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饱暖富足之余，人们淫欲的念头油然而生。商人为了谋利，大量利用声色广告，极尽挑拨诱惑之能事。借着自由之名，人人放纵于肉欲，而且津津乐道。不要说一般人，连自制能力一向很强的我，也禁不住心动神摇，方寸大乱。
有一段时期，我常常后悔轻易的离开巴西，与艾洛伊莎失之交臂。美国社会既有人种歧视，又有语言隔阂。不仅生理的压力难以解决，生活上的紧张也无法疏解，每天只是工作、学习，环境把人紧紧的控制着，容不得任何人自行作主。
我原以观光名义入境，在此是非法工作。不论我是否打算长期留在美国，都必须先取得居留权。根据律师分析，我学的是农，又没有足够的农场经验，因此希望非常渺茫。有人建议我去办假结婚，只要一千多元就可以，这种事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无意间在杂志上看到一则计算机做媒的广告，我心中一动，正如同艾洛伊莎所说的，普天之下绝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符合我期望的人，更别指望谁会在哪里等着我。如果决定留在美国，何不干脆与美国人结婚算了？既然我没有时间及机会交女友，唯一的良策就是请计算机作媒了。很可能有一位与我一样的女怪物，不仅与我想法、观念、兴趣雷同，至今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再如她也想利用计算机找一位知心怪物，那岂非大好的良缘？
就算我不打算留在美国，若能找到一个知心的人，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想的对象，不必管对方是中国人、巴西人或美国人。不去找，永远不可能得到，若要找，就要用一个有效率的方法。
通过朋友介绍，接触的范围及选择的条件都有限，我虽然不知道计算机作媒可行性如何，但是参加的人多，选择的机会一定比较大。再说，见识一下这最时髦的新玩意，不论成败如何，总会得到一些经验。
花了一百多元，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填了一大张复杂的表格，我参加了一家计算机做媒俱乐部。一个多月后，计算机通知我已找到了理想的对象，我约她共进晚餐。一见面，她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一定会跟她结婚，我说一定不会，她听了，回头就走。
第二次则是连面都没见就吹了，在电话里，她一直纠正我的文法，我当然希望有个认真负责的英文老师，但是面都还没见着，谁知道她下一步要纠正我什么？
我到俱乐部去抱怨计算机不灵，他们说是我资料填错了。重填资料时，我才发现那些条文式的内容，都是些具体的数字以及简单的说明。
比如说：“你是不是希望对象很美丽？”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说“不”的，但计算机又如何去判断一个人美丽与否呢？再如另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不是有吸引力？”该怎么回答呢？难道也有人说“不”吗？
至于我所关心的文化素质，偏偏在问卷中找不到影子。虽然有下类的问题：你喜欢音乐吗？喜欢艺术吗？喜欢运动吗？但这些话能代表什么？音乐学院里的同学没有一个不喜欢音乐，可是我一见到佐治，就受不了。
除了这些是与否的问题外，还有的就是一大堆数字，如身高、体重、胸围、臀围等等。总之，问题是不少，却没有一项能代表我这个怪物所要知道的。
要想根据这些来决定婚姻大事，岂非缘木求鱼？我当初居然信以为真，甚至在第一次填资料时，还真以为这是所谓的“科学方法”。
反正已经上了贼船，我决定再试一次，计算机挑了两个月后，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在那个周末早上，我便打电话与她联络。对方好象很惊讶，我首先告诉她，我是中国人，是计算机介绍来的。她立刻说好极了，约我马上去她的公寓，见面再谈。
到了她的公寓，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个小男孩，我说：
“我来找XXX。”
“就是我呀！进来！进来！我先去换衣服。”
她进了内间，我环目四顾，沙发上、地上、架子上到处是书，都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哲学、思想等有关。这倒不错，我们应该不愁没有话题。此外，她还有个非常昂贵的音响，只是我看不到一张古典音乐唱片。
不一会儿，她换了女装出来，短头发上还夹了一些发卷。她身上散放着浓烈的香水气味，令我头昏脑胀。
“走，你会打保龄球吧？我带你去。”
“我不会打保龄球。”
“啊？”她好象不相信似的：“没关系，保龄球馆就在附近。”
“开谁的车？”
“你开，我会告诉你怎么走。”她说话时截金截铁，动作也颇有男人之风。
我知道当时在美国有所谓的女权运动，因为我不了解西方社会的背景，无法表示意见。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民国以后风气渐渐开放，虽然难免有工作及待遇的区别以及基于生理、心理的顾虑外，实际上并没有刻意的性别歧视。
人的性别决定于大自然的排列组合，为了争取女权，连动作行为也效法男性，我不能表示赞同。异性之间的吸引力，多多少少是来自不同情趣的调剂，我怎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和男人一模一样？这一剎，脑海中又浮现了艾洛伊莎那千娇百媚的神情，深恨自己跑到美国这种地方来。
上了车，我还在暗自盘算，应该用什么方法，将话题导引到彼此都有兴趣的事物上时，她已先开口了：
“你多大年纪？”
“今年三十岁。”
“你学的是什么？”
