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念头一起，我下意识地认为，还是先结婚的好。像这对夫妻，无家无室，相偕飘零四海，岂不更为潇洒？再说，这次要去农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三天，打了就跑。仅有的几个朋友已经把我看得一文不值，我必须安心下来，证明一下自己并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辈。而唯一的方法，便是用“家”把我牢牢的拴住，所以我决定要结婚。
结婚？对象呢？这点我并不担心，我不相信自己有哪点不够格。
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张开眼睛，仔细打量身边搔首弄姿的各类女郎。人真是可怜的动物，各种感官就像一根一根的绳索，把人的身心捆得紧紧的。平常我钻进了思考的阁楼，在那里，感官的噪音已经化为我探索的对象，所看到的只是连绵的纤维。现在不同了，下得楼来，各种纤维纠结成一片罗网，在在引人入胜，我迷失了。
首先，我壮起胆子，先向老同学借钱。当时年轻人的圈子里有一句话语－－北才南潘。“北才”指的是一位名叫才立中的青年，他在一个纺织厂任经理，老板是中国人，工厂的事全交给他。他手下用了不少台湾来的朋友，平日尾随着他，俨然一方领袖。
多年后我曾在美国遇到他，那时他已面容清瘦，满头飘白，一副落魄的模样。半响，我都不敢跟他打招呼，还是他大方地走过来。谈起当年，他感慨万分。他不讳言过去因为年轻无知，任性骄狂，恃才傲物。后来与东家闹翻了，自行立业，却被最信任的朋友出卖，以致一败涂地。言下语多自责，颇足醒世，此人能幡然醒悟，实乃我生平仅见。
南潘是指在南方“快乐港”经营农场的一位潘姓学长，不幸他的名字我始终想不起来，多半是我欠他的钱一直没还，潜意识中有意给忘掉的。
这位学长拥有几百亩地，种植大豆，年年丰收，事业相当成功。他每次来圣市，总会引起一阵旋风，同学们口口相传，都以他为荣。
刚巧这次他又来了，我厚着脸皮向他借了五十块美金（相当一般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有了钱，我又去中华会馆，何神父见到我，免不了又东问西问，听说我要去农场，他大感欣慰，笑得嘴都合不上，一直说：
“你这孩子！早该回到本行的，真是迷途知返，迷途知返！”
“是呀，有您这位牧羊人在，哨子一吹，不回来也得回来。”我知趣的幽他一默。
“先安定下来，然后成家，听见没有？”
“那么您就发发慈悲，介绍一位吧！”我连忙顺水推舟，其实这才是目的。
“真的？交给我，交给我，我慢慢地帮你找！”
“不能慢慢找，我明天就要回保禄了，能不能快一点！”
“胡闹！胡闹！”他打量着我的神情，这才发现我不是胡闹，他气了：
“荒唐！荒唐！你想做什么？买一个老婆帮你种田去？你这孩子，老是做些怪事！结婚是神圣的大事，是上帝给子民的恩赐，怎么可以这样轻率？”
何神父一语道破，我的想法太奇怪，天下哪有人一天之中就找到婚姻对象？连上帝创造宇宙，也要七天呀！
我打算在农闲的时候，做些小手工艺品，像以前在学校做的脚踏车、三轮车之类，便顺道买了些材料。因为第二天才有火车，到了晚上，一看还有时间，便到自由大道旁一个小巷里，找了个小酒吧，要了整只烤鸡，先享受一番。
我坐在吧台的高凳子上，为的是一个人不好意思占用一桌。这种小酒吧因为本重利轻，一般的吃食都卖，我以往只要腰中无虞，常来光顾。
正在大快朵颐之际，突然听到一声声圣歌平和的哼声。抬头一看，是一位女侍，一边轻快地工作，一边哼着。可能是饥不择食吧，我这一看，神魂竟掉了一半。她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浅褐色的皮肤与黄种人很相近，但轮廓显明，眉目之间颇具秀色。
她哼的那首圣歌我很熟悉，反正时间尚早，我把鸡放在一边，抹净了嘴上的油腻，也随着她哼将起来。她觉得和声有异，见到是我，含羞地笑了笑。“含羞”实在是对少女最微妙的描述，她的羞意成了我心跳的动力。
随着我们开始了长谈，我展开了孔雀的尾巴，说自己是刚来不久的中国人，在保禄经营农场，身家清白，尚未娶妻，无不良嗜好等等老掉牙的话头。
她则乜斜着眼，一副怀疑的神情，最后她说：
“花花公子，你在保禄是真的，但你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可能是因为日本人在保禄经营农业极为成功，她才这样说。
“为什么？只因为我巴西话讲得好？”
“因为你身边的纸包，那上面有日本字。”她面有得色地说。
“啊！中国人就不能买日本货吗？”
“好吧！至少你是在巴西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接着我开始问她，她叫玛利亚，在这里打工是为了想进中学读书。因为家里太穷，负担不起。我心想，好极了，年轻漂亮，又肯上进，家中穷，一定能吃苦。有妻如此，不仅农场上有个帮手，心灵上也可以调教出一个伴侣。
我们谈得太入港，老板过来暗示了好几次，我为了表示大方，便先拿了一张大钞作小费，而且故意放在桌上，好给老板看。
玛利亚见了，很不高兴地说：
“这是做什么？表示你有钱？”
我一听，有志气！这正是我要娶的理想对象。好在明天才走，我便把握机会，约她打烊了以后，我们要好好地谈谈。
“有什好谈的？”
“重要的事，因为我明天要回保禄，我一定要和你谈谈！”
