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几乎到了穷途末路，一看那喇叭箱子，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看，说不定可以靠吹喇叭谋生哩！我走访了不少夜总会、俱乐部，才发现每个乐队都有自己的班底，挂单的乐师根本没有生路。所幸有一位白俄人，他曾在沈阳待过，会说几句中国话，见到我如同见到乡亲。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水准很差的舞厅，由于待遇差，经常缺人。
在巴西所谓的舞厅，实际上就是妓院，跳舞并不重要，音乐更可有可无，男男女女只是借着缓慢的节奏，以便让身体相接触，从而培养情绪，以达到进一步的目的。
我不会巴西人迷恋的森巴，但蓝调在这里最管用，也最适合小喇叭。
大概吹了一个多月，我的成绩不错，在那种场合下，居然还有人“点唱”。有点唱便有外快，生活也改善了些。我梦想有天会有乐探出现，说不定能和“格兰米勒”一样，将来拥有自己的乐队，创造自己的音乐。
谁知好景不常，有天舞厅突然关门了，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好在手头有了些钱，我又可以慢慢地去找工作了。只是，我决定放弃吹喇叭的工作，因为吹喇叭很费劲，我已经连续几天大便出血，身体极度虚弱。
有一个从大陆来的老华侨，说神曾与之通灵，发愿要做牧师。为了召集信众，他热心公益，帮人抒困解纷。有个同学将我介绍给他，请他帮我找个工作。
流浪久了，我倒也希望安定一下。胡混了这么多日子，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人生，人生是已经体验了不少，但健康却赔了进去。现在我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好一面休养身体，一面把所经历的整理一下。
由于有了牧师可资依赖，不必自己再去东闯西找，我便常去造访帮助我来巴西的张老伯，听他发泄一下满肚子的牢骚。
张老伯每次谈的都是政治，他虽然在异国做了寓公，却始终心存故土，有时谈到激动处，当着我的面也禁不住老泪纵横。
张老伯的不幸，应溯及张少帅的西安事变，可是他闭口不提此事。只把陈诚解散东北八十万大军的事，骂得狗血淋头。我不否认受过陈诚的好处，但我也了解很多内情，陈诚是国民政府中极少数值得敬重的军事及政治家之一。
最初，我只是静听张老伯的怨怼，次数多了以后，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免一个余日不多的长者，永远生活在错觉中。
“张伯伯，请问您，在老先生的领导下，国家的决策该谁负责？”
“这个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老先生。”在习惯上，他称先总统为老先生。
“如果有人不照老先生的意思，您想会有什么下场？”
张老伯笑了，似乎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未经世事，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懂。
“我跟你爸爸是好朋友，你知不知道他曾被老先生批示‘永不录用’？老先生的确是个领导人才，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某些做法，但他很有远见。”
“假如是一个集团军的异动，谁能出主张呢？”
“一个集团军？连一个军的异动，都完全在老先生的控制之中。”
“一个集团军不过十万个人吧？”
“要看编制而定，有些杂牌军可怜得连军饷都没有，那能养得起几万人？”
“那么东北八十万大军可比得上好几个集团军啰！”
“唉，你是不知道，我们东北军是从日本的关东军接收过来的，不论装备、训练或士气，都比老先生的部队强得多。如果不解散，林彪怎么可能拿下东北？又怎么会有徐蚌会战？又怎么可能平白的把大陆丢掉！所以我说陈诚该杀！”每次一说到这里，张老伯就气愤填膺，怒发冲冠。
“老伯，您有没有想过，陈诚并没有这样大的权力呀！”
“你是小孩子，哪里晓得？是陈诚建议的，也是他执行的，连他自己都不否认。”
“像这样重大的决策，别人的建议老先生会接受吗？再说这样严重的后果，老先生会轻易放过吗？老伯，您对民国的历史熟得很，有这种可能性吗？为什么老先生不但不处置，还把台湾的军政大权交给陈诚？这其中难道没有玄机吗？”
“这就是我不能原谅老先生的地方，所以才逃到巴西来。”
“您有没有想到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陈诚尽忠职守，肯为老先生背黑锅，会是什么情况呢？”
张老伯听了，楞了一会儿，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我知道你爸爸是陈诚的同党，我好心帮你的忙，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些话！”
我又上了一课，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他所不愿见的真相，尤其是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从此我不敢再去他家，因为我拆穿了他心里的屏障。他当然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可是老一辈的人极重视忠君报国的观念，他无法责备他心目中的国君，潜意识中便将国恨家仇转移到一个代罪羔羊身上。
不久，那位牧师果然给我找了个工作，是教会中一位姓方的上海人，他在家中开了一所工厂，专门生产婴儿用的娃娃车。
去前大家说好，目前只是互相帮忙，如果做得好，他打算正式开办工厂，那时才能算正式的员工。这些都不重要，我之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只是表示感激牧师的好意。再说，家中办厂，我也觉得新奇，经历一下有何不妥？
