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以致电位无法控制，由此便产生了各种无法预期的幻想。
一般意志不坚，或者深受不愉快经验所困扰的人，很容易沉迷在大麻的幻境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这种脱离现实的感觉及幻想，在那一段时间里，在新奇的变化中，能够暂时忘掉自我。可是等到麻效一过，面对现实的平凡及无奈，更令他们不能忍受。于是周而复始，渐渐地，人遂沉沦在麻醉品中，不可自拔。
我吸食大麻的次数并不多，没有养成依赖性，主要在于我不喜欢丧失意识的控制力。以刚才的情况为例，如果我不吸食大麻，就不至于失去与凯洛琳道别的机会。如果说要逃避，我也有更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打坐，只要调匀了呼吸，人一样能得到飘飘欲仙的感觉。我因常打坐，所以能明确地分辨出在哪种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感觉。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刚才的感受绝对与大麻无关。在思考过程中，所有的细节都明晰无比，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理智的一次。在感觉上，一切都发自内心，与外界全然隔绝，完全没有受到感觉器官的影响。
最大的分别是，麻醉后丧失了理性，不可能产生那种无可言喻的“极乐”。极乐的境地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领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还要证明什么呢？
这种“金光照顶”的经验，我似乎曾在还珠楼主的小说中看到过。当然，那不可能是真的，更不敢梦想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方才那一刻，如同奇迹一般，“金光”竟自恩临，令我这凡夫俗子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洗礼。
一个崭新的我诞生了，可是这却要到十多年后，这个“新生的我”才真正领会到“金光照顶”仅是入门的第一步，接踵而至的魔难考验，一个比一个更为艰险。直到二十几年后，我写这本自传时，才真正的领悟了宇宙中慈悲无垠的“天机”。
过去我对自己的鉴赏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相当的自信心。可是，在经验中这种信心似乎仅属于个人的，得不到师长、上司、同仁、甚至亲友的肯定。我不禁怀疑自己，怀疑事物的真相，从而为了求证，更是一味迎合他人。
我凭什么确信自己是对的呢？前人曾说：“成者为王败为寇”，千万年来，在滔滔人世中，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谁又不是挣扎在浮则成功、沉则失败的汪洋大海中，任由狂风骇浪的摆布，期待命运的恩宠呢？
如果我的自信需要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其它的人不也一样吗？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坚实、成之于先天的认知基础，且又经得住时间考验，放诸四海皆准的律则。人就只能根据世间的权、财、势、名所提供的价值观，自欺欺人。我如果真有自信，自认为是对的，就必须否定这千古以来人人因循沉迷的现实环境，不受干扰的自行其是。
事实上，我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对一般人说来，我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常规。对我自己而言，如果放弃信念，我就一无是处。而要坚持下去，则又不能容身在这个一切以成功为圭臬的现实社会中。
“金光照顶”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自己感受到了“天”的印证，从而坚定了自我的信心。姑不论是否有“天”，且假设为一种“心理状况”吧。在这个奇迹似的状况发生之先，我还期待别人的肯定，常与人格格不入。待“金光照顶”后，我无私、无欲，无所求、无所住，做自己认为该做之事，心安理得，这才是“真大自在”！“真自由”！
关于这一点，《六祖坛经》给我的教诲最多，佛祖的衣钵信物，到了六祖以后，竟然衣止不传。我不认为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争端，更重要的是修行者信念的印证，如果需要有个衣钵传人在位，就表示佛道需要这位传人的认可。也就是说人不可能自我证道，人信心的建立必须经过权威者的肯定。
既然自六祖以后，机缘成熟，人人都可以自悟得道，为什么我还执着于期待别人的肯定呢？我只要一心保持不变，不为私利，不作分辨，不乱、不惑，世事又有什么对错？我个人又有何得失？
信心是力量的泉源，是行事为人的明灯，由于一切认知都来自经验，而经验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的实体，其可信度很值得怀疑。不幸人在判断过程中，必须有个参考的依据，而世间本来就是各种机缘交会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假定的起点，不论什么都值得怀疑。所以有些人能在某种信心下，勇往直前，在广袤的世间开拓出一片经验天地；有些人则终其生观望怀疑，寸步难行。
笛卡儿的信心所在便是“我思”，由此而引导出他所有的哲学观。基督耶稣更是直接，当他面对受到上层阶级压迫的贱民时，即一针见血的说出：“信我者得永生”。以往我无法接受这种预设的信心，因为再荒谬的事，一朝相信了，当然就能全盘接受，这种盲从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十多年来，我坚持着追寻真理，而在这一剎那，我终于发现基督耶稣不愧为智者，他是对的，金钱也好，名利也好，甚至科学、鬼神，只要能够真信，而且信之不渝，都能让人得到身心平安，引导人走过这段孤独的旅程。
对我而言，了解这个“真理”远比接受更为重要。只是在探索的过程中，要历经各种艰困险阻，意志稍不坚定，就难免误入歧途，蹉跎了宝贵的一生。
在当时，我还不能具体说出自己所得到的信心是什么。但是，信心就是信心，既然已经脚踏实地，至少证明了自己追求的方向没有错误。再花上几十年，去了解这个信心的实质内容，绝对是值得的。
