知。因此，尽管我很调皮，却始终不敢沾惹母亲所说的坏事。
母亲还有一些绝招，就是在必须管制我的时候，她会杜撰或利用传统中一些故事来转移我的注意力，这样远比打骂更有效率。比如说，夏天的晚上，我们全家常到院中纳凉。为了避免我问东问西，母亲会叫我去找萤火虫做萤光灯；再不然就叫我守着天上的流星，在看到流星消逝之前，一方面要用绳子打一个活结，好把流星的精灵系住； 同时要默默的许愿。这样，那个精灵便会帮助我使愿望实现。
说来容易，可是我从来没有做到过。有时结打成了，忘了许愿；有时愿虽许了，绳结却没有打成。总之，我的心中嵌满了无数晶莹如同碎钻似的星星，锲而不舍地遁入无尽的遥空，追寻又追寻，捕捉又捕捉。每当我上天入地胡思乱想之际，人间便少了个捣蛋小鬼，一家人才能安安静静地渡过一个惬意的夏夜。
在中国，每年的除夕总是要全家团圆，欢聚一堂。为了珍惜这难得的良机，人人都要守岁，得熬到子时以后才能睡觉。对我而言，白天已玩得疲累不堪了，一旦要守岁，可就难如登天，大人叽叽喳喳的谈话声，此时都化成了蒙蒙的催眠曲，听来软软绵绵。我昏昏欲睡，简直连一分钟都熬不过去。
母亲告诉我，大家守岁的目的，是要等着看“老鼠嫁新娘”，每年仅此一次，睡着了就错过了机会，必须再等上一年。
老鼠嫁新娘？那一定有个小小的花轿，小小的鼓乐队，小小的新郎倌，只是不知道小小新娘子长什么模样？想着想着，不觉精神大振，目不转瞬地，直瞪着任何老鼠可能出现的地方，其它什么都顾不得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老鼠新娘，不过，那只能怪自己，因为看不了多久，不由自主地，我总是到梦乡去追寻了。
常有人说，中国民间流传着太多迷信，而且溶入生活教育当中，扼杀了自由思考的精神。母亲对我的影响极深，照理我应该是受害最重者之一。然而结果却是相反，要谈观念，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人比我的想法更自由。
西方很重视儿童教育，极力鼓励儿童发挥幻想，所以才有安徒生、格林等童话以及伊索寓言等小品。为什么外国的童话就不是迷信呢？没有能力洞悉真相的人，往往喜欢大发谬论，经常找些理由怪罪环境，责备他人！
由幼年至成长，人的认知必然要经过各种心灵的激荡。认知有对有错，有是有非，也唯有在对错是非中印证比较，外界的讯息才能在自己心中发芽生根。家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环，父母的智能与训诲，是个人人格形成的根基。
我很珍惜这些过去的“迷信”，那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所累积的教育方式。不仅把做人做事的哲理溶入了生活行为，达到了管教的目的，也唤起了幼儿的遐思。甚至于在我年纪渐长，对世事有更明确的认知时，还能由此找到自己思维的痕迹。
我就读于“交通小学”，学校附近停着不少军车，有位同学发现军车的车尾有盏红灯，常常自动闪光。有人说里面有颗夜明珠，大家用石头将车灯逐一打破，哪知里面除了一片外表平滑内呈棱形的红玻璃外，连个灯泡都没有。这个问题曾困惑了我多年，也使得我对光亮、透明的东西特别感到兴趣，连带养成了好奇的动机。
重庆市本是夹在长江与嘉陵江间的一座小山，因拜两江交通便利之赐，在汉朝以前便是货物的集散地。由于四川四面环山，四条河流从正中划过，水气旺盛，全年多雾，尤其重庆为最，所以又称做雾都。
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很像一块流动的黄色软玉，旁边镶配着一片透明的绿宝石。长江是壮阔的，浊流滚滚，日夜呼啸，而嘉陵江则温柔而含情脉脉地依依伴随在侧。两江水乳交融，任凭无限旖旎风光随波而去。
我家正临嘉陵江畔的上方，从高处向下远眺，一条宁静、清澈飘流的碧玉锦带，蜿蜒在青翠的峡谷之中。一逢假日，住在附近的同学就三五成群地爬下斜坡，脱去鞋袜，到浅石堆栈的河岸边埋头寻宝。因为同学中盛传有些石头是船变的，而且变得很小，如果找到了，我们便可以乘坐小船，到小人国世界去。
寻找中，经常会传来阵阵欢呼声，大伙便不由自主地蜂拥过去，总有人穿凿附会地说那块石头是军舰，甚至于有人认为是飞机，我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我只捡些漂亮可爱的小石头自我欣赏，也因此无法成为大众歆羡的对象。
每次由河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