他家在郊区，地方很大，他已经请了一个日本工人，工作做得很慢，不足应付订单。方先生负责销售，老是急着催货，所以才要我来。
那种工作实在简单得使不上力气，不过是把空心铁条压弯，再装上已经缝妥的布底及一些装饰。几天下来，我就把积存的物料用得精光。方先生高兴得大量接订单，大量进货，反正只要他能接，我们就能实时交货。
最初方先生大为感动，把我当做家中的一员，相处极为融洽。我满以为这次可遇到了知音，理应肝脑涂地以报。于是又替他出些点子，告诉他应该如何改进。不料，他的态度却一天一天冷淡，我知道又是热心过度出了纰漏。
直到有一天，方太太出面告诉我，说原来供不应求的市场，如今竟告饱和，他们决定维持过去的状况，不得不请我走路。
事后牧师却告诉我，说方先生交待，要我千万看在过去的份上，不要再从事同样的工作，以免与他发生利害冲突。
人心人性，自古皆然，为了生存，能力不足者，最怕别人比他更强。谁又知道别人的心事呢？谁又相信会有人宁愿不顾自己的利益，而为别人着想呢？错不在方先生，是我太天真，太爱表现，可是我能不努力工作吗？分明看到了缺点，能不改进吗？
我决定不再枯等，这时“老师”也失业了，还有一位在巴西认识的朋友小龙，他毕业于屏东农专。我们三个人一商量，既然都学农，为什么不干脆从事本行？大家决定到“保禄”附近的一个小镇去，凑了一百多块美金，买了一个约三亩大的农场，准备种桑养蚕。其实大半的钱都是小龙出的，我不过是凑凑数而已。
保禄位于圣保罗的西北方，坐火车要五六个钟头，是日本人的大本营。我们要去的小镇极为偏僻落后，离保禄还有两个站。我们先去参观当地的农场，那儿有几个中国人，来此种桑养蚕竟然大为成功，一举带动了地方的经济。
我们买的地，上面全是杂树，地虽不大，整理极为费事。我们一盘算，买地简单，而种地所需要的资金恐怕要超过地值十倍。这时三个人都已身无分文，胡里胡涂就把土地买了下来，以后呢？难道可以吃泥土度日？
于是我们又赶回圣保罗，各自想法借一点钱来。谈到借钱，正是我的致命伤，我一向单打独斗，这时能向谁借钱去？不要说试，连想到都心烦，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到了晚上，我没有钱住旅馆，连最便宜的，一天只要一美金的大统舱都住不起。只好到公园里，找了一些报纸，里着身体，与一些流浪汉挤在一个墙角上，倒也挺温暖。
其实我露宿穹天之下，这也不是第一遭了，不值得大书特书。在台湾时，有一次为了一件事去屏东师范找一位女孩“丁丁”。去时，替老总统驾飞机的同宗朱逢汤，给了我一张军机座票。到了屏东，为了省钱，也曾在公园里睡了一晚。那一次受到幸运之神眷顾，清晨起来竟捡到五张百元大钞，所以我常把露宿视为发财快捷方式。
但是这次心情完全不同，如果说要历练人生，也不必一定要到与流浪汉为伍的地步。一次又一次的，工作上不断遭受挫折，难道是我太贪心？还是工作不努力？或者是好高骛远，个性乖僻？尽管我不肯承认，事实胜于雄辩，为何没有一个工作我能持续半年以上，而别人却都活得好好的？
我试图归罪于运气，那也说不通，记得封神榜中有姜子牙流年不利的故事，但我并没有那样倒霉。我所遭遇的多半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我愿意相信别人，而别人却不能相信我，其中必有症结。可是我打破了头脑，就是解不开这团谜。
天亮时，在蒙蒙的曙色中，突然一幅画面跃进了我的眼帘。在这群流浪汉中，竟然有一家人－－一对年轻的黑人，和一个大约一岁多的孩子。那对黑人紧密地依靠着，孩子则睡在他们的膝间。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有悲愁或痛苦的神情。天地宛如他们的家，人间只是一段旅程，在知心的伴侣身边，还有什么他求？
多年深埋在心底的绮梦，顿时化为烈火，燃醒了饥渴的灵魂。为什么我没有一个伴呢？如果这时身边有个人，能像这样的依偎着，岂不是冰淇淋蛋糕－－外冷内甜？
其实我早就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一种难以告人的私衷，那就是“性”。自从在花莲找了一次妓女，得了性病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寻花问柳。在生理上我的需求旺盛，经常亢奋得坐立难安，唯一的方法是靠手淫来解决。有时一个晚上要三四次，才能抒解那种难堪已极的感受，而第二天，心理的自责却又接踵而至。
我常自诩自我控制力很强，所有认识我的人，也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我却对性的需求束手无策，竟要用这种可耻的方法，这算什么自制？不过，我有我的看法，可耻与否，在于人的认知，如果与人无损，耻从何来？
在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中，凡是要修仙学道的人，就必须要克欲戒淫。虽然那是神话小说，但却成为我信念中的一部分，是我奉行的金科玉律。做不到就表示定力不够，证明我是凡胎俗子，成不了气候。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结婚，而结婚又不是单纯的买卖，买进门来不喜欢还可以放在一边。结婚不仅要男欢女悦，还要长相厮守，再下去便是生儿育女。不论幸福与否，很可能一生就此葬送在家庭中。
我做不到，做不到就要付出代价，这是生物进化的铁律。我知道代价很高，也一直都在支付，从未后悔。我的对策是保持忙碌，不断地给自己出题目，不断地努力应付，每天心神都被占据，倒也履险如夷。
现在，两手空空，无所事事，我被打败了。身心疲惫，意志力消失无踪。
心中念头一起，我下意识地认为，还是先结婚的好。像这对夫妻，无家无室，相偕飘零四海，岂不更为潇洒？再说，这次要去农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