以我的了解，每一个人的经历及遭遇，都有其必然的因果。我不应该自以为是，假真理之名去干扰理当发生，且必然发生的现实。我个人的遭遇，可以视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现代西方科技文明与古老东方精神文明冲击下所产生的一丝火花。如果只是浅尝辄止，不加淬练，充其量不过为人世间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得道者”而已。
人既然是一种经验体，每当时代变化超过了人认知的极限时，人便会丧失信心。这种冲击越大，人反思的动力越强，相互因果之下，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与结构便在无形中蕴酿出来。人智在成长，事物也相对地在变化中，更猛烈的冲击又带向另一个高潮。
当前这个时代，正是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堆砌的顶点，难免具有太多切合人性的诱因，给予太多声色的假象，有心人往往在探索稍有所得之余，便满足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浑忘了他原始的目的，而成为时代的宠儿。
如果时代是永恒的，如果每一个成功的人都得到了平安幸福，则前述的现象未尝不是人生的真道。但据我所知所见，世上亿亿万万众生皆自陷于无名的烦恼、惶恐、痛苦之中，我上邀天眷，在紧要关头得到了光明境界的开示，坚定了人生的信念，得以超脱烦恼，登临彼岸。而回首望去，世人犹在苦海之中奋斗挣扎，究其因莫不是对自己缺乏信心、对信心缺乏了解之故。
我苟有所得而藏私自奉，则不啻为愚迷无知、玷污真道。“我”既已不存，道心常在，为什么不效法佛陀，继续努力，寻求一种符合时代需求，能渡尽众生的法门？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彻底了解这个时代的各种知识，以及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并且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案才行。由此，另一段崭新的、更为艰困的旅程，又展现在眼前。
尼奥与东尼也看出了我的改变，他们认为是读经的效果，又有什么分别呢？我很感激他们，感激凯洛琳，感激过去所遭受的一切，可是他们还能给我什么启示呢？
我知道是离去的时候了，到哪里去呢？这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相信自有机缘，心中倒是非常笃定。
我先去找老马，告诉他我最近的一切变化，良友关心，自然为我高兴。当夜我便留宿在他家中，他有个书房，书架上全是些由台湾带来的小说。我翻来翻去，没有一本看得下去。正想睡觉时，无意中在一个角落里，有两本格格不入的黄色线装书，跃进了眼帘。我一看，竟是佛经，一本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本是《六祖坛经》。
《金刚经》我在很久以前曾经看过，而且每次为父、母超度时所持诵的，都是这本经书。由于译文生涩，并未引起多大的兴趣。而《六祖坛经》却在开卷之后，恰似一字一剑，剑剑俱中要害，把我心里的余惑，斩了个精光！
六祖是禅宗之第六位祖师，即唐朝之释惠能和尚，因继承了佛祖的衣钵而称祖。
缘因释迦佛在灵山法会上，为众说法前，突然拈起一朵花，面带微笑。一时间众佛弟子不知所措，只有金色头陀摩诃迦叶尊者，也会心一笑，佛便将衣钵付与摩诃迦叶尊者，是为正式传授之初祖。佛教在印度传了廿八代之后，至达摩大师。他认为大乘佛教将在中国大兴，故渡海东来，后人遂称其为东土之初祖。其后传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以至惠能，共传了六代。至六祖时，机缘成熟，佛教大盛，至此便不再传授衣钵。
佛教修行之方法，端视各人之根性而定，小乘佛法以劝人诵经行善为主，大乘佛法则以济世渡人为首要目标。至于佛祖衣钵之传人，其境界更进一层，让有机缘、慧根深厚的求道人，不用文字语言，完全靠观念思考，直接了当的，立即得识佛法的真相。这种方法，很受当时中国社会上力求突破的知识分子之欢迎，因此信仰者愈众。
秦汉之初，中国本土在老庄以及孔孟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多半重视自然或实际事务，忌谈鬼神等超自然之现象，因此没有建立起宗教的观念。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由小乘而大乘，皆以经文之读诵，果报轮回等观念的教导，以及渡人济世的目标为主。
直到达摩来华后，揭橥“廓然无圣”的大道，排斥功利观念，在中国士大夫群中，引起了阵阵的共鸣。因为黄老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根基，素来强调“公天下”的观念，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得更透彻：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这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正是人性升华的极致。士大夫立刻吸收了这种“最高乘”的佛教思维，从而与本土文化融汇贯通，在佛教则为“禅宗”，在儒家则为“理学”。
禅宗因为重视抽象思维，拓广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及观念。早期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蜕变于农业，故崇尚自然。后来社会日渐发达，务实的人际关系的需求，使得儒家主张的伦理蔚为主流。中国读书人徜徉在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际”的客观认知中，颇能俯仰天地间、怡然自得。
佛家重视“心”，标榜人的问题在于自心，故求“明心见性”。这种主观认知的存在，一向是中华文化所未触及的，中国人只谈“无欲”，并未深究“欲来自心”！“心生万物”！知识分子由此得到了一种崭新的、超脱的认知。
这种认知最大的特色，是将宗教与思想合而为一，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从此以后，人与自然、人际、人心三个范畴，成为中华文化探讨的精髓。
六祖原来是广东省南海的一个樵夫，没有受过教育，