“农艺。”
“大学毕业没有？”
“有。在台湾读的。”
“你生过什么病没有？”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淋病不好意思启口，也不知英文怎么说。事实上，不管哪一种病，我都不知道英语字汇，这不能算是欺骗吧？
“没有什么严重的病。”
“好，你结过婚没有？”
“没有。”
“很好。”她满意地说。我发动了车，正想问她要怎么走，她又问：“你家里有几个人在这里？”
“没有。我们怎么走？”我怕插不上口，忙抢着问她。
“什么？啊！很好。向前一直走。”几件事一气呵成，她显得很有魄力。
我最怕这种调查式的问答，想改变一下话题，便说：
“你对社会学很有研究吧？”
“现在不谈那个，你喜欢旅行吧？”
“是的。”我很识趣，谁知道？说不定她真是在做调查工作呢！
“很好。你喜欢音乐吧？”
“是的。”
“很好。你喜欢……”
不等她说完，我必须求证一下她所说的音乐是否与我所说的相同：
“慢着！我指的音乐是古典音乐，是二十世纪以前的。”
“啊？那些老古董？”她不屑地说。
“是的，我是老派的人。”我必须让她知道这一点。
她想了一会儿，决定撇开这个讨厌的问题，又问：
“你每个月收入多少？”
“大约八百元。”
“嗯，好。你工作多久了？”
我实在厌烦于这种谈话，怎么办呢？她想了解我，这是她唯一熟悉的方式，我没有理由拒绝。即使以后不再见她了，为了礼貌也应该应付下去才是。我想到车已开了很久了，不如先到保龄球馆，打打球也比这种采访有趣，于是问她：
“球馆到了没有？”
她蓦然醒悟，四下张望了一阵，说：
“过了头了，转回去吧。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哩！”
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仍然咄咄逼人地追问不止，我们在同一条街上转了三圈。最后我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不耐烦地说：
“现在你问吧！”
她可能自知有点失礼，便说：
“我很满意，该你问了。”
“我没有问题。”
“什么？你没有问题？你不想了解我？”
“这样的问答又能了解什么呢？”
“难道你不觉得这样最有效率？”她大为惊讶，天下居然有我这种笨人。
我无法回答，效率？难道我们在做生意吗？这时，街头有游行队伍经过，我看得出是反越战的活动。我突然灵机一动，她的政治立场应该是自由派，在那时，美国近代的政治人物我只知道一个尼克森，那是台湾舆论界最推崇的一个。如果她喜欢，我便表示反对，反之亦然。以她的个性看来，不大可能妥协，于是我问她：
“你对尼克森的看法怎样？”
“尼克森？哼，他是个失败者！”
好极了，我极力反击，我说他是英雄，世界的救星。我们和谐的关系彷佛冰山一样，瞬间就崩塌了，争了一会儿，她说：
“你送我去前面那间美容院吧，我要去洗头发。”
“好的，我在外面等你。”
“不必了，我会找朋友来接。”
感谢尼克森，否则我真不知道要怎样脱身。
到了八月，家里又来信，说父亲垂危，临终前想见我一面。
这是团结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父母如果不能在去世前见到他们的儿女，可以称之为死不瞑目。当然逝者已矣，谁也不知道瞑不瞑目有什么分别。但是做子女的，长期在“百善孝为先”观念的灌输下，总不希望在脑海中存着一副永远睁着双眼、憋着最后一口气，老态龙钟的亲人的模样。
在一般人的眼中，我父亲待我太过严厉，使我丧失了童年快乐的时光。可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不幸的遭遇、苦痛的过去，正是我一生中最丰富的资本。在当时我确曾怨天尤人、痛哭流涕，深恨命运对我不公平。到如今，我亲眼见到很多在父母呵护下成长的青年，一旦面临了无情的、竞争惨烈的社会，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弱者被强者残酷地欺凌，强者与强者则无休无止地做殊死战斗，以往赖以依仗的庇护呢？而今又在哪里？
历经了幼年深巨的痛苦磨练，我才成为真正的强者，除了我自己，天下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撼动我分毫。这种坚强的心理建设，不正是父亲的恩赐吗？不正是中国历代的先贤大德，累积了几千年的宝贵经验，赋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从功利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一无所取，没有金钱、地位、事业，甚至连家庭都没有。然而，那些并不是我所要追求的，从古到今，人生生死死，又有几个勇于摆脱世俗的牵绊，禀持着明确的原则，迈向理想的未来？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缺点，有时候也会迷失方向。但在黑暗里，在迷雾中，我总能借着过去痛苦的经验，找到一线光明。也能利用千锤百炼的理性，克服自己，继续前进。
直到这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唯一所能禀持的原则，就是不断地观察、学习。此外，更要摒除私心，顺应环境变化，最后希望能找到一种放诸四海皆准、有助于所有人类、彻底解脱痛苦烦恼的方法。
既然父亲要见我最后一面，不管目前情况如何，我都必须回去。
我向诺曼辞职，他大吃一惊：
“你是不是嫌薪水太少？我可以给你加薪，我们的工厂正在扩充，忙得要命，所以忽略了你的问题。”
“谢谢你，是因为我父亲病重，要见我最后一面。”
“见你一面？见到你，他的病就会好？”
“我想不会，他已七十九岁了。”
“那你回去干什么？”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