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奋斗、磨练，作出了很多令人侧目的事情，习惯成为自然。自此以后，在我应该采取行动时，没有犹豫，没有罣碍，坚决果断，想妥就做。
我被视为怪物好象是理所当然的，但我总认为别人的习惯才令人不可思议。比如说，同学们一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
“吃过饭没有？”
我一听就大惑不解，这算是“问候”呢，还是“关怀”？如是问候，在过去中国人受苦受难的时代，这话颇有轻视的意味。而今更是不通，还有谁“没饭吃”呢？这必然是关怀的意思才对。既然是关怀，就应该有适当的反应，所以，我常回答：
“没有！”事实上也经常如此。
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没吃饭而慷慨解囊，请我饱餐一顿！
人们还是同样地问我：
“吃过饭没有？”
我只好再加一句：
“没有，你是不是要请我吃一顿？”
结果，换来白眼一餐，谁都认为我不识相。
有次，一个同学好心告诉我说：
“中国人说吃过饭没有，是打招呼的意思，别太认真了！”
于是，为了与他打招呼，一见到他，我就喊声：
“早！”既简单又明了，而且是由英语“早安”简化所得。
反正是打招呼，养成了习惯，一见人就脱口而出。不必思索或是查看时间，就是三更半夜，也是一声“早”！
这位朋友看我呆得可怜，又来对我说：
“老朱，你这样会被别人笑话，怎么可以在晚上说‘早’呢？”
“打个招呼嘛！何必认真呢？”
暑期青年自强活动，我报名参加开筑横贯公路的工程，参加的唯一原因是想赚点零用钱。那时我实在太穷了，穷得自己都难以置信。有同学指给我一条明路，就是申请工读助学金，每个月至少有三、四百块钱的补助。
申请后适逢训导主任到阳明山开会，他见到我父亲，就好心地去表达敬意，说我的工读核准了。父亲一听，大惑不解，为什么他的儿子还需要“半工半读”？于是下达命令，叫训导主任对我严加管教，要我全心读书，不许做工！
我向父亲解释，参加自强活动是正经事，而且参加的是山地训练，可以锻练身体，父亲便欣然同意了。我们一共有十六个小队，每队九人，从雾社出发，一路攀山越岭，走到工地，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我带了一大瓶薄荷油，每当走得肌肉酸痛，就浑身上下涂上厚厚的一层。那种又凉又辣的感觉，不仅能减轻酸痛，而且意外地得到了驱虫的效果。
我们的任务是每队挖一百公尺的路基，除了每天三十块的薪水外，超过进度的还有奖金，比薪金多了几倍。参加这种活动的，大半都是抱着来露营的心理，没有几个人真正介意那一点工资。我们队上却不然，因为我第一天就公开宣布，我是为了赚钱而来，立刻就有人响应。开会讨论的结果，大家都同意要拚就得拚一笔奖金。
除了我以外，队上还有两位也是存心赚钱来的，我们三个不管别人，整天拚命的做。最初，大伙还存心观望，一时说手酸，一时说肚痛。但是几天下来，我们三个人就已经挖出了差不多十公尺的坡道。
大家都看到了希望，立刻抖擞精神、全力以赴。我每挖一锄头，心里就想着，又挖了一分钱。照我们目前的进度，一个月下来，绝对可以挖一百公尺，每个人起码可以得到四千多块，相当于家里给我的两年费用。
最后，我们挖了近七十公尺，得了第一，比第其它各队平均多了几倍，照我们估计，应该可以拿到将近四千块。但是领队说上面临时决定把奖金取消，因为我们的成绩太好了，若发奖金各队相差太远，这种活动的目的在教育而不在赚钱，所以决定把奖金平均分给各队，以示公平。
我永远和这些人的看法不一样，假如这种活动真是为了教育，教育能够失信于人吗？钱不重要，但是政府的公信力呢？一个人的无知可以原谅，一群人的无知就是愚昧。由愚昧的人负责处理众人之事，有免于颟顸、无能的可能吗？
人对自己的利害都看得非常清楚，立场分明，无不言之成理。处理众人之事，就应该采取公利的立场。如果不知公利之立场为何，则举止失据、动辄得咎，怎不导致社会的乱象丛生呢？
虽然不满意，我也拿到了一千二百多块钱。一回到雾社，口袋中的钱就开始不安分起来，见到什么都想买。忍了又忍，突然看到一家店中卖的“世界强”球鞋（当时的名牌，我一直可望而不可穿）！问问价钱，每双二十五块，我一口气买了四双！没想到因为很少打球，新球鞋一直高挂到大学毕业。
这时是大二上学期，我钻出了茧壳，摆脱了自缚的烦恼，开始探索这崭新的人生。结果发现自己很孤独，想法与做法都与众不同，而我又坚持己见，常常与人争辩不休。
有位高年级的同学，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一直劝我去他们的教堂听经，当时我认为宗教信仰就是迷信，我曾受过迷信之害，自然不愿意去。
那位同学则坚持认定基督教是“科学”的，圣经就是真理，为了印证，他特别拿了本圣经给我看。我们相互约定，如果圣经真如他所言，我立刻皈依耶稣。
我由创世纪看起，越看越不能接受，比如说，在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了该隐等三个儿子，他们又结婚生子，可是他们的妻子从何而来？既然谈的是人种起源，就不能忽略当时的任何一个人，难道都是上帝用肋骨造出来的？那么又造到何时为止呢？此外，在我的观念中，上帝应是全能的，万能的，那么祂“按照自己模样”所创造的子民，应该百分之一百符合祂的要求才是。