她想了想，点点头答应了。我不便再打扰她，把还没有吃完的鸡包起。另外找了一个地方，一边吃，一边考虑用什么方法，能说服她作我一见钟情的妻子。
到了十一点多，我提前到那小店，店里冷冷清清地，只有店主一个人在收拾。
“玛利亚呢？”
“早就回家了。”店主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忙到街上到处找，我怎么这样轻心？以为店家打烊都是午夜。让她一个人在马路上等，岂不是罪过？
马路上找不到人，幸而我知道她上班时所乘的公车，明天一大早去向她陪罪吧。
附近有个舞厅，是通宵营业的，我以前吹喇叭时曾来这里求职过。这里有个好处，只要叫一杯酒，便可以坐在一旁，消磨到天亮，至少能免除寒夜的侵袭。更何况这杯酒的价钱远比旅馆费要来得便宜，所以夜夜人满。
我找了个角落，小盹到清晨五点，便直接到公共汽车站去等她。
一直等到九点多，终于看到了一个纤细的身影，从公车上走下来，我立刻兴奋地迎将上去。还没有开口，她见到我，一楞，居然身体一软，倒在地上。
我当场傻住了，旁边的人立刻拥上前来，把她抬到路边。有人用水浇在她头上，有人则捉住她的双肩，又摇又晃的，不一会儿，她渐渐地苏醒过来。
有人问：
“有没有人认识她？”
我这时头脑才恢复清楚，挺身而出，说：
“我知道她就在那条小街上工作。”
“那就麻烦你送她过去吧，没有什么，只是太劳累了，最好今天不要工作。”
玛利亚虚弱地站起来，并没有拒绝我的扶持，只是说：
“只要送我到街口就好，你千万不要过来，我们老板不喜欢你。”
“我不过去可以，可是你今天不能工作。”
“好吧，可是我先要请假才行。”
“能不能让我送你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是她见了我害怕呢？还是内疚？为什么一见到我就晕倒？
我一生经历了不知多少奇事，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假如这些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我倒不能不佩服自己的创造力。其实我的解释很简单，人生不过是刺激反应的经历，我的想法作法与正常人大相径庭，所以正常人一遇到我，往往也就变得反常了。
她告了假，很仁慈地让我送她，我叫了一部出租车。在路上我没有问她为什么昨夜提前回去，也没问她为什么会昏倒，只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并诚恳地向她求婚。
她则出了几道难题，要结婚可以，首先我必须信奉天主教；其次是要我按照当地的习俗，先谈恋爱，待时机成熟，再明媒正娶；第三点，她家很穷，有父母兄弟，大大小小十几口，我得要抚养他们。
这三条听来合情合理，对我来说却是此路不通。我也恢复了理性，荒唐的事可一不可再。但愿这件事对她而言，只是一段有趣的人生小插曲。
我们农场所在的小镇全部人口不过几百，有一座泥土建成的小教堂，周围零零落落地排列着几十户人家。中国人也不多，连我们在内，只有十来个。
这里全是起伏的丘陵，雨水不丰，田里都是砂石，长不出精致的作物来。巴西人都以种植树薯维生，这种植物耐旱抗风，是巴西人主要的食物。
种桑的农场大都集中在北部的一个小河边，那边地价极贵，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有人建议我们打井汲水，又因为经费不足而作罢，当地的中国人知道我们是几个不怕死的穷光蛋，也就不再与我们来往了。
我们原以为至少可以种些高梁、玉米之类的粮食，不料田中竟有不少蚁冢。玉米刚刚发芽，第二天就见到田中一行一行比军队还要整齐的绿色大军。小小的蚂蚁，神气活现地扛着切下来的嫩芽，回去报功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小三轮车了，我设计了生产线，快的话一天可以完成十部。每部赚一块美金应该没有问题，一个月就有三百元，说不定比种桑更好。
大家都很努力，待有了一定的数量，就可以去卖了。凭我们三个人的关系，不但认识很多的提包客，多余的还可以寄在礼品店中，大家都信心满满。
在巴西国庆的时候，保禄也有游行，队伍是由镇长带着小学校长，后面跟着几个鼓手，连老师加学生，全部不到三十多人。
我感于他们认真的态度，便毛遂自荐，充当喇叭手，他们大表欢迎。我吹的尽是些“反攻大陆去”、“只要我长大”等政治歌曲，再不然便是些流行舞曲，有谁管这些呢？反正热闹一场，皆大欢喜。
只是我们欢喜不起来，东西做好了，圣市传来一片叫好声，人人要抢着代卖，偏偏就是不见现金进帐。
原来小龙与老师去销售时，都交给了提包商，而所谓提包者，正是手提一包，沿门叫卖。他们卖的都是贵重的中国手工刺绣，一条可赚一百美金以上。而我们的车子一部赚一块钱，还要一个方盒子装着，既不能压又占空间。他们自己倒是各买了几个，但只靠他们买，不进入市场，怎能成为商品？
小龙和老师听了别人不关痛痒的恭维话，满以为任务已经达成。每去圣市一趟，收入的几个钱都花得精光。不到三个月，我们再也撑不下去，只得黯然分手。
再回圣保罗，对自己又有了深一层的认识，我不够资格从事任何安定的事业。因为安定需要资金，而钱非我所爱，它也不爱我。
这次我自己去找工作，有家中国餐馆门口贴了张招人启事。我被录用了，决定先让不爱我的钱进了口袋再见分晓。
想不到刚找到房子，熟悉了工作，就在餐馆中遇到一位朋友。他在北部沙尔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