比如有一位工程师，他所设计的作品品质，绝对与他所具备的能力成正比。同理，我们判断工程师是否有能力，只要看看他的作品就知道了。如果把上帝比做工程师，在旧约中，祂一再对其恶劣的子民大发雷霆，放天火、起洪水，把祂的子民一次又一次的消灭。然而品质管制一直未见改善，最后还要劳动祂的儿子下世，表演了一些神迹。而祂所亲手捏塑的子民仍然顽劣如故，只有期待最后的审判，把那些品管失败的子民打入地狱。这些责任究竟该谁承担呢？是“作品自己”吗？
当然那位同学有他的理由，他说不能用理智去思考，要先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些前提，也就是说：“真理”是不允许怀疑的，必须先接受、相信，以后自然就没有怀疑了，既然没有怀疑，那不是“真理”又是什么？
这种逻辑辩证令我啼笑皆非，我问他，所有不信主的人都将被打入地狱，为了怕入地狱而信主的人，是不是就能升天堂呢？他说是的。我再问，进了天堂以后，漫长的永生，人们做些什么？他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恐惧烦恼。
这个理想世界只有一点不妥，我如果爱上一个人，而她并不爱我，该怎么办？他截金截铁地说，不可能，因为天堂上人人有爱心，人人爱人人。我又胡涂了，人人爱人人，人受得了吗？至少我个人就会为情所困，难以自处。他说，只要相信主就不会有嫉妒心，这样当然也说得通，只是有点细节难办。我向他提出一个假设，假定我和他同时爱着一个女孩子，而我希望与她单独在一起……他打断我，说这种假设不成立，因为他说过，前提是人人必须爱人人，所谓人人就不是某一个人。
他的口才不错，只是这种理想完全脱离现实，怎么可能人人都爱呢？如果我不信主，信主的人会爱我吗？他不作肯定的答复，只说，不信主的人不可能上天堂。
我这才发觉，他所说的道理竟然是一种精妙的逻辑陷阱。因为前提假设得很清楚：“信主者升天堂”，也就是说凡是升天堂者，都是信主的人。再推理下去，信主的人就是接受主的指导和规范的人。既然人已经决定将一切交托给主，而天堂中一切都是主的意旨，人也就达到其目的了。
既然是逻辑，就没有什么玄机了，而且以象征的方法分析，前述语句中，“天堂”可以用“ＸＸ”来代替，“主”也可以用“Ｙ”为例，其结论仍然一样。难怪西方的宗教都利用这种逻辑观，其内涵相去不远，只是采用的名称各不相同而已。
最后，我也利用他的逻辑反问他。既然前面曾说过，“怕下地狱”而信主的人可以升天堂，如果这个人已经到了天堂，就不再怕被打入地狱了。其信主的原始动机已经消失，万一他不再信主了，还可以留在天堂吗？再假定说他永远“怕下地狱”，那么天堂里不是同样还有“恐惧烦恼”吗？
他不再来找我了，他认为我是魔鬼的化身。
西风东渐，同学们信主的似乎很多，至少都被我碰上了。
农化系有位女同学，一张圆圆的小脸，因眉心当中有颗红痣，大家都叫她“菩萨”。她和班上的几位女同学同住一个寝室，女同学中有位叫“阿群”，一位叫“小邱”的，都是“昆仑山下”的编辑委员。她们常谈起我，认为我什么都懂，只是人很怪异，并给我取了个外号：朱博士。
谈多了，渐渐地引起了菩萨的好奇心，她有点不信，认为阿群言过其实，天下怎么会有这等怪物？菩萨是由台北一女中保送来的，功课成绩全校第一，她博学多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生中从未与男生谈过话。
阿群身高有五尺五、六吋，比我似乎还要高，长得端庄大方，而且很有头脑，平常我都叫她大姐。她见了菩萨的神态，突发奇想，与小邱一商量，打算撮合“菩萨”和“魔鬼”我，这一对“绝配”。
我功课不好，所以对成绩优秀的同学，常常是敬而远之。可是经过她们几次精心的安排后，菩萨却令我刮目相看，她思路广博，反应敏捷，而且擅弹钢琴，艺术、文学都有涉猎。只要我们在一起，总是旁若无人的谈天说地，批古讽今。
最初，她总是静静的，话不多，但往往一语中的。后来我们熟稔了，她变得越来越兴奋，说话时显得很急，脸上常泛着微红。而每次在话说完后，又认为自己失态，连忙把头低下去，半响无语。
她一切都好，完全符合我的理想，却有一点我无法忍受，她的母亲是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她则是虔诚的信徒。
我必须说服她，使她脱离迷信，否则，基于意识型态的不同，我们永远不可能相处在同一境界中。
经过了几次激烈的辩论后，我发觉她虽然信得真诚，但却处于宗教与科学间的极端矛盾中，只要假以时日，我相信一定能将她拯救过来。这个理念驱使着我，只要一有机会绝不放过，专门批判她的宗教态度。
没有多久，阿群就很不客气地警告我，说菩萨是很纯洁的女孩，我不应该伤害她。我连忙解释说，我们在一起只是讨论宗教。阿群恍然大悟，却更不能谅解我。她认为人各有志，菩萨一生下来就受了洗，信主信得很深，现在心智已大失常态，每天躲在屋角喃喃地祷告。
我认为事不宜迟，她的信心已在动摇，我必须一次把她彻底征服。否则像这样纯真的人，我不应该让她身心崩溃，倒不如放过她，让她回复本来面目。至于我能否得到她，完全看我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